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民族走廊族际技术知识互动交流研究

李军 袁丽红

【摘 要】不同民族技术知识体系互动交流可从差异性、互补性、开放性等方面加以阐释，其中差异性是其互动交流的内在动力，互补性是其相互借鉴的现实需求，而开放性是其相互学习的客观要求。南岭民族走廊族际技术知识互动交流体现在工具制造、农业生产、建筑风格、传统工艺等方面，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各民族技术知识的整体水平，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更为重要的是以技术知识为载体的交往交流为新时期形塑睦邻友好、共生共存的新型民族关系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南岭民族走廊;技术知识;互动交流

【作 者】李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湖北武汉，430073。袁丽红，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5-0058-009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方式，也是民族关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1]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既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睦邻友好、相互依存与共生发展的新型民族关系的必备条件。在南岭民族走廊通道上交错杂居着不同民族，如壮族、汉族、侗族、瑶族、畲族等，生活在这一空间区域的民族群众为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与发展机遇展开各种形式的交往，如经济交往、文化交往、社会交往等。国内学者围绕该区域族际交往交流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徐赣丽（2011）从族际通婚、互认老庚、生活互助等方面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南岭民族走廊和谐共生的族际关系[2];王晖（2010）以“打老庚”为切入点探讨了滇桂黔交界地区的民族关系，打成老庚之后就有“想老庚”“拜老庚”“帮老庚”等一系列交往活动，亲如兄弟，相互帮助[3];刘秀丽（2010）的研究认为，扼守湘桂边界的四大民瑶与该区域的汉族土人、远瑶等民族持续互动，在吸纳采借其他民族文化基础上生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瑶文化，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共生[4];石中坚（2011）以粤东畲族招兵节为个案，按照“过程—事件”展示了畲族同胞与汉族对抗、合作、交流、融合的全过程[5];袁丽红（2018）探讨了南岭民族走廊中的平地瑶与汉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6]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全面了解南岭民族走廊族际生活全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提供了详实的田野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必须指出的是各民族所掌握的技术知识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族群延续的智力宝库，理应是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但从已有研究成果分析可以看出，学界对此关注较少，这无疑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拓展空间。

技术人類学是关注技术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一门新学科，其以现代科学为参照，分析、研究、重建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及知识的历史和现状的一门学问[7]，在开启和拓展人的“身外的自然”、人类自我超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8]，有关该领域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技术知识的共性视角展开，如该学科的历史使命、目的手段、未来走向等[9]，只有少部分学者关注少数民族技术人类学问题，例如：万辅彬指出研究少数民族技术人类学就是要重视对地方社会小传统的研究，其积累的有不少带有闪光点的科技知识在当时当地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0];杨庭硕（2004）认为地方性知识有着十分重要的生态价值[11];付广华（2010）进一步指出壮族传统生态知识（水文化）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从技术、工具、规约、习俗等方面具体体现[12];罗康隆（2007）认为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促使人类资源利用的多样化，从而实现缓解资源压力与维护生态环境的目标[13];吴声军（2011）以都庞岭枫木坪村过山瑶的“刀耕火种”林农复合生计为例，揭示其传统生计方式中蕴含的生态技能与生态智慧[14]。上述这些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地方性技术知识的独特价值，但遗憾的是有关各民族技术知识互动交流的研究成果较少，以南岭民族走廊为例探讨该区域各民族技术知识的相互学习借鉴可以丰富和完善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基于这样的分析，本研究主要任务如下：一方面从差异性、互补性、开放性等方面阐释南岭民族走廊族际技术知识互动交流的动因;另一方面通过典型案例剖析南岭民族走廊族际技术知识互动交流所涵盖的领域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有必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谓的“技术知识”特指各族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掌握的具有区域特色、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生产经验、实践技术、生存知识、民间智慧、共识经验、本领能力等内容，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林业技术、建筑风格、传统工艺制造等方面的技术知识。

二、南岭民族走廊族际技术知识互动交流的学理解析

不同民族之间以技术知识为载体的文明互鉴不仅有助于各民族技术知识水平的整体提高，而且也有助于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正如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15]146这说明越是异性、异质的文化，越有必要交流，越有可能从对方吸收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互通有无。[16]南岭民族走廊上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技术知识交流学习现象，如汉族学习瑶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工艺技术，而少数民族群众向汉族学习铁器工具的制造及使用技术等。各民族间技术知识相互学习与文明互鉴的现象可以从差异性、互补性与开放性等方面加以阐释，具体分析如下：

（一）差异性：族际技术知识相互学习的内在动力

南岭民族走廊通道上各民族之间技术知识体系的差异性是相互学习的内在驱动力。差异性是民族性（如生活方式、认知体系、文化模式等）的重要体现，因为各民族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才有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必要性。只有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各民族交往交流，才能从差异中获取新知识、新经验、新技术，各民族才会有长足的发展。[17]袁东升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未必导致隔阂与分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形成差异共生的格局，因为差异是生态，差异是美学[18]，差异也是动力。这种差异性一方面体现在技术知识体系的异质性，即不同的民族群体拥有不同的技术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体现为技术知识总体水平的非均衡性，即不同民族的技术知识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首先，不同民族因生态环境差异掌握着不同的技术知识体系。科技人类学认为，技术是文化的基础性部分，任何一种微小的生存技巧或技能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文化的演变[19]，而文化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人类为满足生存发展需要从所处的生态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因此不同的生态环境会模塑不同的生计方式，而不同的生计方式对应着不同的技术知识体系。哈维兰指出，在社会的谋生方式中起作用的文化因素被称为文化核心，它包括社会对于可利用资源的生产技术和知识，也包括涉及把这种技术应用于地方环境的劳动方式。[20]因为人类面对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必然造就出千姿百态的生计方式，使得人类在资源利用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资源价值取向和千差万别的利用方式及利用层次。[21]这说明，生态环境不仅形塑出具体的生计方式，而且形塑出具体的“利用方式”及“利用层次”（即具体的技术知识）。例如南岭民族走廊的苗族、壮族、侗族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医药体系;该区域的不同民族掌握着不同的传统手工艺技术，如壮族的壮锦、绣球，瑶族的刺绣、蜡染等;再如，从具体的传统谋生方式看，壮、侗少数民族以水稻种植为主，而广西金秀瑶山的瑶族以狩猎为主等。这充分说明正是生态环境的差异形塑了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并以此建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知识，从而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其次，不同民族之间技术知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一个民族技术知识整体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该民族群体的性格特征、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技术知识的历史积累等，而在这些因素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该民族技术知识的历史积累，有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科技知识的积累产生叠加与雪球效应，意味着在该民族认知模式下技术知识的积累过程是一个复杂非线性进化演化过程，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时期呈现出多个分叉并沿着不同方向演化，因而积累了更多更丰富的科技知识。例如在南岭民族走廊上汉族技术知识积累的总体水平比该区域的少数民族有着相对优势，随着汉族的迁徙，文化传播随之产生，铁器工具的制造与使用技术传播给周边少数民族，从而推动了该区域社会的整体进步，如富川县铁器工具技术的传播大幅度提高了该区域的生产力水平。而有的民族群体在历史进程中所掌握的技术知识依旧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层次上，甚至陷入到简单循环的路径依赖中，即沿着过去的发展路径将原有的技术知识“锁定”在某一较低层次上，这样的技术知识系统既缺乏创新，又不利于新技术、新知识的采借与吸纳。例如南岭民族走廊通道上的壮、侗民族在长期劳作实践中掌握了一整套水稻种植技术，包括稻种筛选、育苗插秧、山地灌溉等技术知识，在特定历史时期是该民族推动区域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遗憾的是，这些民族所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其社会生产实践具有重复性特征，新生代只需要承袭父辈所掌握的那一整套技术知识体系即可灵活自如地应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换言之，对新生代而言，凭借既定的模式回应着现实中的一切变化，自如地应付着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情况，过着一种自我复制、循环往复的生活。[22]这些民族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在历史进程中因缺乏创新，活力不会明显提升，更不会产生新的质变。由此可知一个民族科技知识的整体实力与该民族技术知识历史积累高度相关，这就不难理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对应的技术知识体系必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向其他民族学习或采借相对先进的技术知识以进一步提升。

（二）互补性：族际技术知识相互采借的现实要求

南岭民族走廊族际技术知识互动交流的现实原因，首先在于不同技术知识体系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既体现在不同技术知识体系功能上的互补性，也体现在不同技术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完善性。文化功能论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人创造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自身的需要，不能满足群体及成员需要的文化会自行消亡[23]。而技术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因为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使自然物质发生某种形式和性质的改变，才能占有和享用自己的对象，这就决定了人的活动必须制造和使用技术性装备或工具[8]，这足以说明技术知识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不同的民族群体因其所处生态环境的差异掌握了一整套与生产生活相匹配的技术、知识、常识等，如广西龙脊地区壮族的稻作选种与种植技术、耦耕或锄耕方法、灌溉技术等;贵州黔东南地区的林粮间作技术、稻—鱼—鸭共生技术等。这些地方性技术知识有着独特的优势，具有适应性、整体性、成本低廉性、实践性、经验性、情景性、共享性等特征，凝聚著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世世代代对所处区域生态资源的配置、利用和维护中积累起来的生存智慧[24]，其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互鉴的重要载体。

那么，需要思考的是其他民族技术知识体系对本民族生存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吗？答案是肯定的。不可否认，任何地方性技术知识都是针对特定生态环境建立起来的具有专属性的认知与应用体系，如不同民族的传统工艺、灌溉技术、工具制作技术等皆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脱离地方性技术知识生成的自然环境其效用肯定有所减弱，但必须指出的是，蕴藏在这些技术知识背后的科学理念、思维模式与经验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因为人类有着相似的头脑，从而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因此不同群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认知模式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只是因生态环境的差异产生不同的外在表征而已。另外，文化相对论表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而技术知识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系统的核心构成也必然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正如万辅彬指出，中国的科技文明是全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科技是在生产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即使经济处于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创造发明[10]，这说明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技术知识在本民族生存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其次，在于不同技术知识体系间的相互完善性。如前文所述，不同民族群众所掌握技术知识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征，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人类文化在深层机制上都带有生态因素的烙印，这意味着人类认知能力与认知水平存在有限理性。从认识论出发，少数民族群众所掌握的有关生产生活的技术知识都是其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即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物。但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个体或群体性的差异，即不同的人对同一环境做出的能动性反映具有较大差异，正是因为不同民族或群体之间的认知能力及认知水平的差异，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技术知识也有较大差异。正如卢风学者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生存环境、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即便你是最聪明、最卓越的人，你也不可能是全智全能的。[25]由此可知，任何一个民族掌握着有限度的技术知识，甚至还存在某些局限或不足有待改进。基于这样的分析，不同民族之间以技术知识为载体的文化互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系统中的优秀养分，从根本上说是本民族技术知识体系完善与发展的需要。由此进一步推出，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中，各民族就会积极主动发现他民族生产技术知识的优秀成分，加以采纳借鉴并吸收到本民族既有的技术知识体系中，从而达到取长补短与并行发展之目的。综上所述，生活在南岭走廊中的民族群众，因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认知能力、社会发育水平的限制，不同民族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必然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即便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民族也有其创新之处，这就需要不同民族之间技术知识的互动交流，并采借他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优秀因子，形成文化技术知识的自然融合，从而整体上提升本民族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最终实现各民族技术知识的双向提升与共同进步的目标。

（三）开放性：族际技术知识互动交流的客观要求

不同民族掌握的技术知识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多样化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蕴藏着不同人类群体发展的原生动力。但每一个民族拥有的技术知识并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具有开放性与共享性的，因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26]对此***同志曾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正因为如此，不同民族的技术知识体系才更有生命力与活力。系统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具有开放性特征，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系统向环境开放是系统得以发展的前提，也是系统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可以说不与环境接触、不向环境开放的系统是不存在的。[27]228南岭民族走廊的各少数民族群体因生态环境、社会历史等因素拥有相对独立的技术知识体系，其为获得较强的适应能力与维护系统本身的稳定能力，就需要与外部环境中的其他技术知识系统进行互动交流，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种技术知识，只有保持充分的开放，才能吸收他民族技术知识体系中的优势特征，才能吐故纳新，从而进一步提升本民族的整体性技术知识水平;同时为保持本民族技术知识体系相对稳定性的整体存在，需要通过技术交流才能增强本民族技术知识的通用能力，扩大其使用范围。

为达至这一目的，各民族之间就会积极主动采借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素或成分。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矛盾与冲突，也有借鉴与融合，但从长期看，矛盾与冲突是暂时的，族际间技术知识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发展是主流趋势。在不同技术知识體系的接触初期，因各自技术知识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与差异性会产生某些矛盾与冲突，但随着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反复接触与深入互动，就会发现并采借吸纳他民族技术知识系统中的有用成分，由之前的对立冲突转变为借鉴融合，各系统之间拥有部分兼容性质的共生文化要素，这种共生文化要素既有浓厚的本民族技术知识的特色，又有他民族文化系统的某些基因，然后再通过对这些共生文化要素的重组与扩散形成不同民族技术知识系统交往的共生界面，正是有了跨技术知识系统之间的共生界面，才进一步缩小了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技术知识系统的差异，减少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互动交流的阻力，增强本民族技术知识的通用能力，从而扩展其应用空间与生存空间。根据韦浩明的研究，在南岭民族走廊中段的贺州市，各民族在生产工具、建筑设计、交通工具等方面出现了自觉的、动态的的相互效仿、改造、创新和整合的情况，这说明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各民族所掌握的技术知识的个性与地方性得以减弱，而共性、通用性得以增强，不仅有利于保持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而且可以增强技术知识对外传播能力，在扩大其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强了其生命力。

三、南岭民族走廊族际技术知识互动交流的典型案例

一个民族的生计方式与文化体系中技术的、制度的、观念的子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关系的存在使得生计活动与相关的文化因子结成了整套复杂的关系网络。[28]南岭民族走廊族际技术知识相互借鉴与互动交流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农耕技术、建筑技术、工具技术、工艺技术等方面，通过族际技术知识的互动交流与学习借鉴，不仅提高了本民族科技知识的整体实力，而且以此为载体有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友谊，从而营造团结友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族际文化氛围，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优势互补的发展共同体。

（一）生产工具的引进

生产工具对人的类存在“具有物化的知识力量”与“社会的器官”两个重要性质，这意味着一个民族或群体生产工具的革新必然大幅度提高其生产力水平。生活在南岭民族走廊通道上的民族群众积极学习其他民族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制作技术（如铁器工具的使用与推广）。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富川瑶族人民所使用的铁制生产工具和打猎所用的猎枪大都是由汉族提供的;瑶族原来没有掌握打铁技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平地瑶聚居的柳家源已有两夫妇开炉打铁，为邻近瑶、汉族人打制和修理各种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他们掌握的打铁技术是从汉族地区学来的。[29]95～96广东连南一些汉族人除了以货郎担进瑶寨贩卖日用品外，还有的在瑶区开铁铺，帮瑶民打造锄头、镰刀等农用生产工具;据连南某司法所长（壮族）介绍，“以前打铁、补破锅都是汉族过来的，瑶族地区经济条件很差，外地人算先进的了，特别是磨米机器的引进”[30];部分瑶民如火烧排的房罗卜卖架公和里八洞的沈欧唐打铁公，基本上学会打铁技术，能修理打制一般的锄、耙、刀、斧、镰等器具，而且能修造猎枪、锁头等结构复杂的物件[31]22。湖南江华翻身队盘才坤老人说，瑶族现在用的半月形斧子，是在清光绪年间，从汉区传来的，原来是一字形的斧子[32]62。这些案例表明，正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其他民族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制作技术，革新了劳作工具，提高了劳作效率，从而促进该区域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高与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农耕技术的学习

对任何一个依靠农业为生的农耕民族而言，最需要借鉴或引进的就是有关农业耕作的技术知识，其行为逻辑体现的是以生存为目的和以“生存安全第一”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因此农耕技术知识是南岭民族走廊各民族间相互学习与采借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种子培育和选种技术、农业灌溉技术等方面。

第一，种子引进、选种及培育技术的相互学习。广东连山瑶族社员群众下山定居后，壮、汉社员群众热心帮助他们学习掌握播种、育秧、施肥、除虫、田间管理等方面的农业生产技术。[33]65另外，民国时期，在粤北普遍存在瑶族向汉族人学习生产技术，主要包括耕作技术，如犁耕技术、翻耕技术、选种技术、施肥经验等。当地瑶族在学习汉族人选种技术前，“惟瑶人不知选种之法，浸种时即取仓中普通之谷粒作种，其结果使秧种常不得改良”[34]364。广西临桂县南边山乡桥头、嵅口自然村居住着壮、汉两个民族，其中壮族64户，汉族58户。居住桥头村的壮族善于多种经营，而居住嵅口村的汉族擅长水稻栽培。为了共同富裕，嵅口村汉族群众毫无保留地把水稻栽培技术传授给桥头村壮族同胞，使桥头村粮食产量跃居各村前列;而桥头村的壮族群众掌握了臣峰葡萄栽培技术，其主动与嵅口村的汉族村民联合经营，获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通过上述案例可知，南岭民族走廊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与借鉴有关农作物品种的选种、培育、栽培等技术对各民族的生存安全、社会进步、生态安全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实现了少数民族饮食种类多元化，当地民众通过摄取多类食品的能量与营养，有益于增加健康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形成了多农作物品种混种的格局，较之单一粮食品种更能灵活应对因各类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危机，因为不同农作物对地理位置、土壤、肥力、气候等要求不一样，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所有农作物同时遭受某一类型自然灾害，也不可能所有农作物同时遭遇不同的自然灾害，大幅度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为各民族生存发展提供可靠的粮食保障;最后，农作物品种多元化有着十分重要的生态价值，除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外，可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多元化利用，以此实现均衡与多样化消费。

第二，学习其他民族较为先进的灌溉技术。对南岭民族走廊通道上的山地民族而言，掌握因地制宜的灌溉技术是把山岭开垦成稻田的必备条件，为此在劳作实践中往往积极主动向周边其他民族学习更为先进的灌溉技术。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学习汉族的灌溉技术，根据自身地形灵活运用汉族的农业灌溉技术并推陈出新，如架设水车、开凿水渠、修筑堤塘等;且因地制宜发明新的灌溉方法，“灌溉之力，拦河上为溪水之流，随地势次第为堰而分之，使东西灌，又相田之卑高，为小沟，轮日泄闭，灌无不均”[35]卷四;同时根据灌溉的需要改进灌溉工具，黎平一带改进后的水车“大者极六十幅，高者径极三长，筒多者极二四筒”[36]食货志。这些技术是在学习汉族基础上改进的，极大提高了抗洪抗旱能力，确保了农作物增产增收。[37]上述这些案例说明，当地少数民族学习其他民族如汉族的灌溉技术提高了灌溉能力，有助于增产增收，从而为本民族生存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粮食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各民族之间并不是机械地学习或采借他民族的灌溉技术，而是在学习他民族原有灌溉技术基础上，本着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原则进行一系列创新与改良，发展了一套完整独特的符合本民族生存实际的灌溉技术系统，从而将技术知识的引进与本民族的环境适应性有机结合起来。

（三）建筑技术的借鉴

在南岭民族走廊次区域的贵州黔东南、黔南一带，各民族之间的技术知识学习还体现在建筑技术、建筑风格等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贵州建省时，清水江以西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有了建制管理，生活着汉族、苗族、土家族、畲族、瑶族、仫佬族、布依族、壮族等少数民族，这里最常见的建筑形式就是吞口式建筑，即三间平层建筑，中间向内退出1米左右，在房屋中部形成凹形的吞口状。据说此类建筑形式由古代的楚国遗留，在民族相互交融中形成地域特点，逐渐成为这一带各民族共同的建筑形式。而清水江以东以南地区还处于“化外之地”，即所谓的“生苗”区，其间生活的苗族、侗族、瑶族、水族等少数民族多以干栏建筑为主，每个民族的建筑形式都有明显的特点。居住在清水江支流的巴拉河两岸的苗族，其生活区受地形的影响，多以“厂”字形半吊脚楼为主;生活在都柳江流域的侗族居于平地，出于防火的需要而擅长在水塘上修建完全式吊脚楼;水族的吊脚楼也多为平地而建的完全式吊脚楼。换言之，“熟苗”地区多为吞口式建筑，“生苗”地区大都为干栏式建筑，这充分说明在建制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受文化交融的影响，形成多元文化格局，在建筑技术与建筑风格方面相互吸纳，成为区域共性的文化特征。当然，在共性特征之下也有一些区别，比如清水江中游两岸的苗族建筑主体为吞口式建筑，但在院墙设计上又吸纳了徽派建筑的防火墙特色。这一带吞口式建筑以木材为主要建材，苗族村寨在民族团结心理支配下，家家相连，户户相通，房屋密度大，火灾造成的破坏自然也会产生连锁效应，从而经常发生火烧连营的现象。明清时期，清水江成为管理西南地区的重要水道，也是货运流通的黄金水道，从江西一带迁入的军屯官兵和民屯老百姓，乃至商人，将徽派建筑风格传入。随着汉族与该流域少数民族群众频繁的互动交流，马头墙的防火功能被当地的苗族人民吸纳，在保持苗族主体建筑风格不变的情况下，对院墙进行加设防火墙的改造，形成了既有徽派建筑风格又有苗族建筑特色的别具一格的传统吞口式或干栏式与徽派马头墙相融合的建筑风格，即房屋的墙边或院墙修建马头墙，而建筑的内部依旧采用吞口或吊脚楼形式，特别是在清晚期最为盛行，其目的在于防火，清水江中上游的下司镇、重安镇、施洞镇都有这种整合的建筑风格。这充分说明，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互动交流中，因自身防火技术或知识的欠完善性，吸纳了汉族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将马头墙修在墙边上即是一种吸收外来技术知识的体现，提升了建筑自身的防火能力，1从而减少火灾发生的概率，规避不必要的损失。

（四）工艺技术的学习

传统手工艺技术知识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也是南岭民族走廊族际间技术知识学习的重要内容，不仅满足了民族群众日常生活用品多元化的需要，而且也弘扬了各民族优秀的工艺美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传统工艺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越来越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并以此为比较优势转化成文化商品实现其经济价值，尤其是对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少数民族群众而言更是其重要的谋生资本。如张树皮通过创造性发展“树皮衣”而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与较高社会地位;银匠哥以西江苗寨为平台，通过积累银饰锻制技艺，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能力，并以此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在尚未开发传统工艺资源的较长时期内，南岭民族走廊各族群众凭借文化自觉不断向其他民族学习实用的传统工艺。例如“瑶族本不会造纸，到了1930年，一个叫作周必和的汉人由湖南来到了富川，到瑶家上门入赘，周必和会造纸，于是造纸的技术也就随着他的到来而传给了当地的瑶族人民”[29]96。桂东北贺县安和的造纸术也是从汉族那里所学而来，安和位于贺县北部，包括大力、边冲、大窝、红眉、高田冲等瑶族村落。[38]19从历史上看，当地的瑶族民众只知道做竹器如箩筐等，而不会造纸技术;但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人学会了造纸，而且还初具规模，这主要是从汉族学来的。据当地老人推算，大约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十年前（清末民初），汉族人到安和瑶族地区开设纸厂，一方面租借竹山利用竹子造纸;另一方面雇佣瑶人到造纸厂做工。渐渐的瑶族民众也学会了造纸術，便和汉人合伙开造纸厂，例如大窝的造纸厂，就是在1941年左右由汉族古阿吉和瑶族赵文会合伙开的。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安和一带的瑶族和汉族合伙共建了7个造纸厂……并出现了瑶族人民单独开设的造纸厂。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红眉3个造纸厂，全是由瑶族人民自己营业[29]251～252。从上述可知，瑶族同胞从不会造纸到跟着汉族同胞学习造纸，再到与汉族同胞合伙经营，最后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这一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传统工艺技术知识的相互学习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为了更好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某种需要，拓展了文化时间与文化空间，可以说以传统工艺为代表的技术知识交流学习在弘扬本民族传统工艺的同时，也对周边其他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影响深远。

四、余论与讨论

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民族间的交往交流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越来越趋同，共同性因素越来越多，民族差别越来越小。[39]这充分表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內容与形式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政治、民族社会等四种类型，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各民族之间技术知识的相互学习与借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技术知识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人类一切生存的手段都取得了技术的统一形式，技术成为人类生存的唯一条件。[40]在南岭民族走廊通道上各民族之间技术知识相互学习的现象较为普遍，而且涉及范围广泛，主要包括生产工具、灌溉技术、建筑技术、林业技术、传统工艺等方面。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有助于促进本民族经济社会的全面提升，如技术知识体系的完善、生产工具的革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等。之所以广泛出现上述技术知识互动交流与相互学习的现象，可以从技术知识体系的差异性、互补性与开放性三方面加以诠释。不同文明之间互鉴互学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于各民族所掌握的技术知识系统的差异性，同时这些技术知识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共享性与开放性特征，而正是这种差异性与开放性形成了各民族间技术知识系统的互补性。从差异性视角看，各民族间技术知识系统若没有差异，就没有竞争，“万事万物都是齐一的”，则本民族知识系统难以实现优化演化;从互补性视角看，各民族所掌握的技术知识是其在长期劳作实践中积累的集体性智慧，即便是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也有其创新之处，因此无论是对其他民族经济社会进步还是技术知识体系的完善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从开放性视角看，作为相对独立的技术知识系统，为维持自身整体性，一方面要从外部环境吸收有利于自我完善与提升的要素或成分，在交往交流过程中各民族成员“不断吸收彼此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精髓，学习吸收对方的长处和优点，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增进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因素”[41];另一方面向外部环境输出有利于自我存续的要素或成分，以扩大本民族技术知识的影响力，继而增强其生命力。

总之，不同民族之间技术知识的相互学习与文明互鉴不仅提升了技术知识的整体水平，促进了本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以此为纽带促进各民族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从而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如果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实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条件，那么南岭民族走廊则为该通道上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空间基础，而各民族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则有助于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构建。但应当指出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各民族在学习借鉴其他民族技术知识的同时，不是照抄照搬与全盘模仿，而是秉承为我所用的选择性扬弃原则，通过批判性吸收不断完善本民族技术知识，因为学习借鉴其他民族技术知识，在为本民族发展带来正效应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某些潜在的负效应。任何一种技术知识都是在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学习借鉴而来的技术知识很可能因环境的变化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就是生态人类学上所指的环境适应性问题，这样就可能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人为的诱发生态灾变。在现代技术知识语境下，外来的某些技术知识较之传统地方性知识有很大的优势，可以明显提高对各类资源的利用率（即经济效益好），因此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大，也乐意被当地民众所采借。但长期而言，可能对当地民众的可持续生计构成威胁。例如龙脊壮族地区，在市场与行政力量的双重驱动下，壮族群众很乐意接受汉族的化肥、农药、双季稻等新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付广华的研究表明，外来有关农业生产的技术知识给当地壮族群众带来生存环境破坏，甚至引发某些程度的生态灾变，如土壤板结活性降低、土壤污染产量下降等。因此，在现代性发展语境下，各民族之间在技术知识相互学习中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充分而全面地考虑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如此，才能促进南岭民族走廊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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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ETHNIC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EXCHANGE IN NANLING ETHNIC CORRIDOR

Li Jun，Yuan Lihong

Abstract：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system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aspects of difference， complementarity and openness. Among them， the difference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heir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complementarity i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mutual reference， and openness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mutual learning.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mong ethnic groups in Nanling ethnic corridor is embodied in tool manufactur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chitectural style， traditional crafts， etc.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of all ethnic groups but also help to promote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economic society of all ethnic groups. More important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s the carrier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haping a new type of ethnic relationship of good neighborly， symbiosis and coexisten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Nanling ethnic corridor;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責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