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色实践进路：治理、生态与文化的三重互嵌

贾秀飞 王芳

【摘 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找寻特色的实践进路，既要切合中国的发展逻辑，又应观照世界的发展境况与问题。治理、生态与文化对应于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与和合文化三重实践进路，分别指向了世界治理资源不足、生态的全球失衡与紊乱以及西方价值国际失序与文明冲突，且治理、生态与文化三重进路融合了中国特色与世界的一般性两个特征。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与和合文化作为特色的实践进路，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彼此互嵌，形塑为稳定的三角结构，其以“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枢文本，驱动着不断纳新与革故，与新时代中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绩能和不足携手共进，共同绘写世界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和合文化

【作 者】贾秀飞，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党校讲师;王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7。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5-0040-008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又饱含着国际情怀。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着的国际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运而生，体现着中国对于世界发展道路的剖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未来的世界是如何的？我们想要构建何种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回答，彰显了中国对于人类前途发展的关切，对于未来世界的大胆构想。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会的论断，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一以贯之的和平的外交政策日益定型且逐步迈向成熟;另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张将成为中国统筹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的不灭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之于中国，却也内含世界之文化、历史等智慧要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立位于人类命运之视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找寻特色的实践进路，而作为根基源于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含有中国的实践特色。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当前关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内容丰富，角度多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背景的研究，学者们从全球问题与风险系数、文化向度的体认以及国际秩序等角度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背景。周力指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内在关联的共同体，包含着多样性，然而冲突却可能引发系列的问题，一国发生的问题很可能扩展为多国遭遇的困境，局部的潜在威胁可能影响着整体的和谐。[1]邹广文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属于西方世界观感下的“他者”，通过对“现代性”内涵的探求与再拓展，中国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心理且了然了文化身份，并以此建构了坚实的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化秩序的扬弃。[2]二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渊源的探究，研究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外交理论等角度进行了论述。贺来认为马克思通过赋予“类”概念以全新的内涵，表达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切的价值关怀，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示了现实的道路。[3]李青璇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构建大同世界的公共性价值、“居安思危”共筑和平之城的自奋性价值、“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平衡的生命性价值和“革故鼎新”自我传承与超越的创新性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价值基石，并为构筑全球化新时代共创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4]三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价值与意义的研究。桑建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倡导与传播，对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文明建设、对中国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价值。[5]而徐艳玲认为，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文明观;从现实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正确义利观;从未来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6]

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致力于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外延以及所依存的理论基础，且从较多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给予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样化思路。然而某些观点以及路径建议却缺乏对于国内外关联性的观照，或过于侧重国外的文化、价值观的普遍性，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与之相连，有削足适履之嫌;或过于侧重国内，遮蔽了國外对于新时代中国认知的变化与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关乎利益、意识形态等问题时，国家制度的异同导致彼此的分歧往往无法完全消除，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解决全球危机与人类问题的一般性的解释框架与实践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色实践不可缺场，作为一种全球价值观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丰富的内涵，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全球治理观都可以从中找到源泉，从而滋润全球人类发展的土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的挑战之一在于要尽可能地摆脱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心态，并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舞台上树立一种超越“东方—西方”的全新认识框架。[7]世界性治理危机与中国之治的角色扮演，全球生态失衡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中华和合文化的内生与感召力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色实践要创新中国话语体系，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大国特色，在治理、生态与文化三重进路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世界治理资源不及与利益互关耦合下的中国之治

（一）世界治理资源、应变能力不足与利益普遍交织

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不同主体的异质性合作，在面对全球性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不足时，由于各国利益的互关，要求世界不同主体要拥有整体意识，从人类全体的视野审视共同遭遇的普遍性困境，发展彼此的共同利益，找寻共容利益的契合点。作为根蒂在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之治内生相连，中国之治的特色实践之路也将为世界治理资源不足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别样的回答。人类虽有国界之别，却始终身处同一个世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昭示着两极格局的彻底终结，世界向着多极化不断演进，经济贸易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以及全球网络信息化等趋势不可阻挡。新世纪的来临，全球性的问题逐步凸显，这些问题不再拘束于国界的限制，而是突破了某一国的问题属性范围，蜕化为世界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传统型与非传统型问题的交叠，譬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埃博拉、禽流感等具备全球危险性的病毒肆虐等，在传统型问题没有解决且依然在横行之时，非传统型问题在不断涌入全球问题领域之内。诸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核扩散等问题与新技术引致的网络安全、科技伦理、外太空探索等公共领域的难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挑战。这些全球性问题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深刻性、严重性等特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当今世界天涯咫尺，人类社会唇齿相依。[8]因而全球性治理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的力量与资源，单个国家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往往力不从心且无所适从，而全球问题之所以无法长期根除，容易死灰复燃，则深刻揭示着全球治理资源的不足。此外，全球性问题也关联着各个国家的利益，世界各国利益休戚与共，这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面对共性的问题与潜在风险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地置身事外。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揭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82国家之间利益的差别与矛盾客观存在，在全球问题与治理资源不及的背景之下，利益隔阂形成的峡谷之内彼此构筑的共同利益却在不断扩展。世界性问题的出现与多类型交织，吁求着丰富的治理资源与政策工具，各国利益彼此相连，因此全球治理资源不及与彼此利益互关之间发生了耦合。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某些国家特色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模式充实全球治理政策工具库，另一方面也需要某些国家的治理资源给予支撑，在此基础之上的跨国家间合作与联动体系才可以充分运转起来，且更具效能。

（二）中国之治的上位补缺与治理困境解围

西方曾长时间主导全球治理体系，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却也造就了全球治理之殇。由于发达国家操控主导了治理标准与治理规则，且并未对其他国家完全开放，也未适应全球治理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导致全球治理资源不足与治理效能的缺失。中国之治之“治”字内涵治理能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义，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依靠权威、单方向的管理的弊端，此外中国之治也包含着历史的文本与内容，体现在历史上管理、治理的能动性与多样性的均衡与协同、继承与发展。与内，中国之治体现于宏微观两个维度：宏观维度，近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发展成就显著，经济建设、思想文化、人民生活水平、军队建设、外交布局等多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已然迈入了新时代;微观维度，中国大地上上演着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多样化治理实践，无论是诸如较大格局的跨区域太湖水环境治理，还是乡村典型的多元化社会创新治理，众多的治理案例与样板是中国之治之溪流，汇聚而成中国之治的汪洋大海，可以说中国内部集聚的瞩目成绩得益于中国之治之效能和经验。与外，中国正在积极拓展与各国的共容利益，“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核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中国或是行动的倡议者或是重要的參与主体。正如国际关系专家奥利弗·施廷克尔在其著作《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中指出：“中国不会寻求削弱现有秩序，而是在维护和支持世界上现有机制的同时，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建立起一些新的国际机构或机制作为有益补充，从而使得全球秩序更加完善和包容”。[10]

中国之治离不开悠久历史与岁月沉淀。历经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漫、“民主的衰败”、血腥的“阿拉伯之春”等近代危机的洗礼，知名学者杨光斌将中国的治理之道归结为“包容混合”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价值体系的一种结果性的现状性结构，而在治理能力上本文所提炼的与内、与外层面中国治理能力得益于历史上管理、治理的能动性与多样性的均衡与协同、继承与发展，与其“包容混合”的学术概念阐释相契合。我们更加相信这样的道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但体现为制度形式是否符合各自的文明基因，更直接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上。[11]中国之治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色实践进路，有利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与格局，也有利于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两者互相辅助、支撑，从而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实现共赢。

三、生态的全球失衡、紊乱与生态文明之担当

（一）生态失衡与生态霸权根源追寻

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今天的“新文明”时代相遇，前者力求消解工业文明的原始创伤和成本外部化等逻辑，代表着“新生产力文明”和“新发展文明”，后者则积极回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倡导“新共同体文明”和“新世界秩序文明”。[12]生态环境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生态困境、实现马克思所谓的“真正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生态的影响力从发达国家扩展至全球，生态意识在全球得以流行、渗透并生根发展，发展中国家在追逐经济的红利的道路上不时遭遇生态的阻遏，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发展中国家的“肌体”上蔓延，并表征为多样化的、复杂化且彼此交织的环境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面对生态环境的威胁与未来潜在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生态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位置与扮演的角色，毕竟在追逐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那么的和谐且始终方向一致。此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惯性与从持续性经济增长利益中汲取的营养，种种已然附与“肌体”的惠利影响着生态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及发展优先级，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呈现不均衡的态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作为先发性国家，较早地遭遇了生态环境问题，发生了生态意识的萌发，环境政策逐步完善，环境治理水平与生态科技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水平显著高于后发性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生态治理能力以及生态公民权等较多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距，且彼此间的差距在发达国家已然建构的全球资本、经济以及技术优势作用下成为全球生态发展与平衡的梗阻。全球的生态失衡与治理紊乱局面呼吁着全球的共同行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局面的纾困需要全球共同合作与协同行动，这也是对生态正义的践行。

马克思曾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3]529全球的生态治理的共同行动通过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利益指向于全体人类，而生态霸权则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合作，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将其称为“生态帝国主义”。生态霸权存在已久，主要体现在：一是生态污染的转嫁，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自身工业运行中产生的废气、废料、废水想方设法作为 “私货”塞给发展中国家;二是对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的过度剥夺，让其在成为经济附属国的基础上日益成为生态附属国。[14]全球生态面临失衡、紊乱的不确定性局面，其根源在于历史上生态霸权的过程作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重要一极，即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此来破解当前的生态不平衡的困局。

（二）生态文明的政治位阶与中国活力探索

在日趋严重的全球生态困境面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能仅仅落实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层面的国际合作，立足生态层面的全球行动同样刻不容缓。[15]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特色标签之一，在全球生态失衡与生态霸权依然存在的背景下，更加凸显了中国的担当。生态文明建设的土壤附着于中国大地，在国内，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步凸显，生态文明建设一度让位于经济发展，重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在不同区域上演。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生态的平衡是一项非凡的挑战，中国进行了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生态文明探索。环境污染治理持续强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最重要的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政府（内含党的执政思维）的“绿化”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势能全方位地浸透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多个方面。此外，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党政协同、府际合作、公众参与等方面不乏创新，即使是超常规生态治理的案例实践也有着政府间合作、官僚体系的动员、行业的协调等众多微型经验的积累。而区域的生态治理的精细化、网格化、大数据化、党员“+”等等，这些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体现着地方治理经验的多样性，且内融于中国当前的技术持有、资本的利用与规劝以及中国生态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中，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然进入了新的时代。在国际上，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致力于实现全球的生态均衡，突破已然构造的生态霸权，强调国际间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合作，给予了全球生态治理经验以多样性，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经验等方面的认同和贡献的认可不断提升，对于共享中国成功经验的兴趣日益浓厚。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进路的中枢文本解读

中国之治力求补足世界治理资源的缺失，在全球利益相牵、命运相连的背景下，中国之治也关涉着世界治理的形态、格局与发展。中国之治应积极地、适时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建构具有普遍性人类身份的主体治理结构，中国之治要勾连内外，即中国之治应有更高的目标与追求，要把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接入全球治理体系。要通过充分协商形成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在共商共建中平等地制定国际规则，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充分地反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22]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之治在全球治理的顶层设想的话语权影响力在不断扩展，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正在进行时。比如，和平发展道路、合作共赢理念、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发展观、合作观、全球化观等，特别是我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已经多次载入联合国有关文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23]41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特色实践进路的中枢驱动力在于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具备世界普遍意义与认同价值的文本。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与创造者，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4]1031中国的方案创建了以“民生”为核心的东方价值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本表述将中国特色的治理、生态与文化三重进路锻造为一体，充分突出了中国的民生价值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新时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之治在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中不断释放能量，不断地在矫正方向以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全球的改革与治理创新也在变革与行进之中，彼此节奏的相契合使得中国之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更加地淋漓尽显。尤其是在面临生态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时，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与中国之治、和合文化的传统相内联，要大力弘扬和推广和合文化，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掘潜在的中国特色实践进路，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勇于担当大国责任。

六、余 论

推动构建人類命运共同体有着多元化的路径诉求，其中治理、生态与文化三重进路具备中国特色的发展脉络，对应于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合文化，既体现了非西方——中国的发展方案与经验的影响力，同时又回应了世界治理形势与生态发展趋势等新的变化，为世界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创造力与生命力。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合文化三重进路互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且“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永久驱动力，在改革开放中持续纳入新的元素（进路），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驶向星辰大海。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特色实践进路也在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其于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齐头并进，互相共融、共促、共进。中国之治的影响已然延伸至世界角落，然而中国之治依然要面对系列问题。2020年年初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证明了中国之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中国之治与官僚体系的结构问题、彼此的张力如何打造、纵向治理体系层次上权力如何平衡分布，等。此外，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如何兼顾？在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地方的真实表现是如何的？重大环境事件中的政治势能对于生态治理的影响如何去全方位地评估？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特色实践进路是中国于世界发展的特色贡献，与中国的改革逻辑自恰，中国之治、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合文化与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幻化中革故鼎新，将为世界的美好未来铭刻浓墨重彩的中国底色。

参考文献：

[1] 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下的人权促进与保障：中国的理念与经验[J].人权，2017（2）.

[2] 邹广文，王纵横.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4）.

[3] 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

[4] 李青璇，李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底蕴[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4）.

[5] 桑建泉，陈锡喜.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政治文明内蕴及其意义[J].中州学刊，2017（2）.

[6] 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2016（3）.

[7] 车轴.人类命运共同体：近期国内外研究综述及进一步探讨[J].理论与改革，2018（5）.

[8] 谢文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境遇[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9]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柳丝.中国之治增益全球秩序——专访巴西中国问题学者奥利弗·施廷克尔[EB/OL].（2018-01-02）[2020-04-06].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02/c_1122200298.htm.

[11] 杨光斌.杨森.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家治理之道[J].探索与争鸣，2018（10）.

[12] 付清松，李丽.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相遇与交互式建构[J].探索，2019（4）.

[1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6（3）.

[15] 裴士军，徐朝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态之维——基于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的反思与展望[J].云南社会科学，2018（1）.

[16] [英]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7] Samu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J].Foreign Affairs，1993（3）.

[18] 万君宝，李骏.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的多维视角与文化分析——中国文化的自然、自觉、自省与自我实现之路[J].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2）.

[19] 贾文山，江灏锋，等.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5）.

[20] 梅萍.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国“和”文化的承扬[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

[21] 孙通，刘昌明.国际秩序观塑构中的文化特质——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J].太平洋学报，2019（2）.

[22] 杨金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变革中国方案[J].东岳论丛，2018（5）.

[23] 乐玉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G]//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THE CHARACTERISTIC PRACTICE APPROACH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TRIPLE INTERLOCKING OF GOVERNANCE， ECOLOGY AND CULTURE

Jia Xiufei，Wang Fang

Abstract：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we should find a unique practical approach， which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logic of China's development but also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world. Governance， ecology and culture correspond to the triple practice approach of China's governance，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harmonious culture. pointing to the shortage of governance resources in the world， the global imbalance and disorder of ecolo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order of western values and the conflicts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triple approach of governance， ecology and culture combines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enerality of the world. China's govern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harmonious culture are featured as practical approaches，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in each other， they are embedded in each other and shaped into a stable triangular structure. It takes "people-centered" as the central text， driving the continuous incorporation of innovations and changes， work hand in hand with the performance and deficiencies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era， and jointly paint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world.

Keywords：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governance of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rmonious culture

〔責任编辑：俸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