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少数民族“家”的空间建构：人本理性、公私秩序与社会整合

韩璐 明庆忠 史鹏飞

【摘 要】本文构建“私家—公家”分析框架，以云南省盈江县大谷地傈僳族村寨的易地搬迁为例，通过扎根理论和空间句法验证对村民“家”的空间建构进行分析：在制度性之外，边疆少数民族对“家”空间组构的理性回归源于其内源性的社会反应机制和自然组合能力，村民基于“私家—公家”的秩序对多个“家”构筑社会关系联结，是边疆少数民族主观能动对政策客观引导的补充;“家”的空间组构效果与其中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力互为指引，边疆少数民族在多个“家”间的迁移，推进了民族情感要素和发展要素的跨空间交流与共享，为与之相应的命运共同体之“家”的意识培育奠定了基础。边疆少数民族对“家”的跨空间建构能为我国民族地区加快推进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供有益经验。

【关键词】人口迁移;家的空间组构;资本重组;社会行动;边疆少数民族

【作 者】韩璐，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明庆忠，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鹏飞，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221。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5-0077-012

一、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

在我国，“家”被视为人类认知文明和实践良知的秩序场所，中国儒教建构的“家族主义”以“家”的理法哲学建构不同维度的家国同构，体现了“家”贯穿时空的“泛家性”[1]，也成为我国国民对传统秩序自然表达的主要依据。以“大杂居，小聚居”为地域分布的少数民族，对“家”的认知依循“泛家性”传统，以“家庭之家—家族之家[2]—宗族之家[3]73—村社之家1[4]—地方之家[5]—家国一体[6]—天下一家[7]”为秩序标杆，通过多层次的空间和情感表达，讲述着中国自古以来“家”的合天下私成公的“公私”一统[8]250。在不同情境下，“家”总是作为被外部关系建构的意义中心[9]，社会群体要么选择“家庭之私家”以应变公家的秩序安排，要么从家族乃至村社利益出发以区别于更大范畴的集体观念，即“家”总是处于以我方团体利益为主的“私家”概念以应对更大范畴的“公家”的社会秩序安排，私—公的分界如同称上的游砣，视事件的性质而在“家”的秩序标杆左右滑动，且以“私家成员”的社会行动2实现内外均衡的理想目标（图1）。因此，对“家”的研究既不能囿于“私家”一隅，也不能仅以“公家”概而论之，透过其内外部社会关系构筑“私家—公家”的理论分析框架理应成为“家”的研究范式之一。

图1  “私家—公家”分析框架1

“私家—公家”分析框架着眼于从“私家”的内部肌理来研究“公家”的社会集体选择，再从“公家”的共谋实践反观“私家”的内部调试，即以微观“私”之间的共同性、总体性来看“公”的关联道义，解构“家”的“私—公”作用机制，构筑“家”的内外一致性空间发展。从理论上说，这种分析思路有助于拓展移民新经济学家庭迁移理论的社会关系维度，向系统迁移理论进一步靠近。

“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是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群众做出的庄严承诺，通过脱贫攻坚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路子，而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而被广大民族地区采纳，各地区因地制宜地采取生态搬迁、经济搬迁、灾害搬迁、工程搬迁等形式[10]191～197，通过政府引导、组织不同规模的人口转变居住地，重组生活空间。“搬得出、留得下、能就业、有保障”是易地搬迁工程致力实现的理想目标，但迁出地稳定的生计和迁入地配套结构的滞后，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地关系错置，成为少数民族迁移的主要中介障碍[11][12]，与此同时，迁入地潜在预期收入和新型社交关系等资本2重组对移民又具较大吸引[13]87，村民的迁移决策，一面是基于村社之家的集体行动[14]，一面则是基于家庭之间的迁移效用最大化选择[15]，迁移与否及如何迁移成了易地搬迁少数民族不可回避的话题。笔者通过文献回顾和调研发现，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具有典型的边缘后滞性和民族导向性，以应急性政策取向和行政干预效率衰减为典型的治理问题依然显著，现代化治理体系在民族地区的推进注定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任务驱动”将在较长时期占据主导，也正因如此，少数民族介乎多个“家”间的理性反思和自然实践才得以有序表征。

易地扶贫搬迁属于人口迁移的一类模式，涉及迁出地、迁入地与中介障碍等因素，拉文斯坦（E.G.Ravenstein）（1885，1889）是最早提出人口迁移“七大定律”的学者，也是“推—拉”迁移理论的奠基人，[16]之后博格（Donald J. Bogu）和埃弗雷特（E.S.Lee）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新迁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属于后来居上[17]。少数民族地区因民族、贫困、生态、社会等多重问题交织而被称为全国扶贫搬迁最难啃的“硬骨头”，有关于此的较早研究集中于移民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18]，其中还拓展了对拉文斯坦“双向律”中返迁现象的解释[19]，何海狮便将双向律现象概括为摇摆模式[20]。此外，少数民族移民进入迁入地面临的空间调适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包括社会文化调适及文化治理[21][22]、移民心理和精神空间调适[23][24]、生计空间调适等内容[25]，而有关研究则通过对比分析对自发迁移和非自愿迁移[26][27]、就业迁移和婚姻迁移[28]等模式进行总结。既有研究集中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心理适应、博弈论、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乃是源于以“村社之家”为研究对象，或将“私家”与“公家”分而论之，这种二元划分未能较好地统合移民的跨空间迁移实践。因此，体现主体和空间延展弹性，整合不同秩序的“家”的空间组构，才能有效协调人地关系的现实问题。

“家”的空间组构（spacial configuration）异于空间结构（spacial structure）概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伦敦大学比尔·希列尔（Bill Hillier）等人首次提出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理论，其基础是图像拓扑学，核心概念为空间组构（空间关系），即个体空间元素不能完全影响社会经济活动，而整体空间元素间的复杂关系才是社会经济活动开展的核心动力，也即空间的复杂组合关系才是联结空间形态与功能的纽带[29]66。空间句法的适用性分析最早用于城市空间规划和建筑設计等领域的可理解性验证[30][31]，随后向路网通达[32]、商业街区[33]领域扩展，同期，对“家”的空间组构合理性验证亦兴起，集中于家屋的内部建筑空间组构识别[34]和村社空间形态解码[35]，即以单一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内在的社会文化逻辑。在国家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等背景下，基于概念建构，以空间句法验证少数民族跨空间社会关系联结的内在意义，将大有裨益。

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多元背景，以“私家—公家”为分析框架，以家庭迁移理论和社会行动理论[36][37]为依据，对大谷地傈僳族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家”的空间组构进行解码，从人本主义角度体察少数民族对“家”的适宜性调整，并从空间本位探寻既有空间关系对主体行动的介入，探明村民社会行动与“家”空间的互动关系，寄望于为“家”的本土化研究提供有益经验，并为有关层面论证少数民族易地搬迁、推进民族地方治理体系优化及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有益指导。

二、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

中国犀鸟谷位于云南省盈江县西南边境洪崩河畔，由于分布有中国最丰富的犀鸟种群，因此冠以“中国犀鸟谷”之名。中国犀鸟谷内分布有下石梯、大谷地、洪崩河等几个小型民族聚落，同属太平镇雪梨村委会石梯村民小组，其中大谷地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大谷地位于犀鸟谷腹地，全村共有40户傈僳人家，202人。2015年，在政府的引导下，大谷地村民率先以2～3家合作的形式建起“鸟塘”，当起“鸟导”。截止目前，犀鸟谷共建起43个观鸟点，其中犀鸟观测点有8个，村民的年平均旅游收入约8000元。此外，种植坚果、荔枝、香茅草也构成了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自犀鸟谷开展观鸟旅游后，其已跃居为国内知名观鸟圣地。然而，由于大谷地位居犀鸟谷生态红线内，历史垦荒和建房对森林生态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政府统筹组织村寨搬迁至县城大盈江畔的临江佳园搬迁点，由此导致村民生计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分离，同时，县城的空间优势为村民的跨空间关系建构创造了条件，由此，返迁至大谷地、对苏典傈僳族乡展开族群认同建构成为当下大谷地傈僳族“家”的主要空间实践。

文章选择大谷地傈僳族作为案例，主要出于：一是傈僳族属于典型的山地直过民族，迁徙历史久远，由此形成了一套应对迁移的社会反应机制;二是大谷地傈僳族迁移涉及“家庭之家—村社之家—地方之家—家国一体”的秩序结构，属“家”的中观尺度，相对可控;三是大谷地傈僳族搬迁后，村民在迁出地、迁入地和他乡镇间展开的“家”的建构，既具有一般易迁的共性，也呈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色;四是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背景下，大谷地傈僳族对“家”的建构实践，切实发挥了自身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联结推进了多个“家”的空间联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也为官方统筹规划奠定了人本基础。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家”的空间组构是基于“家庭之家—村社之家—地方之家—家国一体”的行为实践，其背后隐含的社会行动逻辑是其得以建构的根本原因。作者第一阶段以田野半结构访谈对大谷地村民“家”的空间组构认知进行一手资料收集，大谷地的田野调查时间为2019年8月26～30日、临江家园田野时间为2020年4月4～6日，随后依托扎根理论、运用Nvivo11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以提炼概念范畴，构筑多个“家”的空间组构模型;第二步是基于空间句法理论，运用UCL Depthmap10和Arcgis10.5软件对“地方之家”和“村社之家”的空间组构进行建模，以验证空间组构模型下社会行动的空间意义。

三、边疆少数民族“家”的空间建构实践

（一）质性分析

安索·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和巴尼·格拉索（Barney Glaser）提出扎根理论遵循一般建构程序：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主轴式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式编碼（Selective Coding），以概念扎根的访谈文本出现频率为提炼条件（至少出现两次），从经验材料中提取模型概念，并将概念范畴逐步收敛至确定核心范畴为止。

1. 开放式编码

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一共得到150个与访谈语句相对应的初始概念，通过频率筛选，最后保留了21个初始概念、560余条原始语句，以下对每个范畴截取一至两条原始语句以作说明（表1）。

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所得概念范畴的进一步收敛，通过对21个初始范畴进行关联聚类提炼，形成4个主范畴（表2）。本研究采取两阶段文本饱和度检验，第一阶段即在主轴式编码阶段回顾开放式编码是否存在概念范畴遗漏，经检验，大谷地傈僳族基于犀鸟谷旅游产业链而在洪崩河等地建造的旅游接待家屋，对于村民而言也具有“家”的属性，属于旅游的“家”的范畴，因此在主轴式编码阶段做了相应补充。

3. 选择性编码

基于主轴式编码，以时空演进为逻辑，对主轴式概念类属进行结构分析，并伴随文本饱和度二次检验（经检验，未产生新的范畴，达到理论饱和），最后凝练统领其它概念类属的“核心范畴”，对初始范畴和主范畴的概念建立关联，形成理论自洽的“故事线”架构。结合本研究所涉入的多个“家”的空间关系，综合既有概念范畴，确定核心范畴为“家的空间组构”。

4. “私家—公家”分析框架下的社会行动

结合图2来看，在原初的“家”空间内，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以“家庭之家”为核心，其乡村惯性依赖和旅游产业链维护主要是基于“家庭之家”范畴内的私家决策，但前提是需遵循大谷地乃至犀鸟谷“公家”的社会秩序安排，不能侵犯“公家”的社会利益;观鸟旅游兴起后，由于大谷地村道通达条件较差，部分村民在犀鸟谷洪崩河和下石梯等村寨购置地产、建造房屋以接待旅游者，通过家庭经营的形式再造“旅游之家”，由此，“旅游之家”以“家庭之家”的角色立位，村民通过一户两所的“家庭之家”在“村社之家”间进行生产生活实践，对“村社之家”间构筑社会关系联结，在此基础上的“地方之家”及其有关秩序规范逐步形成。当村民与犀鸟谷外的芒允等集镇进行社会经济交流时，主要是将自己视为“家庭之家”“村社之家”和“地方之家”的家庭成员角色，以此作为“私家”的范畴，于芒允集镇展开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源于“私家”的资本追逐，但又需遵从芒允集镇“公家”的秩序安排，为保证资本追逐的平稳进行而采取“公家”所公认的社会行动，由此实现同“公家”的社会融合。

从整体时空演进来看，原初的“家”与搬迁的“家”双向互动关系显著。搬迁初期，移民对搬迁的“家”所带来的资本重组具有一定期待，但出于“家庭之家”资本重组能力和原有资本保有的现实考虑而对迁移与否举棋不定，由此，官方政府通过专项贷款、拆迁补偿、税收减免等方式全面对话“家庭之家”持有的疑虑，以实现易地搬迁在“村社之家”层面的社会行动一致性，随着选择迁移的“家庭之家”增多，村民们的关注点逐步转向“村社之家”的社会集体行动，视其为“私家”，以“家庭之家”的决策互为参照，以期达成全村的迁移共识，通过集体共谋共商协同融入另一空间领域的“村社—地方”之“公家”;返迁阶段，村民同样遵循不同秩序“家”的行动递进逻辑，返迁初期的村民主要出于“家庭之家”迁移效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进行考量，迁出地未全面拆除的房屋、传统农林生计和旅游产业链等资本持有所带来的收益能全面抵消返迁成本，而迁入地生计边缘化和资本重组预期的理想化使村民逐步回归理性，村民外出务工和返迁意愿逐步强化。返迁的“家庭之家”内，村民以家庭劳动力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为依据对人力资本进行配置，如久居搬迁的“家”的主要是适婚青年、育龄妇女、学龄儿童，久居原初的“家”的主要是出于复合生计和乡村惯性依赖的中老年人口。返迁后期，除家庭效用考虑外，村民的回迁附加“村社之家”发展效用的考虑，如集体回迁以维持原初的“村社之家”同下石梯、雪梨村等其他“村社之家”之间在犀鸟谷、大谷地的利益分配格局，对“村社之家”乃至“地方之家”整体利益的关注，使“村社之家”和“地方之间”随即成为了村民心目中的“私家”。所以，正是村民在“原初的家”和“搬迁的家”间的双向迁移，推进了“村社之家”基础上多元空间关系的构建。

为践行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社会风险的迁移战略，大谷地村民迁移至搬迁的“家”后，通过理性回归主动采取资本重组实践，包括邻里日常社交的强化、积极寻求就业机会、推进良好教育的保有等。为分散搬迁的“家庭之家”的资本重组风险，温士贤曾以苗族移民利用传统的家族观念和亲属网络消解自身在移民社区的边缘地位即证实了移民的资本实践[38]而傈僳族跨空间、远距离的资本追逐在案例中亦是典型。搬迁前，大谷地原初的“地方之家”最远可辐射至太平镇芒允集镇，以经济资本交换作为空间组构的边界，属于“公家”节点，而搬迁后，为进一步分散搬迁的“家”的潜在资本收益风险，村民在“私家”和“公家”两个层面，以搬迁的“家”为基点，凭借族群认同、亲缘联系和婚姻缔结等社会资本展开空间组构实践，通过“家庭之家”的主动实践和“村社之家”的社会集体行动与苏典乡各村各寨建构“家”的空间关系，形成了他社区的“家”的关系节点，最终在“家庭之家—地方之家”层面实现了跨空间组构更新。

新购置的“家”是在搬迁的“家”和他社区的“家”的建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空间节点类型，部分青年村民缔结婚姻后在城里或其它地方购置新屋，与或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在他处另置房产都属于“家庭之家”的空间再生产，新购置的“家”的社会行动脱轨于原初的“家”的空间秩序管控，在“家庭之家—村社之家—地方之家”整体层面进行了空间组构更新，一定意义上，也推进了原初的“家”的空间组构扩展。

本部分主要基于家庭迁移和社会行动理论，从“私家—公家”的分析框架出发（图3-图6），分析傈僳族村民家庭效用最大化和社会行动的战略组合，揭示“家”空间组构模型背后的社会作用肌理，以此指导下一步对社会行動空间合理性的检验，形成“模型建构—分析框架下的肌理阐释—模型的空间适用检验”的研究框架。

（二）空间句法验证

空间句法理论认为，人的迁移主要受到空间组构的塑造，体现为对人员聚集和分散的引导，从而影响空间功能的嬗变。因此，为进一步验证上一阶段质性模型的空间合理性，并在模型基础上再揭示“家”社会行动逻辑，本部分利用道路线段分别对地方之家和村社之家进行关系图解模型建构（图21）。

以傈僳族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在多个“家”间的出行移动，基于“私家—公家”分析框架呈现多元空间尺度的关系建构，而句法模型与出行流的相关性已得到系统论证[39]13，其中空间组构模型的空间整合度（integration）1和空间角度穿行度（nach）2是对人口出行具有较高指示性的参数。因此，文章选择以路网偏转角度为标准的线段模型，对“村社之家”和“地方之家（以县域作为尺度）”进行句法建模，且为校准整合度模型而选择1000m、10000m、20000m、30000m、60000m和全局空间等多个搜索半径进行典型收敛，最终确定以1000m、10000m和全局半径对“地方之家”的差异性组构进行建模分析，而“村社之家”则以全局半径进行建模，以此对“家”的空间组构以图示模型呈现，验证质性模型（图2）的空间合理性。

1. 原初的“家”空间组构扩充以相对高整合中心为关系联结的梯度推进

“地方之家”的空间整合度内，不同搜索半径呈现的空间组构参数具有梯度差异：1000m半径内，原初的“村社之家”和芒允集镇具有中势整合度，乡镇行政中心和县城具有高势整合度;10000m半径内，空间整合度典型呈现为村落<集镇<各乡镇行政中心<县城的空间分布，呈梯度递增;全局空间内，以县城为核心向外拓展的整合度呈现四个方向的空间集中趋势，分别是北端、西端、西南端和东北乡镇集群。反观质性模型，大谷地村民最早是以复合型生计为依托而穿行于犀鸟谷内“家庭之家—村社之家—地方之家”的社会生产实践，同期与芒允镇的社会交流拓展了犀鸟谷“地方之家”的空间组构。随着易地搬迁介入，“犀鸟谷—芒允集镇”的空间组构进一步拓展至县城节点，由犀鸟谷—芒允集镇—太平镇行政中心—县城几个空间节点共同推进了“家”的空间组构更新。所以，两相对照，原初的“家”空间组构拓展以相对高整合中心作为关系联结的主要依据，符合质性模型的推进过程。

2. 基于搬迁的“家”的空间组构拓展与全局空间角度穿行度呈正相关

从空间角度穿行度来看，1000m半径内，犀鸟谷原初的“地方之家”呈现较高的内部穿行度，县域边缘乡镇集群的空间穿行度整体高于县域中心的穿行度;从10000m到全局角度穿行度，质性模型中几个“家”的空间节点被其它节点最短通行的距离整体逐渐收敛，其中以联结各乡镇的主干道穿行度最高。结合质性模型分析结果，少数民族移民迁移至搬迁的“家”后，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外部结构性融入障碍，因此部分“家庭之家”便以自身所持文化资本等进行跨空间资本重组，其中返迁至原初的“家”和他社区的“家”的空间建构便与1000m半径的高穿行度节点高度吻合，而全局高穿行干线与村民出行路径也相符合。因此除去社会根源，村民对“家”的组构实践还受到了空间角度穿行度的正向影响。

3. 少数民族“私家”层面的空间组构具有明显的文化资本重组导向

从不同半径的空间整合度和角度穿行度来看，以县城（搬迁的“家”）为空间节点向各乡镇集群扩展的空间组构是大致均衡的，但现实情况是，除大规模的返迁流外，大谷地傈僳族多基于搬迁的“家”，沿着039县道向北建构空间关系，仅少数村民沿着西北面和东面出行，所以，为什么面对分异不大的空间组构形态，村民却同北面的苏典等乡镇建立了紧密关联？这便与质性模型的分析呈现一致性，即村民迁移至搬迁的“家”面临一定程度的内外部资本重组壁垒，而族群认同作为村民平等共享的资本，是村民进行跨空间资本重组的优选资源，因而，凭借搬迁的“地方之家”的对外整合优势和穿行优势，进行跨空间文化资本重组便成为了村民都乐于尝试的行动，其本质上仍是对自身所享有民族文化的资本追加行动。

4. “村社之家”内部空间组构的转变是村民进行跨空间资本重组的推动因素之一

以图3来看，大谷地“村社之家”的空间整合度和穿行度具有典型的中心性，红色区域代表着此处具有最强的空间渗透力和整合力，事实上属于公共空间领域，这是村民自下而上建立“村社之家”秩序的中心，“家庭之家”多以此为中心展开社会行动，由此形成“村社之家”离散空间的有机整合形态，充分体现了传统村落内聚、自为、有机和隐喻的性质[40];临江家园内大谷地村寨事实上仅安置在东面的两排建筑，处于临江家园“村社之家”的边缘，其整合度和穿行度的中心性都相对较弱，而整个“村社之家”的高整合中心则位于内部片区间的过渡地带，原初“村社之家”整合中心的内聚、有机特征在搬迁点成了片区隔离的象征，而着眼村民对苏典乡某村寨为典型的关系构建，这些村落同属具有典型中心性的空间形态。因此可以推论，除了移民自身内外部结构性迁移障碍外，村民基于“家庭之家—村社之家”展开的空间关系建构具有一定惯性偏好，其本质上也蕴含着对传统“村社之家”空间组构所决定的资本结构选择。

5. “家”空间组构的扩充包含着对人流聚集和分散的双重向度

从“家”的质性模型和句法建模来看，多个“家”的空间组构为“家庭之家”的人力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较好的出口，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依据进行家庭资本重组成为村民的理性实践逻辑，而随着返迁、他社区的“家”和新购置的“家”的空间关系建构，基于“私家”的人流分散和“公家”的人口再聚首构成了“家”空间组构的基本属性，无论是“家庭之家”“村社之家”还是“地方之家”，皆因村民的遷移流动而不断交融，也正是因为其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才推进了空间组构形态与功能的不断优化。

6. 旅游的发展对“家”空间组构具有正向塑造作用

基于搬迁的“家”迁移至原初的“家”和他社区的“家”，是部分少数民族“家”空间组构的特殊形式，其影响因素除了传统社会经济和文化介入外，旅游作为一种新型业态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地方之家”句法模型内，犀鸟谷1000m搜索半径内具有中势整合度和强势穿行度，苏典乡1000m搜索半径内039县道具有强势整合度和穿行度。综合质性模型分析，犀鸟谷以观鸟旅游和苏典乡以民族旅游为吸引点，每年汇聚较多的旅游人口，包括大谷地村民的返迁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旅游生计考虑。因此，从出行流和空间组构的相关性考虑，旅游的高人流汇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强化空间整合度和穿行度，即空间组构与人口出行流量存在互促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著名移民研究学者斯蒂芬·卡斯特尔斯（Stephen Castles）曾指出迁移实践具有历史背景、迁移系统、移民体系的分异，迁移理论应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理论中，以中层理论构建概念框架[41]。文章将“私家—公家”弹性框架置于“家庭之家—村社之家—地方之家—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秩序安排内，以不同迁移事件对“家”的空间组构肌理展开剖析，结果呈现为不同迁移尺度内，村民依据家庭效用最大化和最小化社会风险对“家”进行空间关系建构，揭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家”的独特实践：（1）在制度性之外，少数民族对“家”空间组构的理性回归既源于其固有的社会反应机制，也得益于村民对“私家—公家”的自然组合能力，其中族群文化资本是其实现资本追加的优选资源;（2）少数民族多个“家”经济空间融合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社会结构融合，村民对多个“家”的关系建构跨越“家庭之家—村社之家—地方之家—家国一体”多层秩序，以跨空间交叠互动，为民族地区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3）研究证实“家”的空间组构效果和其中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力互为指引和推进，因此，为合理引导少数民族“家”的迁移就需充分论证与其相适应的空间组构，而为优化少数民族不同层次“家”的空间组构也需立足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规律和需求，应需而供，推进发展主体主观能动和外部客观引导的高效对接;（4）伴随少数民族于多个“家”的迁移流动，附加在人身上的文化、价值、认同、信念等情感要素也随之渗透于不同层次“家”的秩序内，加之生存和发展要素的跨主体、跨空间共享，推进了与之相应的命运共同体之“家”的意识培育;（5）少数民族“家”的空间组构扩充了移民新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使其同更大范畴的社会网络直接对接，有助于推进系统迁移理论的发展。

（二）讨论

“家”在我国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概念，兼有流动性、可渗透、动态化本质[42]，从核心家庭到联合家庭的“家庭”与“家族”概念，到基于地缘、血缘和业缘的“聚落”“地方”乃至“家国同构”的尺度，只要有身份归属内外分异的语境，便有我国国民对“家”的界定。文章立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以边疆少数民族易地扶贫搬迁、返迁和族群认同等多元空间实践为基础，从人口迁移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私家—公家”的分析框架，将“公家”的空间实践落脚于“私家”的行为动机，以更好地分析在“私家”基础上的“公家”集体行动，从而实现对“家”富有弹性的秩序安排，为中国语境下对“家”问题的探究提供有益借鉴。法国哲学家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都曾提出“如果有机会解决社会上产生的问题，那么解决方案只能是集体的”，相较受制于资源和力量的个体局限，少数民族对“家”的依赖仍是其个体行动的主要参照系，通过“家”成员共同体的协商，确定“私家—公家”辩证维度下的社会集体行动，以应对身处其中流变不居的世界，确保“家”的均衡有效发展。在现代化多元背景下，对于少数民族“家”的空间组构研究，“家庭之家”“村社之家”与“地方之家”的局部根植已逐渐受到人口迁移流动的挑战，而基于情感和价值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家”的建构似乎才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好归宿，围绕理想目标的研究范式转变亟需学者们博采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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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FRONTIER MINORITY "HOME"： HUMANISTIC RATIONALITY， PUBLIC-PRIVATE

ORDER AND SOCIAL INTEGRATION

Han Lu， Ming Qingzhong， Shi Pengfei

Abstract：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private-public" analytical framework， taking the relocation of Lisu villages in Dagudi， Yingjia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alyze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home" of frontier minoriti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paradigm and spatial syntax verifi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nature， the rational return of the frontier minorities to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home" stems from their endogenous social response mechanism and natural combination capabilities， and the villagers build social connections among multiple "homes" based on the "private-public" order. It is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frontier minorities to supplement the objective guidance of policies; Mutual guidance between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effect and Socio-economic cultural vitality of "home"， and the migration of frontier Minorities among multiple "homes" have promoted the cross-spatial communication and sharing of national emotional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 of the “home”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cross-spatial construction of "home" by the frontier minorities can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 for our country's ethnic areas to accelerat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o activate rural endogenous power.

Keywords：population migration;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home; capital reorganization; social action; frontier minority

〔责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