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交流：“物”语即人语

时间：2024-04-23

鲍安琪

原定于6月在深圳南山博物馆开幕的叙利亚文物展，由于疫情期间除防疫物资外的其他货物无法运输，展期只能一变再变。如今文物终于运到中国，在通过海关和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广东管理处审核后，即将与中国观众见面。

早在1971年7月，故宫慈宁宫举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部分出土文物展览”，展览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开幕，这是周恩来打出的一张文物牌。当时，尚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开始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此过程中成立了“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即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前身。

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举国体制”的文物外交模式难以为继。1979年，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打了一个请示报告。报告说，出国文物展观众不完全统计达八百万人次以上，在对外宣传和发展友好关系上起了积极作用，但花费也很大，筹备一次展览一般需要人民币四五万元，如要承担国际运费，则要三四十万元。报告建议，今后应以组织收费的出国文物展为主，以適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为国家赚取外汇。

交流中心曾经是唯一对外办展的机构，但逐渐的，各大型博物馆、地方博物馆也可以独自办展，其中的代表有故宫，以及陕西、上海等地，三星堆博物馆在创始之初更是抓住了办展的机遇得以发展。

不同于生硬刻板的宣传，文物穿越时空而来，春风化雨，向大众展示着一个文明的画面与气象。不同于舞台表演等活动，展览这样的文化交流形式受众更多。

办文物展览就好像在导演一场戏，首先要明确主题，再确定用哪些“文物演员”来说明主题。展览要像一首交响乐，有序曲，有高潮，更要有让人回味无穷的结尾。“文物外交”仍在路上。如今，在全球疫情和国际政局变幻莫测的形势下，如何继续用好文物这张温柔“牌”做好外宣、如何满足国内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都是文化传播工作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