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所归 惟道与义

李资源 江舟

【摘 要】通过政治协商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各族同胞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共同参与政治协商，制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强调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宣传教育，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协商建国;民族共同体;中国智慧

【作 者】李资源，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舟，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5-0007-010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并将其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主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则明确提出，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2]。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在2014年第一次进入国家官方话语体系以来，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历程给予了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3]17就“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而言，它并非是一个具有原初意义的民族共同体，而是中国近代遭逢西方列强侵略，在救亡图存中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凝聚和塑造的“国民”共同体。[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共同缔造新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进程中实现了历史性升华并不断巩固强化。[5]正确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要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汲取营养和精华，也要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加以提炼和升华。[6]

所谓“共同体”，在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看来，是一种原始、天然的状态下人们意志的统一体。[7]54国家和宪法是统一意志的保障，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成立和宪法的制定无疑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就将祖国（patria）看作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要素，认为它是一个以法律与制度为基础的共同体，拥有单一的政治意识，包含了一般性的管理制度，从而能够表达共同的政治情感与目标;并且民族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文化和公民的意识形态，一系列相同的理解、抱负、情感与观念，从而结合在一起。[8]17意大利学者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也认为，只有在国家一体化结构基本确立的前提下，政党制度才具有使多元构成一体的功能。[9]实际上，现代国家很少由单一民族构成，根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美国学者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的估测，仅有10%的国家是真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即国家的全部人口共享一种单一的族裔文化。[8]22而现代国家的建构，也就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必须面对的选择和挑战。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抗争，共同奋斗，走过了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革命历程。协商建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创举，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各族人民利益和要求，成为世界公认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围绕各民族代表共同参与协商建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国内一些学者对其基本事实进行了考梳，对历史资料进行了挖掘，对人物事迹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同时也必须看到，国内研究较少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角度来考察协商建国的历史意义，对协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的研究有待加强，并且仍然需要进一步总结各民族代表通过政治协商共同缔造新中国的历史经验，为当前正在开展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启示。在既往研究基础上，本文拟从以上问题入手，阐释以政治协商为途径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一、通过政治协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阐述了无产阶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蕴含着深刻的民族解放和协商民主思想，为协商建国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的历程中，随着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认识不断走向成熟，认为到只有广泛邀请各族同胞平等协商参与建国大业，才能维护好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的民族解放民族平等和协商民主思想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民族压迫。他们明确指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10]288，即“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10]586。《共产党宣言》则深刻揭示了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实质，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共同协商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即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学说的生动实践。

第二，高度重视维护各民族的平等團结。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极力反对民族偏见和民族利己主义，认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11]46，各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列宁则指出，“各民族完全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12]258。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各民族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千方百计护送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会，将“反对大汉族主义”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

第三，强调民主是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形式。列宁曾指出“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13]201。同时，列宁也认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13]184，以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10]287。协商建国以民主作为逻辑起点，是运用民主观念和民主方式处理中国民族問题的具体实践，这一创举给予各族代表真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追求的是境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在平等协商当中，各民族的利益冲突与矛盾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努力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各民族代表共同参与协商建国，正是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好方式。

（二）协商建国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协商建国反映了党对中国民族问题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结合而成，除汉族外“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14]622。中国共产党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结构形式进行了不断探索，在建党初期曾经提出效仿苏联模式，谋求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把民族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并提;1936年，党领导的首个自治地方政权成立;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重申，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15]1064。多年的民族工作实践表明，革命时期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符合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宝贵财富，也为协商建国提供了思想保障。可见，协商建国是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

第二，只有协商建国才能真正维系好民族关系。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蒋介石公开提出“国族-宗族”论，将少数民族视为“宗族”，极力强调“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民族”，拒不承认诸多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和应有权利，对民族情感造成了伤害。同时，由于近代以来战乱频仍，边疆地区偏远闭塞，部分民族活动较为封闭，与外界联络较少，对外族抱有怀疑和敌对的心理，因此，只有采取真诚沟通的方式，才能增进民族互信，强化民族情感。通过与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中思想进步的上层人士开展平等协商，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各民族群众信任，排除反动势力干扰。

第三，协商建国有利于制定保障各族权益的政治制度。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复杂多变，必须通过合理的政治制度加以保障。不同民族生产力水平不同，生产关系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所处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谋求和平建国，最重要的是订立维护各族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切实保障各民族政治权利。国民党政权发起的“旧政协”和“国民大会”正是因为过于注重一党私利，因而遭到各界人士的拒绝和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则认为，“凡是人民自己的事情，由人民自己来商量议决，然后再去做”[16]66。协商民主区别于其他民主形式的突出优点，就是能够保证各族代表有机会参与国家最高层面的民主决策过程，自由表达本民族呼声，通过和平友好的讨论和协商作出符合各方利益诉求的决定。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各个民族的权益不受损害。

（三）协商建国随着形势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

第一，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凝聚了各民族情感基础。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内忧外患，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凝结成了同仇敌忾、休戚与共的革命友谊，涌现了邓恩铭、向警予、马骏、刘清扬、马本斋、罗炳辉、周保中、朱早观等少数民族革命先驱。他们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血与火的革命洪流中，极大地强化了国家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政治认同，得出了“只有去找共产党和红军才是唯一出路”的革命斗争经验。并肩作战的革命友谊和患难与共的真情，让各民族群众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有诚意组织好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平等团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第二，在民主政权建设上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多民族国家的社会革命中，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核心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发动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后，还领导和帮助各族人民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海南岛的陵（水）崖（县）是黎族人民较集中的地区，工农革命军和黎汉各族群众起义胜利后，成立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随后，五指山苗族聚居的太平峒等地也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湘鄂西，继鹤峰苏维埃政府成立，全县有87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右江流域，11个县在解放后全部成立了县、区、乡工农民主政府。龙州起义后，也相继在都安、南丹、天峨、凌云、河池等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在闽东畲族地区，闽东党组织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武装暴动后，福安县和霞浦县的多个畲族村都建立过苏维埃政府。[17]148在西北，随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甘肃的龙咀子建立了第一个回族红色自治政权;红军长征途中，又帮助回民建立了豫海县苏维埃回民自治政府。在回、蒙族聚居区，党带领人民先后建立了定边县回民乡等多个县以下的区、乡自治政权，采取了许多措施，领导各族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抗日前线。边区实行的民族平等、自治政策深刻地影响着西北广大少数民族，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在这一时期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经过陕甘宁边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政权的实践检验，被证明是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路径。

第三，随着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协商建国成为可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让全国各族人民更加期盼民族解放。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灭，党中央不失时机地发起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到次年9月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均已获得解放，少数民族聚居的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也已先后迎来翻身解放的曙光。在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东北的满、汉、蒙古、朝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平津战役结束后，内蒙古东部各盟和西部锡、察两盟均告解放，随后绥远当局通电起义，原额济纳旗札萨克兼防守司令塔旺嘉布向人民政府投诚，内蒙古、绥远等地的蒙古族人民翻身当了主人。在华北地区，满、回、汉等各族同胞合力抗敌，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在西北地区，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春解放了西安及渭河流域的广大地区，8月攻占了西北的枢纽兰州城，又兵分三路，解放了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地区。西北各地相继解放后，新疆广大爱国官兵和政府人员，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向往和平，希望投向人民。新中国成立前夕，驻留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以包尔汉为首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也宣布起义，让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等少数民族获得了新生。在浙南、闽东，畲族群众展开了热烈的支前工作，他们和游击队一起配合解放大军作战，到1949年6月，浙南、闽东等地基本实现解放。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盼星星、盼月亮，可盼到了头，共产党、红军又回来了！”[18]220战火中铸就的民族情感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让各民族共同协商建国成为可能。

二、协商建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作用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程中，协商建国可谓里程碑式的事件。各民族代表共同参与民主协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搭建了情感桥梁，奠定了政治基础，最终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导下，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发起和主导协商建国的历程中，党组织为促成各民族代表共同参与协商付出的艰苦努力，党的民族平等思想和对各民族代表的充分尊重，让民族情感得到了巩固和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促成各民族代表赴京协商建国。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9的“五一”口号。“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了各族同胞的热烈响应。新中国成立前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煽风点火，旧统治阶级虎视眈眈，挑拨各民族间关系，制造隔阂，挑起矛盾纷争和冲突，竭力阻挠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新政协会议。毛泽东同志强调：“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障。”[20]204在这一论断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争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走上复兴之路。为促成各民族代表参会，党中央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部署。

新政协会议召开前，西南、中南等多片地区尚未解放，部分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是经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冒着很大风险才到达北京。黎族代表王国兴就是一例。由于受到历代统治阶级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的影响，“鸡蚀米，客吃黎”的观念在黎、苗族群众根深蒂固。王国兴坚信：“只有共产党是真心待黎人的，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活路。”[21]他带领黎族群众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为巩固地方民主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举办政协会议时，海南岛尚在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下。为确保王国兴的安全，琼崖区党委指派临高县委副书记朱家玖承担护送任务，一行人昼伏夜行，利用掩护躲过国民党巡逻队搜查，到达廉江粤桂边纵队总部。在中共香港分局协助下，王国兴乔装华侨登上外国轮船，与20多位华南其他地区的代表同舟共济，通过台湾海峡后经东海进入黄海到达青岛。代表们受到山东解放区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登上火车前往北平。[22]一路坎坷，克服艰难险阻，躲过重重险滩。这体现了党中央邀请各族代表参与协商建国的真切诚意，也体现了共产党人追求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决心和勇气。

第二，中国共产党坚决保障各民族代表参政议政的合法权利。从筹备会议伊始，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政协就非常重视各民族代表共同参与政治协商。1949年6月16日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筹备会设常务委员二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国内少数民族筹备代表的人选“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其他各单位共同推定之”[19]169。筹备会分为六个筹备小组，每个小组都有少数民族成员。其中，天宝参加了分别由李维汉、谭平山任组长的第一小组和第二小组，参与拟定参加政协的单位及代表人数，起草政协会议组织条例;杨静仁参加了周恩来任组长的第三小组，参与起草《共同纲领》;朱德海参加了董必武任组长的第四小组，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奎璧、翦伯赞则分别参加了第五、第六两个小组。乌兰夫还担任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182～185

在少数民族正式代表的协商推荐中，党中央主动邀请了多名杰出的少数民族革命者。其中，海南黎族代表王国兴是“白沙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曾领导黎族人民革命打击反动势力;新疆代表赛福鼎、阿里木江为新疆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藏族代表天宝也是通过组织推荐而参加新政协。[23]由此可见，新政协是各民族汇聚一堂、凝结合力的一次盛会，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居于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在党领导下，各族代表全面参与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他们真正走进国家政治舞台中央。

第三，中国共产党全力维护各民族代表平等地位和意愿表达。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间是平等的”，“首先是汉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19]212这一论述为大会奠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总基调。在政协会议上，少数民族代表虽然人数不多，但在会上得到了充分发言的机会，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真實意愿，并不因为人数问题而受到忽视。如回族代表刘清扬所说：“从召开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以及在这一次的政协大会中，实在是充分表现了民主精神……负责领导讨论的同志，总是耐心地给人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说话机会。”[19]499～500

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彝族代表张冲表示：“大汉族主义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的敌人。”[24]80基于这个考虑，他主张在《共同纲领》的内容中明确写上“反对大汉族主义”。回族代表马坚也支持张冲的观点。但部分代表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表述足以说明此意，不赞同将“反对大汉族主义”的语句纳入条文。尽管与张冲、马坚持相同意见的代表人数不占优势，但新政协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代表意愿，组织联合大组会议和专题小组座谈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平息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使得“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被明确写入《共同纲领》。这让少数民族代表感到心悦诚服，更加坚信新政协是真正实现了平等对话、民主协商的大会。就像黎族代表王国兴在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说的那样：“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苦工，出钱，出粮，做奴隶是够资格的，参与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然而今天不同了。”[19]476

会议期间，十多位少数民族代表在大会上进行了发言，抒发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护，描绘了民族地区群众对当家作主新生活的憧憬。他们的讲话情真意切，慷慨激昂，言语中透露出“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喜悦之情。彝族代表张冲指出：“弱小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19]472藏族代表天宝认为：“藏族人民的真正自由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实现！”[19]485新疆代表阿里木江表示：“我们坚决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解决我们的民族问题。”[19]455这种认同源自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解放的奋斗历程，也源自党召集各族代表共商国是的广阔胸怀和真挚诚意。

（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也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国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各族代表通过民主协商将这一制度确立下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之路。

第一，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共同纲领》。政协会议前，周恩来同志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主张民族区域自治。”[19]212新政协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专门规定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第 9 条和第 51 条分别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19]508;“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13。政协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去团结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来共同建设新的人民民主的中国。新政协的制度安排得到了各族代表的一致拥护。藏族代表天宝表示：“大会的三个文献，我是完全拥护的……赶快把它传播到我们藏族的广大人民里面去！”[19]485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则将大会通过的文件形容为“各民族共同的大宪章”，充分说明了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包容性。

第二，建立了统一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顾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多民族共处的第三世界殖民地纷纷完成民族和国家构建，实现民族解放，成立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中华民族要取得法理地位，必须建立起具有法理地位的民族国家。正如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15]1071。新政协会议顺利闭幕，各族人民如期迎来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第一面象征着胜利和尊严的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吹响了全国各族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落后，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的号角，是各民族迅速跻身于先进民族行列的基础。[18]127这象征着各族人民摆脱了过去以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为实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标志着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开始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立，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政权，中华民族拥有了具有法理地位的民族国家，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协商建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传递的政治民主精神。政治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其特点是多方共同商议，充分研究酝酿，从而营造出一个多种观念、思想的熔炉，百家争鸣，博采众长。这种环境下订立了得到各族人民一致认同的《共同纲领》，也意味着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国体与政体设计，形成了符合各族人民政治诉求的制度设计框架。

在旧中国民族对立的紧张局面下，通过平等协商，消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打破了部分边疆地区存在多年的民族壁垒，为新政权的产生和长期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少数民族被认为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失去了作为国家公民的各项权利，无法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成为边缘族群。各族代表赴京参会，带领各族群众走入了中国民族大家庭中间，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当中，获得自由表达的权利，真正掌握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从边缘走向主流。回族代表刘格平表示，新政协会议“是在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标志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到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时期”[19]425。可见，协商建国的进程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功能，是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民主政治进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成功范例。

新政协会议的选举结果同样体现了制度安排对各民族政治权利的重视和党广泛团结各民族同胞的热切期望：乌兰夫等11名少数民族代表成为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4名少数民族代表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少数民族代表通过担任相应职务，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开启了各民族代表共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崭新篇章，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协商建国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启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70年后的今天，协商建国的这段历史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宣传教育。

（一）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是协商建国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同志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25]各族代表一致拥护党的领导，是协商建国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进入新时代，我们仍然要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当下世界形势风云变幻，西方反华势力动作频繁，无视、纵容甚至培植、扶持侵扰我国部分民族地区的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酝酿策划发动颜色革命，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背离的价值取向，妄图复制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中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联盟解体的历史悲剧。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加强“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推进“两个伟大革命”，才能有效应对外来干扰，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