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视角下越南籍劳工社会适应研究

时间：2024-04-24

李亚雄黄子源

【摘要】本文运用场域理论，从工作、生活、社交、文化四个方面分析研究越籍劳工社会适应的现状、策略、障碍，认为中越两国民族血脉相通、文化同源、长期友好往来是越籍劳工浅度适应易的有利条件，文化资本短缺是中度适应慢的主要原因，而性别文化、陈规陋习及思想偏见则是深度适应难的障碍。

【关键词】越南劳工；移民场域；社会适应；实证研究

【作者】李亚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子源，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9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3-0060-010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自从十多年前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出现招工难以来，我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至今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而周边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则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过剩，人力资本国际的迁移流动、余缺调剂就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然结果。在国际劳工移民的热潮中，越南劳工凭借中越两国山水相依友好邻邦的便利，捷足先登成批涌入中国，他们在补充我国劳动力不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观念冲突、人际交往困难等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有碍于移民场域中各方权利的实现。因此，加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国外的经典理论是“过程论”，如美国社会学家戈德沙伊德（Goldscheider·G，1983）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作出反应”（朱力，2002）[1 ]。Lysgaand（1955）指出，移民的适应过程呈现U型曲线（U-Curve of Cultural Adjustment），从移入前期的轻松到适应期的困难，最终的相对容易，表明社会适应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2 ]J.Stewart Black、Gregory K.Stephens（1989）把移民社会适应操作分为一般适应、交往适应和工作适应三个维度，用主观评价量表来分析美国外派人员的适应现状，该成果为后来的移民社会适应研究提供了量化的工具，得到了广泛的认可。[3 ]529-544至于移民的社会适应路径，传统理论认为主要有两种：一是同化，典型代表是斯托·珀森斯（Persons，1987）。在他看来，美国社会有足够的能力同化各个少数民族，移民想扭转工具化认知的刻板印象，得到社会的认可，同化是唯一的出路。[4 ]二是多元并存。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M.Kallen，1924）认为，移民在进入移入地之前已经在本土社会有很深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们是很难完全被同化的，会按照各自独特的文化方式逐渐适应移入地的社会文化，因此，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有助于理解“异”文化的社会氛围，缓和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5 ]

国内对劳工移民的研究也不少，但主要集中在移民的动因、流动模式、管理机制、影响及对策等方面，对越籍劳工的研究尤其如此。如秦红增（2013）通过对D市越籍散工的实证分析，认为除经济博弈因素外，基于中越两国长期友好往来形成的文化相融是越籍散工大量涌入的根本原因。[6 ]韦福安（2014）在越南砍蔗女工跨国流动研究中指出，砍蔗女工跨国流动的外因是经济需求互补，内因是族群文化认同带来的安全感，是中国—东盟合作给了她们更多“从容”跨国流动机会并呈“换代迁移”趋势。[7 ]陆玲（2008）则从冷战后越南人迁移云南的方式、分布及就业状况入手，研究移民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8 ]陈劲波（2014）通过对广西D市某家具厂越籍散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时空剖析，得出越籍散工形成于空间的劳动分工、中国及东南亚各国要真正走向海洋国家应培养起文化相融能力的结论。[9 ]总之，学界目前还缺少对越籍劳工社会适应方面的专题研究，因此，笔者拟对此进行探索性研究。

二、分析视角及样本

（一）分析视角

本文的分析视角是场域理论。场域是布迪厄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基本分析单位，是他用来联结宏观社会和微观个体的中介，因此，他的场域理论具有“中层视角”的特征。在布迪厄看来，现代社会大世界是由许多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10 ]但场域不是一个实体，而是由各种客观的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空间。场域的原动力是资本，资本的实质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可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象征资本，各种资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场域的固有属性是惯习，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示构成的性情倾向系统，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10 ]170-171是那些外在的社会规则、价值在行动者身上的内化形式。场域、惯习和资本是三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场域塑造着惯习，使惯习按场域的规则行动，惯习也建构着场域，使场域成为一个值得行动者去奋斗的世界；[10 ]173场域的结构由资本的类型及数量决定，资本既是场域中竞争的目标又是竞争的手段，[10 ]136资本与个体的惯习相整合，影响着惯习的形成，惯习的形成又会增加资本的积累。按照场域分析视角，劳工移民就是一个大场域，由生产、生活、交际、文化等诸多子场域构成，这些场域各具不同的逻辑、规则和常规，[10 ]142而进入场域的劳工也具有不同的资本惯习，因此，不同劳工进入同一场域或同一劳工进入不同场域，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所以，本文运用场域理论来分析越籍劳工的社会适应问题。

（二）调研样本

本文所述越籍劳工，仅指流入中国大陆部分，包括合法和非法入境、常年工和临时工、食宿居留和当天往返的越南劳工。这些劳工以越族为主，包括岱依族、泰族、赫蒙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主要集中在广西的防城港、东兴、崇左、凭祥、百色和云南的文山、河口以及广东的东莞、佛山等市县区域，流入内地的不多。由于B市是我国唯一沿海沿边的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试验区内杂居有京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是越南劳工流入我国的主要通道及相关信息集散地，且流入B市的越籍劳工就业岗位多种，生活方式多样，社会适应状况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笔者在B市选取了使用越籍劳工的5间工厂（工场）、6间店铺、8个摊点以及21名散工共计91名人员（其中越籍77%，华籍23%）进行田野调查。所访谈的70名越籍劳工，从文化结构看，小学毕业占19%，初中毕业60%，高中毕业17%，高中以上4%，就业前经过劳动技术培训的只有17%；从年龄来看，20-35岁占47%，36-50岁占43%，其他年龄段占10%；从性别来看，女性占71%，男性占29%。重点调研的企业是金诚食品加工厂，①该厂现有员工700多人，其中越籍劳工300人，是B市使用越籍劳工最多的企业，工作性质是手工劳动，实行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中越劳工同工同酬。

三、社会适应现状及特点

由于越籍劳工的工种和生活方式不同，所处的具体场域也就不同，如工厂大型集体劳动、店场小型集体劳动、散工个体劳动就是三种不同的工作场域，聚居生活和散居生活也是两种不同生活场域，相应的具体社交和文化场域也有差异。在这些不同场域形塑下，越籍劳工的社会适应性呈多样化特征。因此，本文运用场域理论从工作、生活、社交、文化四个方面描述和分析越籍劳工的社会适应性。

（一）工作适应

B市的日用品土特产品贩售、农副水产品加工、红木加工销售及货物装卸搬运是越籍劳工进入最多的行业，为了解他们对这些工作的适应状况，笔者到食品加工厂、红木加工场、特产商店、码头、贩摊访谈了30多名相关人员，取得了真实材料。

1.工种及其环境适应性

个案1：2017年4月25日，笔者询问金诚食品厂的10个越籍劳工是怎样进厂的，据他们回答，3人通过招工，7人是亲友介绍。笔者问：“你们现在的工作难不难做？喜欢做吗？”5个女工相继回答“喜欢”，其中3人说以前做过觉得不难做，另2人说没做过，边学边干。3个男工的回答是“不喜欢，能赚钱就做”。

女工阮氏娇用较流利的汉语说：“我嫁到B市7年了，已经习惯这里，厂里许多人都是我介绍的。”说完转向身边的一个男工：“阿明因受不了鱼腥味而辞工，找不到合适工作又回来了，厂长说回头浪子，就破例把他换到干货车间了。”（金诚食品厂工人访谈，2017-04-25）

在其他工厂了解到的情况基本相同：多数越籍劳工进厂是通过亲友熟人介绍，做什么工，工钱多少，如何吃住，事前大致知道。据工厂管理层反映，部分劳工理解能力差，手脚慢，生产效率低，或因家里事多经常请假；还有些年轻人，因厂里通信不方便，管理严格受不了，因而时不时会有人辞工，年流动率约10%-15%左右。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取得使用外劳资格的厂店劳保环保条件一般都比较好，并为劳工购买工伤保险，但小型工场、私企的劳动条件则较差，特别是红木加工厂，噪音大粉尘污染严重，在里面做工实在难受。

个案2：黎氏春，女，越族，越南北江人，32岁，生有两个小孩，红木打磨工。

问：工场这么污脏嘈杂你们受得了吗？

答：刚开始不好受，现在习惯多了，忍一下就好啦，要赚钱养家呵。（打磨工黎氏春访谈，2017-04-27）

个案3：在B市北仑河河堤上坐着一排日用品女摊贩，衣服五颜六色，头戴圆锥形竹叶斗笠，脚前摆放一个蓝色小货袋箱，她们基本上都能用汉语对话。笔者利用选购小商品机会询问她们是怎样过来摆摊的，是不是有固定摊位，平时生意怎样等情况。据她们回答，都是凭边境出入证朝来晚回的，大多在B市有熟人或亲友；在这里摆摊短则半年，长的有三、四年了；平常一般是在河堤上摆卖，有时也会在附近边走边卖，但城管队时不时会来规范摆卖；因为交易场里的摊位租不起，只好在外日晒雨淋了；摆摊一天一般能赚50-80元，旺季有时可赚100多元。（河堤女摊贩访谈，2017-04-27）

2.收入满意度

根据笔者调查，B市越籍劳工月平均劳动收入约2100-2600元，与他们在国内的800-1100元比，约高2.5倍。

个案4：笔者在B市北仑河码头访谈了3位越籍搬运工，阮文雄的回答较有代表性：“搬运工虽然费力但容易干，一天能挣五、六十元钱。但我们不喜欢B市，以前解放军就从这里过去打击我们，不过，现在这里的人们对我们都很友好。”（码头搬运工访谈，2017-04-28）

阮氏香，女，越南广宁人，23歲，未婚，越南拖鞋店售货员。笔者问她在这里卖鞋与在家乡有什么不同，她说，干同样的活，家乡的老板每月才给1000元，还经常被责骂，这里拿2800元还不用受气，感受不同。（售货员阮氏香访谈，2017-04-28）

在收入支付方式和内容上，零散工及店铺工多接受计时工资日清月结，工厂工多采用计件工资按月领取。由于打工收入比越南高得多，除了日常衣食住行开支，女工们把钱存起来，定期到街上货币业务中心兑换汇回家乡，也有不少人直接把钱交给亲友或“蛇头”带给家人，而男工还会花费相当部分收入在喝酒、赌牌、游逛等享受上。总的来说，越籍劳工在经济收入方面满意度高，适应状况良好。

（二）生活适应

1.食宿方式

越籍劳工食宿方式主要有集中和分散两种，工作具有集中性连续性要求的厂店多采用集中食宿，因工留宿的劳工一般都是由资方包吃包住，食宿条件一般都不错，如旺达食品公司就为来自越南广宁的阮氏真安排了“夫妻房”。分散食宿的越籍劳工则自主安排。

个案5：2017年4月29日，笔者到兴海冷冻加工场访谈时，老板陆某（壮族）一家三口和3个越籍工人（均为岱依族）以及一个本地工人正在吃午饭，台上摆满蔬菜瓜豆、鱼肉汤酒和一瓶越南鱼露，素荤搭配兼顾了中越口味，菜香酒浓欢声笑语，每个人脸上都显露出自在和满足。（老板陆某访谈，2017-04-29）

2.业余生活

个案6：2017年8月17日傍晚，笔者和翻译到美食城吃饭，看到邻台3女2男是说越语的，就主动和他们聊天。正在点菜的大姐叫阮氏珍，越族，咖啡馆领班，其余都是她介绍过来打工的，分别叫阿蓉、阿梅和辉哥、阿强。为了表示友好，笔者做东请客，我们边吃饭边聊天。

笔者问他们平时放工后或到节假日一般干什么，有无参加汉语学习班或技术培训班。据珍姐说，他们平时是聊天、看电视、打牌、走棋、喝咖啡或逛街等，到了节假日除了小商贩和店铺工人加班做生意，大多工人回老家，也有些人在这里看热闹，如端午节看龙舟比赛、元宵节看中越足球比赛。他们几个都未参加过这些培训班，觉得难学，也没钱。（咖啡馆领班阮氏珍访谈，2017-08-17）

“你们能看懂中文电影电视节目，能上中文网吗？”“多数看不懂，主要是看武打片、战争片、娱乐搞笑片等，谁能看懂了就说一下，年青人大多上我们国内网站看节目。这样久了就感到生活单调、乏味，大家都挺想家的。”（饭店日杂工阿强访谈，2017-08-17）

（三）社会交往适应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工作和生活方式直接影响到越籍劳工社会交往的广度、深度和频度。大集体工、小集体工、个体散工的社会交往各有其特点：

1.大集体工指工厂大型集体劳动工人。据金诚食品厂工会主席反映，该厂越籍劳工主要来自越南广宁、北江、谅山等省，为方便管理，单独安排饭堂和宿舍，劳动也单独分班组进行，不与中国工人混杂。这样，他们就处在一种较为闭塞的环境之中，除了休息时间偶尔出去逛逛街或找亲友串串门外，缺少与当地居民、人群交往的机会，因而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仍然是他们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因素，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较低，社会适应性整体上不强。

2.小集体工指商场、饭店、宾馆、茶庄等服务业小型集体劳动工人，他们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二、三十人，大多能使用汉语进行一般交谈，对B市较熟悉或有亲戚朋友，日常频繁互动的主要是顾客和同事，经常保持联系的是亲戚及与生意有关的朋友。

个案7：范氏丽，女，22岁，越南广宁人，越南特产商场服务员，汉语说得较流利。据她说，她有两个堂姐嫁到B市，还有几个老乡在这边打工，刚过来前两年有事无事经常去找他们，现在熟悉了坏境，加上业务忙就少联系了，平时有空就和当地的同事阿菊、小莉以及医院的英姐一起玩，她们是她的闺蜜。（服务员范氏丽访谈，2016-08-03）

可以看出，服务业小型集体工对老乡、亲戚的依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以业缘为主的次级关系逐渐成为他们再构社会网络的主要内容，但受店场工作约束，与异质群体互动的广度深度毕竟有限。

3.个体散工指无相对固定的工作内容或场所、时间、雇主或劳动无统一组织的劳工，包括小商贩（摊贩、流动商贩）、装卸搬运工、保姆、各种临时工等四类个体散工。小商贩的互动面广，多是异质关系，如顾客、城市服务及管理人员等，但整天忙于生意，发展关系网络需假以时日；保姆与雇主大多是亲友熟人关系，日常互动面虽窄，但按顾主要求提供服务的过程，也就是文化习俗认同适应的过程。笔者曾访谈过在两个家庭共做了8年多保姆的洪氏贞，但在聊到社交情况时，她反复说的只有这句话：主人都对我很好的，给钱多，我与邻居及小孩的老师都成了好朋友，在这里很适应很满意了。显然她是顾虑到雇主及亲友的私密不愿多说，但看得出来她对这边的情况相当熟悉。

（四）文化习俗适应

1.知识技能习得

从所调查越籍劳工看，绝大部分不会读写汉字，大部分商贩、保姆则能说较流利的汉语，店铺及娱乐场所的服务员70-80%可用汉语进行一般性对话，工厂只有20-30%人会说简单汉语，而装卸搬运工、工场小工或临工70-80%不会汉语。总之，能听或能说汉语的越籍劳工，女性比男性多，中年（主要是边民）比青年多，常需与顾客打交道的劳工比只需与雇主打交道的劳工多，但他们几乎都不是通过初始社会化而习得，而是在长期往来交流中逐步学会的。至于劳动技能，主要也是靠个人实践积累或岗位培训、以老带新来学会。

个案8：越南小吃摊女摊主林氏，中年，具体年龄、籍贯不详。笔者在吃小吃时见她的汉语说得不错，就问她是怎么学会的？

答：我以前常过来走亲戚，还在饭店里打过工，听得多说得多慢慢就会了。

问：你这酸甜粉挺好吃，手艺是家传的吗？

答：不是的，我以前在这边的饭店里给师傅做帮手，看多做多了学会的。现在我边做边教女儿，希望她学会，她初中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小吃摊主林氏访谈，2016-08-01）

2.规则制度认同

一是对厂规店规认同。如表1所示，27名越籍劳工对生产规程和计酬办法基本赞同以上的比例较高，说明对工种适应性较强和对经济收入满意度高；对工假作息制度赞同的比例不高，说明对管理不够适应，主要是女工家庭事务多请假多厂方店方有时不准假，还有部分年轻工人因为工厂管理严格受不了，所以持有不同意见。

二是对城市管理规定认同。如表2所示，对入境居留时间规定，2016年8月份调查30人有67%不赞同，2017年8月份调查30人，赞同和基本赞同率达到73%，因为地方政府已将居留时间有效期由原来的30天改为6个月至1年，减少了劳工频繁签证和往来时间，有利于稳定劳资关系；对禁止“五乱”规定，虽然多数劳工口头表示赞同，但乱摆乱停乱扔乱贴乱象仍屡禁不止，据相关管理人员反映，越籍劳工大多不注意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环保意识差。

3.习俗适应

中越两国有许多相同的风俗，如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但询问30名越籍劳工，只有2人大致知道端午节的来历和纪念意义，他们过节是出于习惯行为，对节日文化的认同只是形式上的。笔者在访谈时发现，越籍劳工吃饭时喜欢席地而坐，特别是节日加菜或几个人要喝酒时，就拿上垫子，在宿舍或天台、球场、草坪上，把酒菜一放，将双脚相盘，围坐着吃起来，不习惯像中国人一样坐凳围台吃饭。

（五）社会适应特点

综合上述田野调查情况，如果用“强”“弱”两个质性概念来分别描述越籍劳工社会适应的速度快慢、难易程度、范围宽窄、程度深浅的大致状况，可以归纳出社会适应性的一些特点：在民族相同场域比在民族不同场域强；边民比内地人员强；女工比男工强；商贩比店铺工强，店铺工又比工厂工强；生活的适应性比工作的适应性强，工作的适应性比社交、文化的适应性强；适应的功利性强而文化性、历史性及现代性弱。这是从总体上来概括的，具体到每个劳工会有差异甚至可能会有相反的情况。

对于越籍劳工这种适应性，笔者先从场域位置关系形塑角度进行分析。“因为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11 ]39，“从场域角度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12 ]140-14，关系思维就是要求对场域各种关系特别是主要关系的属性、功能、调适、维持、转化等情况进行系统的动态的分析研究，揭示这些关系对行动者的行动目标、过程及结果的影响。在厂场店铺的场域里，资方凭借着资本实力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劳工的聘用、辞退、报酬及厂规店规的话语权，劳工则处于服从、被支配地位，自主性少，社会适应性受到制约因素多；小商贩除了接受市场常规监督外，日常行动由自己做主，能动性强，灵活性大，因此他们多数人的适应性比厂场店铺劳工强。一般说来，行动者在他们自主性强的场域（如生活场域）比在他们自主性弱亦即他主性强（他人支配）的场域（如生产场域）更容易适应和融入。边民的适应性之所以比内地人员强，是因为他们的边贸互市活动得到“元场域”即国家权力场有关政策的支持，互亲互访又有历史传统关系的传承，长期频繁往来形成了类似“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7 ]培养了边民与当地居民许多同质性惯习，当这些关系、惯习“遭遇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它感觉不到社会的阻力与重负，理所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世界”[10 ]172。所以，边民一般都比其他人员更容易适应当地社会，而且，他们当中不少人，由于拥有特别的社会资源，在亲友老乡那里成了移民发财的“领路人”，在雇主那里成了招工可靠的“介绍人”，是劳动力市场便捷可行的“桥梁”。这种社会适应状况、角色形成、身份位置，就是移民场域各种关系相互形塑和影响的过程和结果。相互形塑又有多种方式，场域内部关系的形塑往往采取直接作用的方式，如金誠食品厂资方对回厂工作的阿明破例调换工种，共同建构着互利的人事管理规则；而场域涉外关系的形塑，一般不采取直接作用方式，“而是预先经过场域结构的一次形塑，才对场内行动者产生影响” [10 ]144，如地方政府通过修改劳工居留时间这一制度中介，及时协调了劳工移民场域权利关系，有利于越籍劳工的社会适应和融入。

四、社会适应策略及途径

因为每个场域都有一整套相对独立的逻辑结构、行为规范，这些逻辑规则构成了对行动者开展行动的制约条件和要求，每个入场者必须了解认同、遵照践行，而习得并践行又需要具备相应的资本，因此，移民行动者首先应清楚自己的实力，大致估测自己入场资格，合理确定移民目标，进而选择切实的社会适应策略和途径。移民行动者正是通过“利用这些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10 ]159。以下逐一对越籍劳工所采用的社会适应策略进行分析：

（一）分隔策略

这是一种封闭式有限性适应策略，以赚钱为目的、对移民环境陌生、语言交流困难、缺乏异质性（或有一定同质性）社会关系的劳工多采用。由于他们缺乏人力资本，所以在移入地的竞争力较弱，只能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不需要经常沟通交流的工作。如前文提及的农产品水产品加工、装卸搬运、木工粗活等，生产过程简单而且相对独立，日常互动主要在地缘、亲缘关系范围，有事一般在族群、熟人圈商量解决，几乎不需要与外界交往，无形中与当地居民、城市生活形成了分隔。这种路径依赖性，一方面使越籍劳工感到省事便利、安全放心，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接触了解和融入。他们主要通过岗位培训、以老带新、试工等途径来适应工厂、工场工作。

（二）整合策略

这是一种多向开放式有选择性适应策略，以多赚钱为目的、对移民环境有一定了解和安全感、有一定职业和社交能力的劳工多采用。他们大多是边民或街民市民，女性居多，思想开放活跃，交际能力较强，拥有一定的以“熟话”（能听或能说较多汉语）为特征的文化资本和以“熟人”（在当地有亲友）为特征的社会资本，竞争能力比工厂劳工强，所以他们一般不愿意到工厂里打工，而喜欢做能赚更多钱的工作。这些人年纪30大几40出头的一般是边境小商贩，二、三十岁的则到各种店铺或娱乐场所做服务员。他们知道熟悉移入地对今后人生的意义，所以往往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自己跟当地人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主动去学习模仿、实践锻炼。但她们家庭观念重，日常除与客人、雇主及有关人员互动外，与家人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因为以前签证时间短，往返频繁，未能深入系统地学习汉语及了解中国文化，虽然在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好像对中国社会显示出某种成功的“理解”，但其本质是基于自身对中国文化简单化的理解。因此，不同于传统西方移民“同化”或“多元并存”理论的解释，越籍商贩及店铺劳工的适应策略和融入类型是整合性的，既不愿意被移入地主流社会隔离或排斥，也不选择全盘同化；既主动保持距离，又策略性地贴近和有选择性地融入；虽然经常往返中越之间成了“双栖人”，但是在住所或家中还是讲母语，尽量保持着移出地的语言与习俗。

（三）融入策略

这是一种敞开式融入性适应策略，采用这种策略的，大多是以人生向往为目的、以打工为跳板、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在B市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劳工。在笔者访谈50多名越籍女工中有6名已嫁入B市，占比12%，其中经由亲戚好友牵线搭桥4人，2人是工作中相识。据她们说，之所以嫁过来，主要是中国经济发达，生活条件好，男女更平等。

个案9：阮氏霞，32岁，越族，越南河内人，红木商店老板助理。通过与她多次聊天得知，她嫁过来已10多年，介绍了几个姐妹嫁过来，先后带了40多人来做工，现在妹妹在酒店当领班，弟弟在家具厂跟师傅学红木雕刻，儿子已读三年级，两年前买了新房，平时在家里主要讲汉语，以带动小孩的学习，大家对在中国的生活基本习惯了。家乡人夸赞他们为能人大款，每次回去都有乡亲奔走相告，热情迎送。据了解，象阮氏霞这样通过联婚拖家带口移民B市的有不少人。他们动用一切资源，努力从工作、生活、文化教育到人生安排全方位融入当地社会，适应新的生存和发展模式，成为族群乡亲眼中成功的“移民典范”。（老板助理阮氏霞访谈，2017-08-17）

由上述可见，越籍劳工根据个人所拥有资本和移入地社会的要求，采用不同的社会适应策略，是基于利益的考虑。利益是引导策略的展开指向，选择策略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更大经济、文化、社会和象征利益、资本。正如布迪厄所言，“策略即是人类行为的利益定向，与获取最大物质和象征利益”密切相关。[13 ]236工厂劳工利用集中食宿、以老带新的做法，绕开了与外界互动的困难，采取有限适应策略，挣到了比国内打工更多的收入；商贩店铺劳工利用语言交流和人际关系资本的比较优势，围绕日常生意和生活，有选择性地学习当地人的做法，在赚到比一般体力工人更多收入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文化和社会权益；而那些有长远打算的越南青年，通过拜师学艺习得一技之长，拥有了难得的文化资本；未婚女工则通过结婚成家嵌入当地社会，改善了自己及家人境遇，得到家乡亲友羡慕崇拜，获得“经济和象征利润最大化”。由于策略是惯习在实践中的操作能力，是惯习的具体行动图式，因此，不同策略的有效实施，不仅反映出惯习发挥了相应的效能，同时也说明越籍劳工的惯习也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亦即社会适应性的变化。但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为“惯习是由积累和沉积在行动者身上的一系列历史经验所构成，具有一定稳定性”。行动者进入新场域初期，仍受原有人生经历影响，依赖原有的生活经验来进行判断，借助原有各类资本来开始新实践，构建新惯习，适应新场域，争取更多资本。[14 ]

五、社会适应障碍分析

（一）性别文化、陈规陋习及思想偏见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越籍劳工的社会适应性从整体上看，男工比女工差，大多女工也难深度融入，这是因为越南长期遭受父权制“男尊女卑”的影响，加上近代不断战争造成男少女多，所以，女人外出做工赚钱养家糊口，男人在家饮茶闲聊就成了社会的习俗和不成文规则；女人服侍男人吃饭，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有的用工单位反映，越南女工虽比男工吃苦耐劳，但常因思家顾家工作不够专心，情绪不稳定，请假缺勤多；男工则拖拉散漫，工作效率低。社会性别陈规陋习的影响增加了越籍劳工社会适应上的困难。另外，越南官方过去对中越边界争端的曲解性宣教，使其国民对中国产生偏见，心存芥蒂，因此许多越籍男工除了打工赚钱必须遵守的规则以外，很少主动去认同接受中国文化规范。这些意识观念、习俗惯性，是长期错误的性别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结果，这种结果也就是“负面惯习”，而惯习一旦形成，不管“正”“负”，它都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經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时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10 ]19即使这些禀性面临新的场域需要改变，但它深深扎根在人们的身上，并倾向于抗拒变化。[15 ]36可见，影响越籍劳工深度适应的是性别文化、陈规陋习和思想偏见，而这些观念惯习又是他们母国社会化建构的结果。

（二）文化资本短缺

文化资本，被视为体现“现代性”的符号资本，[16 ]53可表现为身体化、具体化、制度化三种形式。身体化文化资本主要指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渠道学习、教育、实践而内化于个体行动者身上的文化知识、职业技能、社会经验、生活习惯等资源。这些资源的数量、结构及质量状况，反映着拥有者的行动能力和习性，对于劳工移民来说，主要体现为他们的人力资本竞争力。人力资本越雄厚竞争力就越强，社会适应的速度越快、范围越广、程度越深，反之则相反。从越籍劳工拥有资本结构来看，移民前和移民初期，多数人不拥有社会资本，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主要也只是起到工作介绍作用；拥有经济资本的人也不多，而拥有的文化资本则相当短缺。正如前文所述，迁移流入B市的越籍劳工，初中及以下毕业的近80%，经过职业培训的也只有17%。文化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竞争力不强，只能进入低技术、低声望、低报酬的职业，即便如此，资方或雇主也觉得他们的理解力差、工作效率低。这种层次定位，就是越籍劳工在移民场域里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相称的“特定位置”。[10 ]134如此薄弱的资本底子和低层级的特定位置，限制了越籍劳工社会适应的速度和深度。这种由于文化资本短缺造成的社会适应障碍，归因解析并非西方学者所说的来自精英教育制度的不平等，而是越南近代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国贫民穷以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不足的后果。

（三）关系网络同质性与依赖性

B市越籍劳工的社交范围主要是亲戚老乡、同事朋友、雇主及翻译，像店员范氏丽这样交往有不少当地朋友的劳工不多，店铺服务员及商贩与顾客的互动也是即时性的，大多越籍劳工经常联系、感情较深的还是越南同胞。由于同胞的文化背景、身份地位相似或相同，易沟通易产生共鸣，因此能够得到感情安慰和认知支持。这种同质性关系网络，就是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强关系”，强关系在那些共享相似的特征和生活方式的人当中形成，也即有名的同质原则或似我假设。因为强关系中的互动者具有相似的观念习性，经常联系沟通会强化原本认知的观点、惯习而降低、阻碍了与其他观点、惯习的融合；强关系又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容易派生出保守性、依赖性，有事就去寻求同胞中的亲友同事商量、帮助，妨碍行动者去拓展新的异质性关系，结识新群体，形成新网络。造成这些社会适应障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语言不通畅和不能读写汉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越南自从70多年前废除汉字使用和汉语教育以后，几乎是割断了用汉语传承两千多年的历史，现代越南青壮年几乎没有汉语阅读和书写能力，难以从中文媒体中直接获取汉文化和相关信息，也不能利用具有提供新信息刷新旧认知功能的中文网络中的“弱关系”。而能说部分汉语的大多是边民，他们也是靠机械记忆，在经验范围内循环，缺乏深进和扩展的语言思维能力。由于语言文字既是交际工具，也是一种集体的习俗，[17 ]36-39汉语沟通和汉文学习能力不强，自然就难以拓展汉语语境的人际关系网络。

六、结论与讨论

中越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传统文化的核心同为儒释道，许多民族跨境而据，血脉相连，语言相通，族民边民长期互市互工互亲互访，形成了许多相同或相似的风俗习惯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都是越南劳工移民中国的有利因素和资本积累。有人据此而认为，越籍劳工的社会适应无大障碍且容易深入，对此，笔者不能苟同。根据田野调查材料，越籍劳工在B市确实比较容易适应，但易适应的是简便的内容和层次：温饱水平的食宿条件，简易操作的体力劳动，有限的活动区域，地缘亲缘的社交圈子，经济实惠的文体娱乐，理应接受的常识常规。从劳工群体构成的不同角度看，社会适应状态复杂多样：在民族相同的场域里生产生活的民族劳工最易适应也能较深融入，因为有民族语境和习惯传统，而在民族不同场域里的适应和融入就相对困难；经常往来的边民劳工进入的是“熟人社会”，自然容易适应；年轻劳工接受新事物快，但往往不愿被适应，故易流动；小商贩频繁出入边境和迎送顾客，但来往匆匆停留下来体验当地社会的不多；而工厂劳工封闭分隔的作息模式，在避开资本不足困难的同时往往也被搁在移民场域浅水滩；散漫惯了的男工愿意被适应也是为了多赚钱；吃苦耐劳的妇女思乡顾家也难深度融入；社会适应比较成功的案例是那些嫁入中国的女工、已出师的学徒和做了多年的保姆。

可见，越籍劳工是一个复杂群体，不同身份、学历、性别、年龄、民族的劳工社会适应的速度、难度、广度、深度各有不同，差异大，多样化，多层次性。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惯习和资本，根据移民场域不同规则要求，采用不同适应策略和途径，是为了达成不同的移民目标，而不同的移民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都需要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条件，也会遇到不同或相同的困难或障碍。对越籍劳工来说，主要有利条件是中越两民族血统相同、文化共同、国土接壤、长期往来形成的惯习和友好关系，[18 ]以及两国权力场对劳工移民的政策支持。而主要的障碍，一是文化资本短缺，特别是不能直接读写中文历史资料和现代网络信息，使社会适应缺乏历史性和现代性；二是性别文化、陈规陋习及思想偏見的影响；三是普遍缺少异质性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不足。在这些有利和有碍因素共同形塑下，越籍劳工的社会适应状态大致可以简述为：在民族相同场域最易适应也能较深融入；女工适应性比男工强；生活适应比工作适应快，工作适应比社交适应易，文化适应比工作适应难；外层浅度适应易，里层中度适应慢，核心层深度适应难。①

参考文献：

[1] 朱力.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3）.

[2] Lysgaand S.Adjustment in a foreign society ： 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1955，10（7）.

[3] J.Stewart Black，Gregory K.Stephens.The influence of the spouse on American expatriate adjustment and intent to stay in Pacific Rim overseas assignment[J]. Journal of Management，1989，（15）4.

[4] S.Persons.Ethnic Studies at Chicago：1905-1945[J].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87，75（2）.

[5] Horace Kallen，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Boni and Liveright，1924.

[6] 秦紅增，陈劲波，韦艳丹.文化相融与合作共享——基于中国广西D市越南籍散工的讨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7] 韦福安.越南砍蔗女工的跨国流动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8] 陆玲.冷战以来云南边疆地区的越南移民[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8.

[9] 陈劲波，郭帅旗.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社会支持网络的讨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10] [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1] L.D.Tacquant.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J]. Sociological Theory，1989，7（1）.

[12] [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3] [法]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4] Phillp Kelly，Tom Lusis.Migr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Habitus：Evidence from Canada and the Philippin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2006，38（5）.

[15] [法]菲利普·柯尔库夫. 新社会学[M].钱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