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与口罩

李怀忠

33年前的常州城里，找不到一家鲜花店。33年后的今天，常州满城找不到一家开门的鲜花店。寂静的街巷，触目皆是口罩，白色的口罩、黑色的眼睛……

1987年的春天，我病了。头痛，出现脑积液，住进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病房。27岁的小伙子，整日躺在病床上是什么滋味？我利用治疗的间隙，偷偷步入医院老病房大楼后的小花园，闻春天泥土的气息。想象着我的学生——数里之外的北郊中学高二两个班的百余名学生，早间书声琅琅，课上凝神专注。语文老师不在的时候，你们如何自习？老师交给你们的作业，完成得可好？

躺在病床上的一周，不是输液就是昏睡。一次抽取骨髓样本之后，我沉睡了不知多长时间。醒来口渴，侧身去端杯子。这时，七八枝红的、黄的、粉的花枝，带着嫩叶，插在一只水果罐头瓶里。我的眼睛产生了幻觉，这是什么？这是哪里？淡淡的花香，青涩的枝条，安静地在一侧的床头柜上跟我细语。那时，我不懂“花语”，也无花的常识。看褐色的细枝，那分明是从树干上硬折下来的。

同病房的病友见我醒来，纷纷对我说，五六个学生模样的人中午送来的，他们轻轻地放好，就看你，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蹑手蹑脚地离去了。我拨弄一下花枝，一张字条落下，上面写着：“李老师早日康复！爱你的学生。”

当天下午，我的妻子腆着怀胎6月的大肚子来病房的时候，很惊讶地说：“这些孩子可能是跑到野外去采摘的。”北郊之北有大片大片的农田、河滩与草木。

这些野花没有鲜亮的色彩，没有整齐的造型，甚至显得散漫、粗陋。当鲜花店遍布我们这座城市的时候，城市似乎没有了郊野，也没有了野花。于是，33年前学生摘的这束花枝，成了我永久的记忆，成了我心中的不谢之花。

33年后的冬天万木肃杀。年前我还去花卉市场搬回两盆花，春节一过便万店关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肆虐大地，武汉病了，我们的祖国病了。口罩，口罩，别说探亲访友，别说买束鲜花，真正揪心的是，一“罩”难求！

我的职业有几分特殊。妻子在家嗔怪道：“既是春节又有疫情，为啥还不待在家里休息？看你总给张三李四回微信‘平安度过疫情，说一套做一套！”我供职的报社安排我值班，为抗疫提前至大年初四上班，初五出报;我兼职的作家协会，诗人们率先发声，行动无比之快。我为他们做做后勤，必须的吧……尽管有电话、微信，但出门在所难免。于是，口罩成了问题。

我想起两个从医的学生，都是呼吸科专家。一个是中医院的门诊部主任，已经出征武汉。我千叮万嘱，临行前这个学生留下四个字：“老师珍重。”另一个也是相关科室主任，也已“失联”多日。年前她还嘱我去做了一个肺部CT.两个结节没有变化，也是撂下四个字——“老师放心”。现在我不能联系他们，更不能增加他们的负担。口罩预约几次未果，于是将用过的洗洗、晒晒、烘烘，反反复复，对付着用。

2月3日，上班第一天，天气不错。下午回家，小区门岗已经不放外人进入。几乎在开锁跨进家门的同时，手机微信“咚”的一声响起。“李老师，你在哪里？给你‘搂了点口罩。”我大为疑惑：这个时候是谁？“一会儿你们小区门口见。”我定睛一看——潘振！我没有思索，立马打电话告诉他：“我有，不用不用。”“不可能！”他回答得那么干脆。

這是一名现在跟我同行的学生，扛着摄影机，拿着话筒，是电视台的一名干将。可是我印象中，他长得白净又安静。我看着他成长，从彬彬儒风到虎虎生气，成为一名我们这座城市的记录者。平时跟我不远不近，时有问候，相见总是一脸的笑。前往小区大门的路上，我在想着最近一次跟他见面的情景。远远地，我看见他的身影，与我相仿的高矮与相貌，只是比我小十几岁，也四十好几了。走近了，他还在低头跟我发信息，一头浓发间也有白发了。我俩四目相望，眼神中有太多的语言！不能拥抱，没有握手，在这特殊的一刻，心中涌动的是惊涛骇浪。

“老师，这是我单位给的30只口罩，给你10只。”他给了我三分之一，余下的给自己、妻儿、父母……

临别，我给他车里强塞进一个红茶礼盒，逐他快离开。没多久，他发来微信：“送了25块钱的口罩，拿回来几百块的茶叶。李老师，你这么搞会破产的。”后面带了一个幽默的傻笑表情。

我真想对我亲爱的学生，对我所有真诚的朋友，大声说——

这样的“破产”，我心甘情愿。

（选自《文艺报》2020年3月4日，略有删节）

【导读】

文中的“鲜花”与“口罩”，在不同时期凝聚着我”和学生之间深厚的感情。你如何理解文中画线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