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赖晓飞 黄冰冰
当代青年的政治认同不仅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生态面貌,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元的民族构成使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面临多方面的难题与挑战。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总体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也取得了迅猛的进步,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但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处于沿边、高原、山地、丘陵等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地区与民族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研究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过程和培育,是我们了解少数民族青年思想状况、政治情感以及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拥护程度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增进与巩固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认同,对于响应十九大提出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近年来学界对少数民族青年的国家认同、民族团结等议题研究较多,政治认同研究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议题的广泛性、深入性来看,都显得相对薄弱。在理论上不仅没有形成热点,更没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框架。十九大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32给我们研究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认同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本研究将在总结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回顾中西方政治认同研究的历史,早期西方的政治认同研究散布在政治研究的各个领域,研究方法多样,既有宏大的理论研究,也有丰富、具体的个案研究和定量研究。一般来说,罗森堡姆的《政治文化》一书被认为最早提出了政治认同的涵义。他指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2]6在此基础上戴维·伊斯顿指出,政治认同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结构的合法性和个人的合法性三个方面。[3]23-78
阿尔蒙德在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对政治认同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和阐释,其中所用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被广泛借鉴和引用。例如,他首次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体系来分析和评价政治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展开比较研究,在进行大规模的抽样问卷和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文化、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4]3-12[5]2-7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极大地丰富了政治认同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为政治认同研究提供了多元的理论框架与研究经验。
塞缪尔·亨廷顿是美国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他以美国社会为蓝本,对多元主义所引发的种族、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也使学界开始意识到,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多元化时代,不仅需要探讨“我是谁”的问题,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各种认同之间的关系,都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当今社会积极面对,否则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后果将难以想象。[6]3-6[7]13-15
上述研究反映了早期西方学者以行为主义和政治文化为切入点对政治认同展开的最初探讨。在晚近的研究中,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政治认同的建构与影响因素。安妮.诺顿(Anne Norton) 强调了语言在政治认同建构中的重要性,[8]110-118墨菲(Chantal Mouffe)从公民社会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构建一种完全的、多元的民主所需要的政治认同[9]。吉登斯则通过引入现代性的概念指出,政治认同既有社会的因素,也受到个体不同的影响,政治认同是现代性视域下社会与个体共同交互作用的产物。[10]235
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面向不同群体的政治认同研究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参考。由于西方的政治认同实证研究大都以少数族裔为研究对象,这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实证研究尤其具有启示意义。例如,伊丽莎白.R在分析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政治参与的意义时通过因素分析发现,政治态度变量由三个因素决定:政治认同、权力不满以及社会责任,政治认同是影响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考察政治认同,来推测人们的政治态度。[11]杰克森研究了拉丁裔的政治认同与选举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虽然拥有不同政治认同的党派团体能够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但一个认同民主党的拉丁裔选民仍然可能投票给支持相反态度的拉丁裔候选人。因而,在研究政治认同与选举的关系时,应该增加参与这一选项。[12]波特(Tenelle J.Porter)认为认同可以激发行为。如果一个人具有明确的道德和政治认同,他的行为就会符合他的观念,人们也会主动采取一些道德和政治行动来体现他们的道德和政治认同。也就是说,不同政治认同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政治行为。[13]艾瑞克与特瑞莎(Erik C.Nisbet and Teresa A.Myers) 所做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阿拉伯媒体对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也同时发生在政治认同上,即媒体具有煽动民众情绪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也同时发生在政治认同上。[14]
目前国内学者在政治认同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定性研究方面,主要探讨政治认同的涵义、形成机制与逻辑;在微观实践研究方面,主要探讨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加强措施等。[15]例如,有学者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指出现代化进程不仅造成当代社会的震荡和变化,更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消解了人们已有的政治认同,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政治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国家认同危机、政府权威认同危机、政治信任及政治信心危机等。就我国当前的政治认同现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政治认同中,高度认同与认同消解并存,各阶层认同差异分化增大,口头表达的认同与实际的行为之间差异较大,认同状况的基本类型表现错综交织,政治认同中积极主动型的认同不多,被动服从的认同较多,伪认同在公共生活中盛行,政治冷漠状况严重,出现了政治冷漠、虚假认同、危机性认同、甚至根本不认同等问题。在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受到了社会转型、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以及传统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要加强当代公民的政治认同,需从制度规范、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着手。例如,重塑党和政府的形象、发展经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政治沟通等等。[16][17][18][19]
由上我们看到,政治认同研究在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推动下,经历了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发展历程,也造成当前的政治认同研究体系庞杂,分支众多,但又众说纷纭的特点。就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研究对象基本都是“当代中国公民”,缺乏对“当代中国公民”的分层分析与实证分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是什么的问题也没有明确的回答,没有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研究框架,也缺乏明确的研究范式。本研究认为,对“中国公民”进行性别、年龄、民族、收入、教育程度等层次的分层研究有利于细化当前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研究的不同层次与方面,同时有针对性的个案研究与实证研究对于当前政治认同研究的宏大视角也是必要的补充,有利于进行有针对性的理论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选取“少数民族青年”群体作为政治认同的研究对象,在研究视角上不同于现有研究注重法理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特点,而是强调在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如何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国家安全,是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实证分析,最终目的是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经验研究与应用对策。
从“认同”的词意上看,“认同”起源于拉丁文idem,相当于英文中the same(相似,相同)的意思。[20]现代我们讲的“认同”译自英文的“identity”一词,“identity”在英文中有多种含义,既包括客观上的相似性和相同特性,例如相同的身份、相同的表现等,还包括心理认识上存在的一致性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1]在大多数语境下,认同所指的都是“身份认同”,是“我们是谁”的问题,因而,政治认同也被翻译成政治身份,指的是我们在政治上的根本属性,也就是我们属于什么政党,我们的党性是什么。具体到我国的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2]23我们的政治认同毫无疑问,最根本的属性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因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公民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互相交融,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既是国家繁荣稳定的基石,也是一个具有多元结构的统一体,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也会对民族共同体产生解构作用。[23][24]要避免这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分解、解构作用,就需要加强民族间的凝聚力。增进少数民族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就是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举措、政治基础和保证。
由上,我们将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主体设定为少数民族青年,客体是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经济、社会、民生、国际,以及个体自身的特质、素质是主要方面。在此基础上,搭建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由上,我们设计了《当代青年政治认同调查》问卷,抽取其中的部分内容对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认同进行实证分析。本次调查抽取了5所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作为抽样框,这5所大学基本覆盖了不同的办学层次与方向。抽样的具体的做法是在每个学校随机抽取2—4个班级(文理科专业和年级分配尽量均衡),在每个班级确定2—4个小组长负责发放问卷,大部分问卷在课堂发放。其中民族生的样本主要来自于广西民族大学。问卷回收结果如表1所示。
图1 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分析框架
表1 《当代青年政治认同调查》回收结果
结果显示样本性别比例合理,民族生比例达到25.7%,分析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基本状况。根据研究设计,我们建立了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民族生与汉族生的政治认同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2——影响汉族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因素和序列是不一样的。
对于假设1,我们采取两个总体均值的检验,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进行比较。具体来说,我们提取问卷中的两个问题——A.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B.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正确选择,以此来考察当代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问卷采用李克特六级量表,选项从1到6为“非常同意”“同意”“有点同意”“有点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析结果如下表2及表3所示:
由表2和表3我们看到,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民族生都要高于汉族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民族生的均值为1.75<汉族生的均值2.05;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民族生的均值为1.59<汉族生的均值1.86),表2和表3 P值分别在.05和.01的水平上,所以民族生与汉族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存在显著性差异,民族生的政治认同度高于汉族生。
对于假设2,我们将问题A(“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问题B(“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正确选择”)合为一个因子(命名为政治认同因子)作为因变量(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巴特尼特法圆形检验值是.000,P(Sig.),总解释量为81.15%,显示因素分析的效果很好),以性别、收入、是否党员作为控制变量(因样本采集主要面向高校本科生,年龄差距不大,所以没有将年龄纳入考察范围),采取OSL回归方法,加入可能影响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经济、社会、民生、国际等变量,共建立两个回归方程模型(分别以民族生和汉族生为样本)进行分析比较。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表2 问题A:“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平均数比较(方差不等,独立样本T检验)
表3 问题B:“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正确选择” 平均数比较(方差不等,独立样本T检验)
模型1:Y1(少数民族青年样本) =X+X1(性别) +X2(是否党员) +X3(收入) +X4(经济)+X5(社会) +X6(民生) +X7(国际) +X0
模型2:Y2(汉族青年样本) =X+X1(性别) +X2(是否党员) +X3(收入) +X4(经济) +X5(社会) +X6(民生) +X7(国际) +X0
影响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经济、社会、民生、国际因素,我们考虑分析的可行性,分别选取了各因素的测量指标如表4所示:
(问题为:您认为中国当前这些任务的重要性如何?采用李克特六级量表,选项从1到6为“非常同意”“同意”“有点同意”“有点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表4 影响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测量指标
回归方程结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 影响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因素 (OLS回归模型,少数民族青年样本)
表6 影响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因素 (OLS回归模型,汉族青年样本)
由上我们看到,进入回归模型的民族生样本291个,汉族生样本833个,民族生和汉族生模型调整后的R2值分别为.125和.191,说明民族生样本的回归模型解释了民族青年政治认同12.5%的方差,汉族生样本的回归模型解释了汉族青年政治认同19.1%的方差。在民族生样本中,控制变量——性别、党员、收入,都没有对民族生的政治认同产生显著影响。预测变量社会因素的显著性水平为.377,显示影响因素不明显。其它的预测变量中,经济、民生以及国际因素的回归系数都大于0,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其中,经济因素回归系数为.356,国际因素和民生因素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35和.126,说明在影响民族生的政治认同因素中,影响力最强的是经济因素,其次是国际因素和民生因素。在汉族生样本中,性别和党员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652和.423,显示性别和党员身份对汉族生的政治认同没有显著性影响。对汉族青年政治认同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按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国际因素、社会因素、民生因素以及收入因素(回归系数分别为.242,.227,.146,.114,.110,在.005的水平上显著)。
从上述统计分析结果我们看到,研究假设1被否定,研究假设2被证实,回归模型同时在一定程度了给出了影响少数民族青年和汉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因素序列。与民众的普遍想法不符的是,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认同度高于汉族青年。而无论是少数民族青年样本还是汉族青年样本,分析结果都显示是否党员对于少数民族青年和汉族青年的政治认同没有影响。这显示出高校大学生党员并没有在拥护党的领导以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上起到应有的模范带头作用,高校的党建工作迫切需要加强。在影响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因素中,经济因素占据首位,其次是民生,社会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也值得我们反思。通常我们的民族政策,强调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但研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少数民族青年更看重的显然是经济发展,民生发展。与少数民族青年相比,影响汉族青年政治认同的首要因素是国际因素,其次是社会因素、民生因素,收入和经济因素排在最后两位也值得我们深思。国际因素,我们用到的问题是:“增强国际政治及军事影响力”的指标。结果显示,汉族青年对这一问题的认同度越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也越高。由于汉族青年是我国青年群体中的大多数,显示出了正确处理当前国际政治、营造良好国际政治局面,提升我国军事实力,加强和巩固国防和军队建设对当前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对于少数民族青年来说,经济和民生因素之所以占据影响因素的首位,可以推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主要分布于西北、西南和东北部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青年来自于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相对于中东部来说,经济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不完善,因而经济和民生成为影响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首要因素。社会因素没有显著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的民族团结并不存在突出问题,但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样本的局限性,民族生样本主要来自于广西民族大学,其中各个民族的分布和占比没有统计,所以上述结论具有局限性,并不适用于所有民族地区,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提示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强面向不同民族青年的分层研究,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培育不能一概而论。
综上,在政策建议上,我们认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培育应紧密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需要。
具体来说,首先,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培育要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正确处理好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就把巩固民族团结、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确立为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广大少数民族青年党员要时刻加强“四个意识”,只有真正树立起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才会积极主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利于在正确处理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关系上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四个意识”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从源头抓起,各级党委、政府要抓好少数民族青年“四个意识”教育工作,在发展党员、积极分子时要对能力、品格同时考量,使我们的党员干部经得起任何时间、任何事件的考验,时刻彰显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其次,要认识到,推动经济发展是增进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举措。在制定民族政策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没有变,但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少数民族地区来说,经济发展应以民生发展为重点,要把国家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与党的领导紧密结合起来,从而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增进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
最后,样本的局限性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加强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培育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有想当然的思想,政策制定要建立在严格调研的基础上,而调查研究要有针对性,要细化研究重点、丰富研究课题,推动面向更多分层的调查研究。
政治认同研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前提。只有不断加强和巩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才能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当前学界关于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研究,大多散布在民族政治学研究中,对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探讨分散,处于宏观理论层面的居多。相应的政策建议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制度保障、政策体系完善等宏观层面。[25]5-15[26]***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需要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本文以全国五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为样本,对少数民族青年和汉族青年的政治认同做了比较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发现当前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特点,突出当前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的过程和培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强调政治认同的培育要与时俱进,在此基础上给各级党委、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尽管此次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也反映出了突出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进一步反思。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认同反映了少数民族青年对党的情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少数民族青年作为少数民族人口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他们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生态,是我们掌握少数民族群体政治动向、国家认同的重要指标。然而,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广度、热度与深度都没有反映出对这一问题应有的重视程度。本研究希望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看到对这一议题更多面向、更多针对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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