《祝福》两个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分析

刘启源

【摘 要】文章通过对比1981年杨宪益、戴乃迭所译和1990年版威廉·莱尔所译的两个《祝福》英译版本，找出两译本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的不同之处，并从目的论的视角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关键词】《祝福》 英译本 目的论 文化负载词 翻译策略

一、鲁迅译本研究

鲁迅先生的作品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也是中外翻译家争相翻译的对象，先后被译成英、日、俄等50多种文字。迄今为止，共有18位国内外学者将鲁迅小说翻译成了英文。因此，鲁迅作品的英译研究也一直是国内翻译研究中的热门方话题，研究范围包括语言风格、美学角度、文化因素、翻译策略、翻译对比、翻译评价等。当然，其中也不乏针对鲁迅作品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研究。

文化负载词是指在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中具有文化意义而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中无法找到对应语言的词汇。文化负载词的存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鲁迅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这也成为译者在翻译鲁迅作品时的一大难点和亮点。

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创作于1924年，收录在鲁迅小说集《彷徨》当中，曾被多次翻译给英语读者们。例如194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华裔学者王际真翻译的《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198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彷徨》；1990年由威廉·莱尔翻译、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狂人日记和其他小说》以及2009年由企鹅书店推出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的《阿Q正传和其他故事》等。

筆者选择了较有代表性且翻译时间较为接近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这两个译本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试图归纳出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的差异，并从目的论的角度找出差异的原因，希望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前更全面地把握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的选择之间的联系，同时为译者在翻译同类文学作品时提供一些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参考。

二、目的论与译本的关系

德国翻译理论目的论最早由凯瑟琳娜·莱斯提出。她第一次将翻译理论从语言层面转移到功能目的层面，提出了译文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和原文实现对等。她创立了文本类型分类模式和相应的翻译策略及评价标准，并主张按照原文和译文功能之间的关系来对译文进行评价。汉斯·弗米尔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她创立了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弗米尔提出翻译是为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读者创造出有特定目的的文本，因此要考虑发起人意图、文化背景、读者喜好等因素。

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奉行“忠于原文”的翻译学家中引起了批判和质疑。他们认为目的论的这一原则赋予了译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目的论的要求下译者可以任意违背原文。因此，克里斯汀娜·诺德在莱斯和弗米尔学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提出了“功能+忠诚”的理论。该理论要求译者充分参考翻译参与各方的意见，但译者有权根据译文的目的自主选择翻译策略。这里的“忠诚”更加注重作者的意图并鼓励译者在作者意图和译文目的之间寻求平衡点。该理论有效避免了翻译中出现的激进功能主义。

除此之外，诺德还第一次引进了“翻译纲要”的概念。她认为译文与原文在时间、地点、动机和目的等方面或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即使译文与原文在这些因素上差别不大，也很有可能因译者对文化背景的理解或译者的经历等因素而产生差异。因此，“翻译纲要”可以帮助译者在开始翻译之前搞清楚“译文的目的是什么？”“翻译时哪些因素会影响我对翻译策略或翻译方法的选择？”等问题。翻译纲要包括以下内容：译文功能类型；译文读者；译文的接受时间和地点；文本媒体；译文目的。

笔者选择的两译本其中之一为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合译的《彷徨》杂文集，该译本由外文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杨宪益对于翻译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提出译者应忠实原作，对于原作的内容不该随意增加或减少，翻译时不该作过多的解释，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他认为，在目标语中找不到相同的东西时，采用其他翻译方法而造成原文意思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过分强调创造性。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是受政府委托，其读者群体主要还是以华人或是对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人，在翻译时通过“尽量忠实原文的形象”来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华文的影响力。另一译本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莱尔所译，该译文收录于1990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狂人日记和其他故事》。他在《狂人日记和其他故事》的前言中提到，译者应提供足够的文献材料以确保读者对文本能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他认为译文应尽可能地扩大读者群，而不该将读者限定在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已有一定了解的人当中。莱尔希望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向不怎么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

综上，笔者将两译本的翻译纲要归纳如下。

表1 杨宪益译本翻译纲要

译文功能 文学

译文功能 文学

译文读者 华人或有一定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外国人

译文接受时间 1981年

译文接受地 英语母语国

译文产生的目的/动机 弘扬中国文化，提升华文影响力

表2 威廉·莱尔译本翻译纲要

译文功能 文学

译文读者 所有英语母语读者

译文接受时间 1990年

译文接受地 英语母语国（美国为主）

译文产生的目的/动机 介绍中国文化，扩大读者群体

三、《祝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分析

奈达（1965）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和物质文化。由于《祝福》中出现的生态文化因素较少，因此笔者根据奈达的分类将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归纳为四类，即社会文化词、语言文化词、宗教文化词和物质文化词。经笔者对比《祝福》两英译文本发现，杨宪益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中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大相径庭，选择的翻译方式也有所不同。下面笔者将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对《祝福》两英译本中各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对比并分析译者选择不同翻译方法的原因。

（一）社会文化词

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鲁迅的《祝福》写于1924年，当时的中国虽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的统治，但政局混乱，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仍然压迫着中国劳动人民，因此文中出现了大量涉及当时社会改革、民间婚丧习俗、祭祀礼仪等的文化词汇。

例1：旧历。

杨译：the old calendar.

莱译：old lunar year.

例2：大典。

杨译：great end-of-year ceremony.

莱译：most important of all ceremonies at the end of year.

例3：柳妈。

杨译：Liu Ma.

莱译：Mother Liu.

例4：祥林嫂。

杨译：Hsiang Lin's Wife.

莱译：sister Xianglin.

例1中“旧历”在文中指的就是“农历”的意思。杨使用直译的方法将其翻译成“旧的日历”，而莱则意译为“农历”。例2中两人都直译出了“年终的大典”的意思，但莱却添补了最高级来强调“最重要的大典”之意。例3提到的“柳妈”是对新年在四叔家帮工大妈的亲切称呼，杨使用音译将其直接翻译成该词的汉语拼音，莱则翻译为“妈妈柳”。最后，在翻译《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时，杨直译为“祥林的老婆”，而莱则用归化的方式译为“祥林姐妹”。二者在社會文化词的翻译中，虽都使用了多种方式，但不难看出杨多使用直译的方法。从杨译本的翻译纲要可得知杨的翻译目的是弘扬中国文化，提升华文影响力，而且其读者定位于华人或有中国背景知识的外国人，所以杨多用直译或音译的方法，不仅使华人或了解中国的读者能够看懂，而且可以尽量保持原文的词汇构造和语言特色。而莱尔在社会文化词的翻译中却较多地使用意译或添补的方法，同时运用中出现了较多的注脚，如 “老监生”“康有为”“理学”等。莱尔的翻译目的是介绍中国文化，扩大读者群体。因此，杨选择的这些翻译方法可以向不了解中国的读者更好地解释中国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杨在翻译人名时使用的是1895年颁布的威妥玛式拼音系统，该系统从1892年开始用于汉英翻译，如“Hsiang Lin”、“Kang Yu-wei”等。而莱尔在翻译人名时选择的却是汉语拼音字母。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国务院在1978年批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当中提到：“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消除我国人名地名在罗马字母拼写法方面长期存在混乱现象的重要措施。”莱译本出版于1990年，而杨译本出版于1981年，仅在该文颁布两年之后。因此笔者推测杨在翻译时，该规定可能还未出台或刚出台，影响力不大，执行力度不强，所以杨译本中的人名地名并没有受此影响。

（二）语言文化词

《祝福》创作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此时在文学语言表达方面则是白话替代文言文的过渡时期。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其文学语言中除了引用古典文学作品之外，主要运用了新的白话文法与文言相结合的方式，因此也形成了其文白杂糅、独树一格的写作风格。

例1：“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杨译：By understanding reason we achieve tranquility of mind.

莱译：Having completely penetrated the principles of things， the mind becomes serene.

例2：《近思录集注》。

杨译：a volume of Chiang Yung's Notes to Chu Hs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莱译：copy of collected commentaries to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出自朱熹《论语集注》，意思是： 处理事情若能明白儒家之道就能弘通达观，心理也就能保持稳定和谐。其中，“事理通达”，杨译为“明白道理”，省略了“事”和“通”的翻译；莱则将这四个字的意思全部进行解释，译为“完全看透事物的原理”。杨和莱在翻译此句时都选择了非谓语动词做方式状语的语法结构，但杨译文所用字幅明显少于莱译文。另外，朱熹曾编著《近思录》一书用于介绍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例2中的《近思录集注》则是清代文人江永所著，是《近思录》众多注解本之一。杨在翻译此书名时并未翻出《近思录》，而是运用两位作者和两本书的内容进行文内解释，译为“江永对朱熹哲学著作的注解集”；莱则译为“‘反思眼前事的评注集”，并且运用注脚做进一步解释。由此可见，杨在翻译此类文化词时多使用省略法，因为在读者多为华人的基础上，省略法的使用既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又能在字幅和语句结构上尽量接近原文；莱译本在翻译文言文时使用意译和解释的方法，而翻译书名时多用直译与文外加注结合的方法，这些翻译方法能更全面地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并增强美国读者的可读性。

（三）宗教文化词

《祝福》中，鲁迅通过描写人们对“祥林嫂”的态度和待遇以及“祥林嫂”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表现了当时社会人们封建迷信的思想。这当中不乏对当时宗教礼仪和祭祀场景的描述，涉及了不少宗教文化词汇。

例1：土地庙。

杨译：Tutelary God's Temple.

莱译：temple.

例2：送灶。

杨译：departure of the Hearth God.

莱译：farewells to the kitchen God（注脚）.

例3：天地众圣。

杨译：saints of heaven and earth.

莱译：various gods of heaven and earth.

例1中的“土地庙”是中国最普遍的祭祀建筑之一，供奉着土地神。中国祖先认为土地能给人们提供粮食，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因而祭拜土地神，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杨将其翻译为“守护神之寺”，而莱却省略了“土地”二字，直接翻译为“寺庙”。例2中“送灶”指的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小年”。传说灶王爷要在这一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主家一年功过，因此人们祭拜灶神，祈求灶神多说好话，让众神保佑新年阖家平安。杨译本将“灶神”直译为“灶炉之神”，莱却选择了英文中“厨房”一词，译为“厨房之神”。例3的“天地众圣”根据原文语境应该是指“各路神仙”的意思，杨直译为“天地间的圣人”，莱则将“圣”译为“神”，即“天地间的诸神”。

（四）物质文化词

物质文化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鲁迅在原文中描写镇上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准备新年各种仪式时出现了各类服饰、饮食等方面的物质文化词汇。

例1：绞丝银镯子。

杨译：twisted silver bracelets.

莱译：locally made bracelets-brailed strands of silver.

例2：聘礼。

杨译：money for his wedding.

莱译：the money to get a bride.

例3：鹰洋。

杨译：silver dollars.

莱译：strings of cash.

例1“绞丝银镯子”是鲁迅笔下为“祝福”做准备的妇女们所佩戴的首饰。杨直译为“绞状银手镯”，莱则对其增加了适当解释，译为“当地用网状银丝制作的手链”。例2“聘礼”在中国文化中是指在订婚时，男方家给女方家的财礼，杨译为“婚礼的花销”，而莱译为“娶老婆的钱”。例3的“鹰洋”实际上指的是墨西哥银元。银元始于欧洲，俗称“大洋”，16世纪起各国银元开始在中国流通，在民国时期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墨西哥“鹰洋”因银币上印有鹰鸟而得名，是当时最主要的流通币之一。杨将其译为“银元”，莱则意译为 “好几串钱”。

四、结论

通过对比两个译本，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两位译者都结合了多种方法来翻译《祝福》中的文化负载词，但杨宪益主要运用直译、音译和省略等方法；莱尔则多使用意译、归化、文内解释和注脚的方法。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则是因为两者的翻译目的和对读者的定位不同。杨宪益的翻译目的是弘扬中国文化，提升华文影响力，将读者定位为华人或有一定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外国人；而莱尔的翻译目的是介绍中国文化，扩大读者群体，他希望读者不仅限于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而是所有英语母语读者。由此可见，不同的翻译目的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由于两者的翻译目的和译文的接受群体不同，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无法评价谁更胜一筹，但两位优秀的译者都在翻译文化负载词这一难点上给出了值得参考的处理方法，是值得译者们借鉴的。

【参考文献】

[1]Reiss， K. & Vermeer， Hans. 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M].Tubingen： Niemeyer， 1984.

[2]胡安娜.克里斯丁·诺德的“功能+ 忠诚”理论的核心及现实意义[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06）：101-103.

[3]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Approaches Explained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4]王晨.翻译家杨宪益研究[M].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5]Lyell， William A. Dai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6]Nida，Eugene 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E. J. Brill， 1964.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改用汉语拼音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Z].1978.

[8]Nord， Christiane.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M]. Amsterdam： Rodopi B. V， 2005.

[9]Vermeer，Hans J.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Action [A]. In Chesterman，Andrew （eds.）. Readingsin Translation Theory [C]. Finland： Oy Finn Lectura Ab， 1989.

[10]Reiss， K. & Vermeer， Hans. 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Tubingen： Niemeyer， 1984.

[11]魯迅.彷徨[M].杨宪益，戴乃迭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

[12]纪可，石玉.译者的定位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基于《阿Q正传》三个英译本的统计分析[J].学术论坛，2010（12）：225-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