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外交部长”何康

宋春丹

晚年何康。图/受访者提供

相比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原农业部部长何康的名字远不像万里、杜润生等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推手那般家喻户晓。

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最大特点是自下而上，杜润生就是抓农业生产关系调整的主导者。但改革措施再好，也得有人落在实处，生产力问题就是何康领导的农业部在抓。正是在他任上，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粮食总量供大于求，他因此被授予国际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世界粮食奖”。

何康曾在题为《伴随我国农业发展70年》的一篇自序中写道：“我衷心拥护对外开放的国策，中国人吃自我封闭的亏太大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在科学面前，我们应该虚怀若谷，从善如流。”

或许也正因为此，80年代他所领导的农业部被戏称为“农业外交部”，他则有“农业外交部长”之美称。

农业大使

1978年1月，何康从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任上调农林部任副部长，分管科教和外事工作。

这年7月，他作为副团长兼秘书长参加了一个26人组成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美国。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美国朝野对这个中国官方代表团非常重视。他们在美40天，走访了14个州。

通过这次考察，何康对美国农业的高生产率和当代农业的现代化格局有了具体了解，也认识到中国农业的差距。回国后，他受代表团委托作主要发言，向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了汇报，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发展社队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健全科教机构等八个方面的建议，系统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观点。

1979年2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协调领导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农机部、水利部、国家气象局和国家水产总局等所有农口部门。主任先后由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和万里兼任，副主任有五位，其中排名第三的杜润生（分管政策研究）和“位列末席”的何康（分管生产、科教和外事）最受万里倚重。

1979年，朱丕荣调任农业部外事司，先后任副司长、司长。外事司是农业部的大司，有80名在编人员，包括部分驻外大使馆农业秘书、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中文组职员及少数官员，还有一支翻译队伍。

刚到不久，朱丕荣就随何康出访美国。这次出访很有成效，与美国农业部建立了双边农业科技合作工作组机制，还与世界银行洽谈了中国农业科教贷款项目协议，包括引进先进仪器设备，培训中高级科技人员等。

改革开放后，农业对外交往频繁。80年代，仅美国就有200多个农业方面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中美双方交流合作的项目多达163个，农业部向国外派出了600多名访问学者。世界银行给予中国的农业贷款共计70多亿美元。根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至2006年中国就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欧盟、日本、德国粮食援助（实物折算）近14亿美元，还有一些双边及多边技术援助，折合资金达15亿多美元。

1982年5月，国家农委撤销，成立农牧渔业部。何康担任副部长，在部长林乎加领导下继续分管科教和外事。

全国农业区划办工作人员范小建就在这时成了何康的第四任秘书。范小建的父亲范长江与何康的父亲何遂是故交，何康少年时代读了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后思想受到很大震撼。

范小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农牧渔业部是个有很多老干部的新摊子，副部级领导就有十几个，部党组成员多达16人，有时开会，没等每人都发言一次就到吃饭时间了。

1982年9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写入了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最符合“四化”标准的何康在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于1983年春被任命为农牧渔业部部长。新的部领导班子除何康以外，只有副部长朱荣和肖鹏以及几位党组成员、分党组书记，人数大大减少。

范小建回忆，何康的办公室约40多平方米，何康的办公桌在里面，他的办公桌在门口，中间没有隔墙，他讲话声音又大，经常对何康造成影响。不过，何康难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坐一坐，一天到晚总不停地忙于会议和外事活动。每天下班时，范小建都要往何康家里送一大叠待批阅的文件，何康第二天一早批阅完送回，几乎天天如此。何康对身边人员严格要求，范小建从没有陪同他出国过一次。

何康讲话从来不用秘书准备稿子，自己拟一个简单的提纲，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思路清晰。他的英语很好，一般不需要翻译，尤其是对专业类词汇和植物的拉丁语名称比翻译还纯熟。范小建英语不好，来往的英文信件大都由何康直接处理。

与何康商量后，1983年范小建对何康的工作時间分配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统计。统计显示，何康的工作时间中外出调研和外事活动所占比重最大。这份统计结果无意间被在部里蹲点的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看到，送至中央领导人处，整党简报上对何康作了批评，领导人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了他的“事务主义”。

范小建说，其实在当时情况下，这个统计结果正好说明了何康在抓农业对外开放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现在回想起来，在中央各部委的对外开放工作中，农业部总是走在前面的。”

此事之后，何康对范小建没有任何责备，依然信任有加。范小建觉得，如果换一个领导，由于身边工作人员的不慎给自己带来这样大的麻烦，可能后果难料。

1983年，陈耀春从北京市畜牧局调到农牧渔业部，担任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后任畜牧兽医司司长。到任后不久，部里就交给他一个任务：解决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紧缺问题。

陈耀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刚刚吃饱饭的国人开始关心“吃好”的问题，过去农业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粮和棉的问题，没有管理副食品生产的对应机构，因此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畜牧兽医司。陈耀春觉得何康是专家型革命干部，为人实在，很有学术底蕴，也很有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