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变迁：从文史见长到儒学复兴

霍思伊

20世纪40年代，齐鲁大学校园全景。

山东大学的校名由毛泽东亲笔书写，源自1964年3月他给该校中文系教授高亨的回信。那是山大历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半个多世纪一晃而过，今年10月15日，山东大学迎来120周岁生日。

山东大学创办于清末，兴起于民国，在战乱时期风雨飘摇，1949年之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历史大潮的反复冲击下，山大屡受震荡，几度分合，但始终保有自己的特色，以“文史见长”著称，底蕴深厚。一所大学如何适应和引领时代潮流，从山大走过的百廿历程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作家校长”

1928年，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成员包括蔡元培、傅斯年、何思源与杨振声等人。蔡元培当时是主持全国高等教育事务的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他一力主张将山大建在青岛。1930年，国立山东大学正式成立，地点在青岛市鱼山路5号，那时还叫国立青岛大学（后一律统称山大），由蔡元培题写校名，并举荐杨振声任校长。

这成为山大的一个重要发展节点。

山东大学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济南创办的山东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官办大学。中华民国成立后，1914年，全国进行教育改革，山东大学堂被分解为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医学六所专门学校，后来，六所学校又短暂合并了两年，改名为“省立山东大学”。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并占领济南，省立山大被迫停办，师生离散。

蔡元培选择杨振声作为首任校长，是有考量的。杨振声毕业于北大国文系，是“五四新文学”的干将。他的中篇小说《玉君》1925年出版后轰动一时，鲁迅评价他为“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香在其专著《边缘的自由》中分析，杨振声是“作家校长”，他自身的人文追求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山大自由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去山大前，杨振声曾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在1928年提出了“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宗旨，这一主张后来在山大得以充分贯彻落实。

首任校长杨振声。

刘香指出，由小说家来管理学校，决定学校体制与规范，其直接结果是，山大更注重文科的教育与发展。虽然他们也聘请了大量的理科类的一流学者，仍比不上对新文学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视。

对于招揽人才，蔡元培曾说，一看其是否有真才实学，二看其是否懂教学的方法，只要满足上述两条，不论其人的政治见解或学术派别，均可聘用。杨振声继承了蔡元培的这一理念，在延揽人才上有自己的标准。

1930年夏季，他亲自去上海物色教师。梁实秋和闻一多是杨振声的老朋友，当时二人正好在上海。杨振声劝他们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不妨“先尝后买”。在杨的劝说下，闻梁二人来到青岛，发现 “这地方在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一言以决，决定在此任教”。

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任山大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因为闻梁二人在理念和实践中都主张中西文化共融，且兼具中西功底。杨振声认为“要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他还要求山大中文系学生必须修两门外文系课程，外文系学生必修中文系两门课程，其中一门是中国文学史。而且除了公共英文是必修课外，还有德语、法语、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可选择。

闻一多在山大讲唐诗，讲英国诗歌，也讲《诗经》。他在阅读西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时发现，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落后，重考据之风，他便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打通中西治学的不同脉络，“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

此时，梁实秋在青岛市鱼山路33号的公寓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当时山大图书馆的莎士比亚著作在全国是“有点名气”的。

1931年，沈从文也在杨振声的邀请下加入山大，梁实秋说：沈从文只有中学毕业，提拔他的有三个人：第一是胡适，第二是徐志摩，第三是杨振声。杨聘请他讲《散文写作》，将新文学搬上讲堂，这在193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是不多见的。这正是他的教学理念的体现——“使大部分学生能从事于白话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在学生时代打好基础，启发其将来成为作家的才性”。杨振声自己也亲自讲《小说作法》课，把新文学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等课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全中文系课程的中心和先导。

定量实验室。

1936年，校运动会山大足球队成员合影。

1935年，国立山东大学“海鸥剧社”演出田汉改编的著名抗日独幕剧 《放下你的鞭子》。图/FOT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