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有道：中越跨境婚姻中的嫁与家

【摘 要】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境通婚现象不仅受到“民族—国家”体制的形塑，同时，因全球化的加剧而兼具现代性特点。一方面，边境线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边民的通婚实践，很大程度上致使越南女性以婚姻缔结为途径实现其谋生手段的选择。另一方面，跨境在一定意义上导致越南女性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促使她们形成了以家庭核心关系为主，以越南新娘内部网络为辅的二元关系模式，这种互动在保障她们日常实践的同时也局限了其对外部生活空间的拓展。

【关键词】中越边境;跨境婚姻;社会关系

【作 者】鱼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5-0089-008

中越两国之间存在着长达两千多公里的边境线，集中于滇越、桂越交界区域，绵延的边境两侧，跨境通婚现象普遍而历史悠久。藩属体系中，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与藩属国的越南之间，模糊的地理空间使两者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边境”，从而也很难以此形塑边民的生活。“边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跨境婚姻”的国家属性。但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及事实上的建立，中越“跨境婚姻”这一边地婚姻形态表现出诸多新的特点。

本研究的田野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N村，是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一侧沿边村屯之一，距边境线最近处六七公里，紧贴越南兴安省，当地居民均为壮族，因与越南一侧的边民属同源民族2，两地从古至今都有相互通婚的习俗，亲属关系广布，社会互动频繁，仅其中一个三四十户的自然屯（当地的自然村，可以理解为村民小组），就有9户跨境而来的“越南新娘”，可见这是N村普遍存在的婚姻形态。对于当地人来说，影响不仅在于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历史性公共事件，[1]更在于联姻使中越边境两地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让当地社会得到有效延伸，形成了“跨疆界传统小社会”[2]。但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民族—国家”的发展，国家管控力度的逐步趋紧，中越边境跨境婚姻面临的问题增多，特别是跨境婚姻中越南女性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尤为值得关注。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延伸连接了不同的社会情境与地域，使得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化，形成横跨整体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并将个体迅速裹挟其中，以影响其生活的方方面面。[3]其中，跨越遥远距离和文化鸿沟的“跨国婚姻”关系是这一网络的现实缩影。

通常意义上，“跨国婚姻”指“一国公民和另一国公民（包括无国籍人、双重国籍人）之间的婚姻”，也称为“涉外婚姻”。[4]1361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来讲，“跨国婚姻”指所有不同国籍人员之间的通婚现象，地域范围包括边境沿线地区1，也包括边境沿线地区以外的内地。[5]其中，“跨境婚姻”是“跨国婚姻”的特殊类型，指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涉外婚姻群体，[6]这一定义暗含“跨境婚姻”的两个特征，一是不同国籍的“边民”之间相互通婚，二是婚姻实践发生在“边境地区”。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展开对中越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解读。

中越边民通婚早已有之，历史上这是基于同源民族间血缘、地缘、业缘等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而“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纵深致使两国间的区隔超越了空间优势和文化渊源。“边境线”的出现更让传统意义上的“族内婚”变成了“跨境婚”，国家在场逐渐深入边民日常生活。同时随着中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增大，人员流动更趋频繁，越南女性逐步将婚姻实践作为拓展其生存空间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但相伴而生的是她们需面临的诸多挑战。

研究认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文化模式[7]235～243及在长期历史变迁进程中形成的相对封闭的“跨疆界传统小社会”[2]，使生活于这一特殊场域中的边民国家意识和边界意识模糊[8]，女性常在群体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出现困境[9]，其子女在社会化方面亦面临挑战[10];另外，跨境婚姻的“非法化”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持续对边境地区的社会管理、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构成巨大冲击[11]，也加剧了边境地区社会治理难度和成本[12]。与此同时，跨境婚姻群体也是艾滋病感染的高风险人群，且缺乏社会保障。[13][14]

相较于客观存在的问题，跨境婚姻女性日常生活面临的主观困境却甚少被关注，因此本文把“社会关系”作为解读中越“跨境婚姻”的关键词，尝试通过对N村“越南新娘”婚姻实践中关系网络的断裂与重建过程的关注，分析当前中越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中女性的关系困扰[15]，这不仅是越南新娘需经过错综复杂的策略互动建构的生活秩序，也是她们融入日常实践要面对的生存问题。作为婚姻事实的承载者，她们如何在异国他乡与生活遭遇，并使自己的社会网与周遭关系社会相自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成为本研究的出发点。

二、嫁：社会关系的流动

地理位置上临近，民俗风情上同源，[16]加之边境两侧男女比例的不对称都极大地促进了边民之间的互动，致使“跨境婚姻”变得越来越频繁，关系流动的现象也愈来愈越明显。

受语言和其他因素影响，本次研究通过入户访谈的形式逐一接触了N村的越南新娘及她们的家人（包括来中国探亲的越南亲属），同时还对其他村民进行了访谈。我们发现，越南新娘實际上将婚姻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在解决生计问题的同时，完成婚姻缔结，这一过程中原生社会关系的区域性运作是促成跨境的重要推手，见图1。

（一）作为婚姻媒介的关系网络

首先，越南女性通过亲属网络或熟人关系，完成对婚姻对象的选择。中越边境地区自古存在的姻亲关系及两侧居民的同宗同源，在这一区域留下了范围极大的亲属网络，为“跨境婚姻”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一种情况通常是中国边民将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越南适婚女性介绍给中国一侧村庄中的男性，往往中国一侧的介绍人和介绍的对象去到越南一侧进行相亲，商量具体事宜，其中多数情况下，男性家庭条件较差，年纪较女方稍长，年龄差多在3～15岁之间，通婚半径在沿线20公里之内。另一种情况是村庄中的已婚越南新娘通过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观察，将自己的姊妹介绍到临近村寨，多是越南女性越过边境线，暂住在中国一侧的亲属家，然后去到被介绍男性家中相亲，这种情况下男性应是占据婚姻市场优势地位的。两种情况中，通婚对象以同源民族居多，基本属族内婚，且都是越南女性嫁给中国男性，少有男性入赘的情况。

可以通过具体的访谈对其中一种情况进行更为细致的了解：

访谈①：N村村民 HL 女 17岁 学生

刚才那就是我小姨，我小姨这些时间来我们家走亲戚，来了半个多月了吧，其实就是来相亲的，我妈想把她介绍到板包（N村自然村屯之一）那边，但是去看了几次好像那边不是很满意，我小姨看起来有点迟钝，也不爱说话，现在先住在我家想给她介绍其他人1。

此外，也可以从访谈了解越南女性进入中国的途径及其对这种婚姻模式的看法：

访谈②：越南新娘 NHZ 45岁 农民

越南以前有很多女的，男的人数少一些，一部分女的要嫁出来。主要就是亲戚之间相互介绍，还有姐妹之间带出来，我们两边之间都相互有亲戚关系。我结婚有20年了，我丈夫前几年得病去世了，儿子如果在中国娶不到媳妇就去娶越南的，但是现在越南跟中国差不多，也是男的多，女的少。

其次，新建婚姻关系使区域内纵横交错的亲属关系再次得到拓展，为下一次婚姻实践的缔结做铺垫。当越南新娘来到中国并逐步进入家庭生活和村庄社会，她们便会积极地尝试将越南一方的适婚女性亲属或同胞介绍入中国成为新的越南新娘，不断交叉缔结的婚姻关系，使该区域边民的社会关系重合交叠，并为其提供便利。

由此，广布于边境线两侧的关系网络不仅使越南新娘能够顺利地找到进入中国的途径，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她们对中国村庄的认同，加快她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步伐——介绍新的越南新娘进入是这一方面的重要体现。

但也不难看出，这种由亲缘关系连接起来的跨境通婚背后男女双方对婚姻的认知是有差异的，越南女性常出于对自身生计方式的选择，期冀通过婚姻进入中国以达到人生处境的转变，并怀有为相同处境的亲人寻求婚配的想法;中国男性往往存在自身条件不足，很难在中国一侧找到合适的对象，在婚恋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他们试图通过跨境通婚扭转婚恋局面。

在这样的一种错位中，越南新娘往往会因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经历关系脱落与关系再组织的过程。

（二）原生关系的有限脱落与关系网的重构

社会关系在跨境婚姻的建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婚姻的产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越南新娘原生关系的存在，也影响了她们日常实践中社会关系的再建构。

1.原生关系的有限脱落

“出嫁”对于越南新娘而言不仅仅是婚姻生活的开始，更是对以往生活的告别。通常情况下社会关系的维持需要个体间的经常性互动，但婚嫁行为的产生一定程度阻碍并减少了个体与原有社会关系网的接触，关系维系变得艰难。

N村“跨境婚姻”未办理有效结婚证件者居多，法律意义上的非法性质使其难以得到双方国家的有效认可。另外，一方面，由于越南法律规定本国居民3个月不在居住地其户口即被注销，因此造成越南新娘多成为“黑户”，更加剧办理结婚证的难度，所以结婚后她们很难合法回国探亲。与此同时，越南新娘进入中国常持短期签证或直接非法偷渡，在中国一侧多成为官方视野下的“隐形人”。另一方面，探亲需要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部分家庭难以承担，这些因素都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她们与原生关系的经常性互动。

N村多数越南新娘回娘家的频率为一年一次，集中于春节期间，时间也较短，三四天左右，较低的交往频率使原生关系面临断裂的危险，尽管有一定联系，但这种互动并不能很好地支撑她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关系的功效逐步消解，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作用。

对村中越南新娘的访谈可以看到她们所面临的现实情景：

访谈③：越南新娘 NHZ 45岁 农民

我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平时基本没有和其他的兄弟姐妹来往，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回去，多半也是我回越南，他们很少会来中国。回越南的话，骑摩托车走小路，大概两三个小时，一般呆两三天，父母都不在了，就住在哥哥姐姐家。现在我已经出来了，就不想再进去了，而且要在这边工作，小女儿也要上学，一年也就是回一次越南。

访谈④：越南新娘 LTX 38岁 农民

村里大概有10个越南媳妇（指N村某自然屯），她们娘家都是附近的，我家比较远在河内，我老公去河内做生意我们认识的，因为离得远，结婚以后就很少回去。一年有时候回去一次，先从这边走小路去越南，然后提前打电话联系人送下山，再转好几趟车去河内，比较麻烦。回去一趟大概花费两三千块钱（人民币）。

不难看出，这种低频率的交往实际上难以满足越南新娘的日常交际需要，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与原生关系的互动，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其处于事实上的脱落状态。但这一情况也促使越南新娘积极调整社会关系，重新组织社会网络，弥补缺失。

2.关系网的重构

原生关系的选择性脱落影响了越南新娘的社会依赖，由此她们出现向彼此靠拢的倾向，各自成为关系选择的首要对象。通过与其他越南新娘的互动，一方面弥补关系断裂带来的心灵空缺，一方面间接地认识她们在中国一侧的家人，一定程度上拓宽其相对狭窄的人际网络。

其中，新兴通讯媒介——微信的出现极大地推動了这种关系的重构速度，越南新娘彼此之间的交流更为简便快捷，她们有多个微信群借以交流，从而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交往圈。但这一生活圈中的成员以年轻女性为主，年龄较大的女性很少进入，导致越南新娘关系交往中的阶序性和差序性明显。

此外，串门也是越南新娘重构关系网的方式。村中的小卖部是她们常去的地方，作为村庄中的公共空间，此处常能聚集一定数量的人群，她们经常通过拉家常、分享各自遇到的事情寻找生活上的慰藉。同时，通过这种方法缓解自身的交际困境。

越南新娘作为N村特殊群体的出现，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内地婚恋市场向边疆地区扩散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边疆人民社会关系与日常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两层含义上她们以婚姻为跳板进入中国并逐步建构稳定的社会关系，实现了其谋生手段的选择。她们建构社会关系过程中的日常互动，促进了自我关系网的调整，完成了对关系网的再组织，不仅使自身渐渐适应新的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她们融入当地社会——即使在村庄整体的关系互动中越南新娘的参与度相当低。

但这种以婚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关系网在维系越南新娘日常生活实践的同时也限制了她们与外部空间的互动，造成其对内部关系的极度依赖，进而使家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互动重心。在这种情境下，她们既不能轻易突破家庭的范畴，又因为关系网的有限性难以融入村庄生活，呈现出一种身体上的嵌入与关系上的悬置状态。由此，对她们家庭内部关系的解读，不仅能进一步探究关系网调整后的整体效度，也能更为细致地观察到她们面临的新困境。

三、家：亲密关系的互动

家是关系网络的基础，也是个体拓展外部网络的源头。越南新娘以婚姻为手段进入中国，并通过关系网的调整，尝试适应并融入家庭与村庄的日常生活，但这又使其陷入新的困境——于越南新娘来说，村庄是相对陌生的“他者”，于村庄而言，她们是难以融入的“越南婆”。“家”既成为安居生活的地方，也变为禁锢她们的场所。

（一）安居之所

“越南新娘”多为越南认定的“岱族或侬族”，与壮族是同源民族，语言当地人相同或相似，民族文化相通，故其婚后家庭融入相对容易。一方面，由于娶“越南新娘”的家庭在当地经济条件相对一般，但就边境线另一侧的越南社会而言，其仍具有一定吸引力，大部分越南媳妇对生活也较为满意。因此她们常积极把自己代入到家庭生活中，紧密维护家庭关系。另一方面，越南媳妇多为“黑户”，因法定身份的缺失，而没有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利，也常被排斥在村庄公共生活之外，参与村庄集体活动更难以谈起，只有极少数愿意去看村庄中的广场舞表演，加入其中的少之又少。同时，户口缺失也阻碍了她们外出工作，多重因素的结合促使其更为依赖家庭关系与家庭成员，“家”在她们生活中的位置更为凸显。

村民对越南媳妇以家庭为核心所付出的努力多持积极评价：

访谈⑤：N村村民 HJL 40岁 农民

“我跟她们（越南新娘）接触不多，但她们人挺好，勤劳，顾家，在家干很多家务，以前查的不严的时候（指二代身份证未普及前），也有人跑出去广东、南宁打工补贴家用。”

访谈⑥：N村村民 HFY 17岁 学生

“我小时候就知道有越南新娘嫁过来，听大人说的，不过跟她们接触比较少。她们很顾家的，一天到晚就在家干活，带孩子做家务。她们没有户口也不能出去打工，只能在家里做事。”

可以看到，一方面，越南新娘在家庭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形象，给村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印证了“家”是她们的生活核心。另一方面，也使得村民与她们之间的接触相当有限，难以形成对等的了解，加剧了“越南媳妇”融入村庄生活的难度，进一步促使“家”成为她们社会关系的重心与落脚点。

（二）困境之居

社会关系的核心化给越南新娘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日常互动，但也暗含危机。公民身份缺失造成的制度性歧视限制了越南新娘关系网的扩展渠道，村庄生活存在的隐形歧视则影响了她们的交往深度。双重因素影响下，她们似乎总是保持着一种“客居”状态，“家”一定程度上成为束缚其的场所，见图二。

1.村里的“越南婆”

首先，制度性限制是越南媳妇不可逾越的鸿沟，“国家身份”成为横亘在村民与越南媳妇之间最大的问题。她们虽积极主动地想融入村庄社会，但一开始就被贴上“越南婆”的标签，这种以国别和身份建构起来的歧视使她们并不能以相对轻松的方式完成日常实践。同时，由跨境带来的“非法性”，造成了她们公民身份的悬置，也意味着其村庄权利的缺失，进而使她们一方面觉得自己不被承认，另一方面又始终保持“外人”身份，难以进行有效的外部社交。

可以从与村干部的交谈中了解越南新娘面对的生活现实：

访谈⑦：驻村干部 GSJ 35岁 公务员

“这些越南媳妇多数没有结婚证，在村里也没有户口，而且她们离开越南户籍地时间长了户籍也就被注销了，没办法享受国家政策，村里的福利也很少能照顾到她们。耕地、林子她们都没有，国家的补贴她们自然也没有，新农合这些也没有。”

其次，隐性歧视限制了她们在村庄里的实际交往深度。村民对哪家娶了越南新娘是相当清楚的，私下也将她们作为议论的对象，并用“越南婆”称呼嫁入本村的越南女性，甚至笑话娶越南媳妇会“买一送一”“买一送二”等（有些嫁进来的越南女性是再婚，她们常带着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改嫁，当地人把带有一个孩子的称为买一送一，带有两个孩子的称为买一送二），村里人认为娶越南的媳妇是万般无奈之举。日常交往中，越南新娘的交往半径相对较小，局限于临近几户人家的范围，也很少有人主动到有越南媳妇的人家串门，即使她们操有相同的语言，跨越了交流上的障碍。

访谈⑧：N村村民 HF 42岁 农民

以前娶越南媳妇，但是那时候检查没有那么严格，有时候也能偷偷跑出去打工，但是现在她们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不能去打工，这个就是你负担很重啊。但是呢，你去外面挣钱，你没有老婆你挣钱干啥，现在我的小孩子都初中毕业了。我感觉心里很踏实。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娶越南婆，只有那些60后、70后才会娶越南婆。现在为啥还要娶越南婆。

可见，一方面是不愿娶，进而是看不起，村民对“越南媳妇”的有限接纳使她们在村里的社交逼仄而单一。另一方面，隐性区隔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她们与村庄的疏离，造成其在村庄生活中的困境。

2.家中的“他者”

一方面，该地区“跨境婚姻”的形成在当地人看来带有明显“买卖”的意味，从一开始就含有经济利益的成分，当地人常提到的是“去越南买一个媳妇回来”，由此注定了这一婚姻模式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国家身份的缺失，社会福利的空缺，经济活动的难以参与，造成她们很难接近家庭的财务管理，经济支持的不足进一步加快了她们在家庭中向弱势一方下滑。

访谈⑨：N村村民（越南新娘丈夫、小卖部店主） HG 37岁 农民

“这个店生意一般，但是我又没办法出去打工，我走了家里就‘没人了。打工肯定比较挣钱，可家里有孩子又有老人......我們没有结婚证，她都没有户口。”

在上述访谈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他提到的“家里没有人了”，其实是指“他”自己不在家，实际上他的父母、孩子和来自越南的媳妇都在家，且他媳妇常年在家。可以看到，这种婚生关系建立起来的亲密性，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像一般婚姻关系所建构起来的主体性，相反却存在一定的内部隐性不对等，她们虽已成为家庭生活中的一员，但在家庭关系中仍处于较边缘位置。

由此可见，越南媳妇在“家”中的生活受到家庭、村庄和国家的三重制约，交往范围难以有所突破，家庭关系中的相对边缘成为她们被歧视的原点，制度性困境和自身的困境重叠交叉。同时，制度性缺陷局限了其交往范围的扩大，而自身的疏离又放大了这种局限所带的影响，诸多因素交错造成了在“家”的生活当中越南新娘需要与周遭多种关系博弈。

四、结语与讨论

中越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生成语境及历史渊源，“天下观”的存续，藩属体系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影响了这种特殊的婚姻实践。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边界线的划定，世代居住于此的居民被划分到不同国家，随之而来的边民婚姻也具有了“国家属性”“跨境婚”由此产生。

经济发展差异的出现、男女比例不平衡、人口流动性增强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跨境婚姻”。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女性将“婚姻”作为进入中国的途径，以期获得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但对“民族—国家”有效认知的缺乏，使其在面临异乡生活时，显得格格不入。随着婚姻关系的缔结，越南新娘在“嫁”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社会关系逐渐被选择性脱落，与此同时，因生活需要而重组的以家庭为重心的社会网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家”既改善她们的生活状况，也成了她们甜蜜的牢笼。

而制度性歧视与社会关系的相对悬置，加剧了她们融入村庄的难度，以内部关系网为核心的交往模式，更限制了她们面向外部空间的活动。

从其围绕“家”内外再组织的社会网络可以看到，越南新娘的社交存在一定差序，但对这种差序的理解不能仅仅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的熟人网络，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差序中思考越南新娘的个体流动性。此外，基于相对静态的社会背景而提出的“差序”话语，当“跨境”与“流动”被同时揉和进来时，该怎么样从整体上把握。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适当扩展“差序”的语境，将边境地区的传统小社会纳入进来，一方面解释同源文化的延伸性，一方面体现因“民族—国家”确立而受到影响的人际交往。如此，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越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形成逻辑，也可以尝试解释这种较为特殊的婚姻实践模式在较长时间段内存续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理解跨境婚姻中不同国籍的边民关系互动提供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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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IVAL STRATEGY： MARRIAGES AND FAMILIES IN CROSS-BORDER MARRIAGE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Taking N Village In Ningming County as

an Example

Yu Yao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cross-border intermarriag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s not only shaped by the "nation-state" system but also has modern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borderline has greatly affected the practice of intermarriage among the border residents. To a large extent， Vietnamese women use marriage as a way to realize their livelihood choices. On the other hand， to a certain extent， cross-border has caused the break of the original social network of Vietnamese women， prompting them to form a dual relationship model based on the core relationship of the family and supplemented by the Vietnamese bride's internal network. This interaction ensures their daily practice but also limits their expansion of external living space.

Keywords：China-Vietnam border;cross-border marriage;social relationship

〔責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