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

时间：2024-04-24

【摘要】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之封，是妈祖信仰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学界也基本认定妈祖显圣救助赴高丽使团路允迪一行这一事件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以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第一手资料，证明《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所记的妈祖在海上显圣护佑北宋使团这件事是不可信的，这应该是妈祖信仰者的附会。

【关键词】《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妈祖信仰

【作者】孙希国，辽东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史流动站在站博士后。辽宁丹东，118001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3-0110-007

妈祖是中国民间受到较多关注且信徒众多的女性神明之一，妈祖信仰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民众以及海外一部分华人的日常生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同时，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死后被尊奉为神为圣，妈祖的身上也潜藏着众多的谜团。

妈祖信仰产生于宋代并在两宋交替之际逐渐流传扩大开来，这已为学界所共知。然而关于妈祖的出生年代、出生地点等问题，却说法不一，如朱天顺先生据古往今来众多记载妈祖事迹的书籍考查，仅其出生年代大致就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后晋出帝天福八年（943年）、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等6种说法，其出生地点也有莆田贤良港和湄洲屿两种说法 [1 ]。虽然关于以上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均釆妈祖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说，妈祖信仰发源地的湄洲屿民众也把其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定为妈祖神诞。但关于妈祖信仰流传的范围、原因等一系列问题，学界仍是众说纷纭。

近日，笔者在校对一本宋人的外纪作品《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时，注意到其与宋代妈祖信仰流传的一些联系，经过比较细致地考查和梳理，略有所得，现撰文如下，以期对读者深入了解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及发展有所帮助。

一、宣和奉使高丽与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

南宋记载妈祖事迹的文献较多，其中最早的是绍兴年间进士廖鹏飞所作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以下简称《庙记》），其中一段文字所记如下：“越明年癸卯，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道东海，值风浪震荡，轴（舳）舻相冲者八，而覆溺者七，独公所乘舟，有女神登樯竿，为旋无（舞）状，俄获安济，因诰于众。时同事者保义郎李振，素奉圣墩之神，具道其详，还奏诸朝，诏以‘顺济为庙额”[2 ]。

越明年癸卯，即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其年给事中路允迪以国信正使的身份，奉命率使团出使高丽。使团中，徐兢作为提辖礼物人船官随行，归国后次年撰写了一部记录此次出使的见闻录，即为《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图经》）。《图经·海道六》也记载了这次使团回程中的遇险：“比者使事之行，第二舟至黄水洋中，三舵并折，而臣适在其中，与同舟之人断发哀恳，祥光示现。然福州演屿神亦前期显异，故是日舟虽危犹能易他舵。”[3 ]

《图经》记载“黄水洋遇险”在前，《庙记》之追记在后，时间（宣和五年）、地点（东海、黄水洋）、事件（遇险逢凶化吉）两相印证，几乎都对得上。《庙记》又記有“同事者保义郎李振”者“素奉圣墩之神”，对路允迪“具道其详”，路允迪“还奏诸朝”，最终促成朝廷赐妈祖庙“顺济”庙额。追记也好，附会也罢，总之推敲起来合情合理。此时，又有一条史料记载更加印证了《庙记》记载的准确性。查《宋会要辑稿》礼二十“神女祠”条载，莆田神女（妈祖）祠“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赐额‘顺济” [4 ]1018。此后，妈祖的封号和地位越来越高，“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月封灵惠夫人。三十年（1160年）十二月加封灵惠昭应夫人。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正月加封灵惠昭应崇福夫人” [4 ]1018。《宋会要辑稿》的原材料为宋朝史官所记，虽经后人辑佚，其史料的真实性还是毋庸置疑的。就此，妈祖显圣救助宣和奉使高丽使团路允迪一行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北宋朝廷赐妈祖庙“顺济”庙额对妈祖的神圣化以及宋代妈祖信仰的广泛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庙记》载：“元祐丙寅岁（1086年），墩上常有光气夜现，乡人莫知为何祥。”元祐元年（1086年），妈祖已有神示，但乡民并不知晓。妈祖于是托梦于其乡民曰：“我湄洲神女，其枯槎实所凭，宜馆我于墩上”，“父老异之，因为立庙，号曰圣墩”。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妈祖圣墩使得“商舶尤借以指南，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虽然妈祖之神异屡有应验，但“妈祖信仰只是在民间私下流传的‘淫祀之一”[5 ]1。朝廷赐庙额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赐庙额之后，妈祖信仰立刻流行起来”[6 ]8，“宣和五年（1123年）之封，是妈祖信仰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此后，妈祖信仰正式列为国家‘正神并走出了莆田一隅，向南北方传播”[5 ]1。

从《庙记》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朝廷之所以赐妈祖庙庙额，妈祖显圣救助赴高丽使团路允迪一行这一事件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当今妈祖文化研究者们的共识。“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妈祖被北宋朝廷正式册封为航海保护神之一。这是因为给事中路允迪在出使高丽途中遭遇大风浪，认为座舟蒙妈祖等神祇庇佑才得以安济，护使有功，于是朝廷赐其圣墩祖庙‘顺济庙额”[5 ]1。“宣和五年（1123年）妈祖因显灵护佑宋廷出访高丽使船之功受到朝廷赐予‘顺济庙额，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又因朝廷郊典被敕封为‘灵惠夫人。”[7 ]最终，“妈祖女神在她诞生近一百年后才从湄洲岛登上陆地，在圣墩立足，在圣墩站住脚37年的时间就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之后27年就取代了圣墩古祠中原有的主神地位，从配祀神变成主祀之神”[8 ]23。以此为契机，“妈祖得到北宋最高统治者的褒封，成为官定的航海保护神”[9 ]。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在此就可以呼应一下本小节的标题“宣和奉使高丽与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了，宣和奉使高丽使团回程洋中遇险这件事促成了妈祖信仰的广泛流传，促成了妈祖信仰走出福建、走向全国。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宣和五年（1123年）北宋使团出使高丽，徐兢写了一篇非常详细的见闻录，那就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详查《图经》，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宣和奉使高丽与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二、“宣和五年八月”辨

《庙记》记载妈祖显圣救助北宋使团在“宣和五年（1123年）”，《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政府赐庙额之事在“宣和五年八月”，《图经》记载奉使高丽的北宋使团回国亦在“宣和五年八月”，丝丝入扣，都对应得上。但详查《图经》对于此次出使的时间的记载，就会发现其中问题不小。

关于北宋使团的出发时间，《图经·海道一》记载：“（三月）十四日丁卯，锡宴于永宁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礼物入八舟。十四日丙寅，遣拱卫大夫、相州观察使、直睿思殿关弼口宣诏旨，锡宴于明州之听事。十六日戊辰，神舟发明州。”

使团在其年三月十四日于北宋都城汴梁出发，可能需要准备一些事项或物品，行进速度较慢，到五月三日，才到达四明，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市西南一带。由汴梁至明州，使团走了近50天。

关于北宋使团的回程时间，《图经·海道六》记载：“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甲子发顺天馆，十五日丙寅复登大舟，十六日丁卯至蛤窟，……二十四日乙亥过横屿入群山门，泊岛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风阻不行。……二十一日辛丑过沙尾，午间第二舟三副舵折，夜漏下四刻正舵亦折，而使舟与他舟皆遇险不一。……二十七日丙午，过蛟门望招宝山，午刻到定海县。自离高丽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北宋使团于七月十三日由高丽顺天馆出发，十五日登船返航。回程之路十分不顺利，使团洋中遇险就发生在这期间，徐兢大概是对这次遇险印象深刻，文中多次提到此事，除了《海道六》的记载，在《图经·海道一》也记曰：“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几遇浅，第二舟午后三舵并折，赖宗社威灵得以生还。”使团一路艰辛，以十五日登舟算起，到八月二十七日到明州境，大致走了42天。

由上述可知，忽略海洋中的进程，北宋使团由汴梁至明州，大致用了50天；而其回程到达明州境内已是八月二十七日，即使以此为使团由明州回汴梁的出发日期，那么使团一行有可能在三四日内赶到京师汴梁面圣，细述洋中所遇之神佑，为妈祖挣来赐额的隆遇吗？即使此假设成立，使团在八月底前赶到了汴梁，面圣成功，皇帝许以“赐额”妈祖庙，那么北宋政府的办事效率足以在八月底前就拟出赐额的旨意并发送出去吗？以宋代的交通条件和政府的办事效率推测，显然不可能。

那么，《宋会要辑稿》所记载的北宋政府在“宣和五年八月”赐妈祖庙庙额之事，该如何解释呢？要想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宋代“秩祀百神”[10 ]403的礼制有所了解。《宋史·礼志》载：“诸祠庙。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熙宁复诏应祠庙祈祷灵验，而未有爵号，并以名闻。于是太常博士王古请：‘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賜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封。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11 ]2561

宋朝政府倡导崇尚多神，“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11 ]2561，历代皇帝多有封赐。以徽宗皇帝为例，查《宋会要辑稿》，在其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年间，几乎每一年都有对各地诸祠庙封赐的记载，有时甚至一年中有多次。例如：仅在“水神祠”一条中，其“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大观元年二月”“大观元年三月”“大观元年四月”“大观元年闰六月”“大观元年八月”“大观元年九月”“大观元年十一月”均有对各地水神祠封赐的记载。而在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朝廷不仅予莆田神女（妈祖）祠“赐额‘顺济”，同时“平城县有神女祠，宣和五年八月封昭应夫人，赐额‘静应”[4 ]1018，还有“杨晟祠。……宣和五年八月封忠济王”[4 ]1004，“绍熙府南溪县苏溪龙潭神祠。……宣和五年八月封渊灵侯”[4 ]1051，“石眼泉神祠。……宣和五年八月封静应侯”[4 ]1055，“李太保祠。……宣和五年八月封灵贶侯”[4 ]1066，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北宋政府赐予妈祖庙“顺济”庙额，只是对众多地方神明进行的一次例行的封赐，并不是因为什么特殊事件而引发的。赐妈祖庙庙额以“顺济”二字，也正与《宋史·礼志》所记“其封号者初二字”的规定相符合，也没有显示出特别的礼遇。在妈祖成为地方神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湄洲岛的乡民，“虔诚地信奉妈祖为保护神，并制造了不少灵验的传说，为妈祖信仰向岛外发展打下基础的时期。”[1 ]而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妈祖最终得到了朝廷的封赐，走上官方的神坛。其后，信仰者的附会及其不断地造神运动，使妈祖与宣和奉使高丽这一官方活动扯上关系，终于使妈祖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成为民间和官方共同认可的航海保护神。

三、“保义郎李振”其人

仔细对比《图经》与《庙记》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庙记》有许多夸大、失实之处。如其记载宋使团洋中遇险的“轴（舳）舻相冲者八，而覆溺者七”的具体情况，是在宋代史籍中遍查不到的，与《图经》的记载也不符。《图经》在介绍使团洋中遇险时，也只记“第一舟几遇浅，第二舟午后三舵并折”（《图经·海道一》），“午间第二舟三副舵折，夜漏下四刻正舵亦折，而使舟与他舟皆遇险不一”（《图经·海道六》）等，记载中并无舟船覆溺的情况。使团出发，“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如出现“覆溺者七”的现象，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但是，初看《庙记》之人，往往会忽略这些细节，主观上就认为这是真的。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作者除了在《庙记》中用了一些夸张的写法之外，还假设了一些人物和情境。如《庙记》记其时路允迪有“同事者保义郎李振”，平素信仰圣墩之神，对路允迪具道其详，最终促成路允迪还奏诸朝而朝廷赐妈祖庙“顺济”庙额。这段虚虚实实的记叙，看上去既写实、又生动，使众多学者大上其当。如有学者就认为“这是一篇保存在与徐兢同行者保义郎李振族谱中关于妈祖宣和显圣护使、朝廷赐庙额的最早文献”[12 ]。同时，学界中也不乏对保义郎李振的赞美之声：“在宋代的官制中，‘保义郎仅仅是个不折不扣的九品芝麻官，小使臣而已。但正是这个‘小使臣，使得我们的女神神威得到了关键性的彰显——一块“顺济”庙额，它代表国家的正式认可。二十七年后，李振的堂兄李富就名正言顺地为她翻修庙宇，正神位，树碑立传了。”[8 ]。

我们说这段记叙虚虚实实，那么实者为谁？路允迪、圣墩之神皆是；虚者为谁？便是“保义郎李振”其人。李振其人在《庙记》之中或是个虚实结合体，实的是大概真有此人，此人是李富的堂弟；虚的是其人果真是路允迪的同事者、徐兢的同行人吗？我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即便我们把时间段划定在有宋一代，想在众多史籍中考证出一个“保义郎李振”来，还是不可想象的。所幸的是，我们可以据现有的材料，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推测。

徐兢在《图经·节仗》中对此次使团随行人员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上至使团的“使副”，即正使、副使，及至“上节”“中节”，最后至“充代下节”“宣武下节”。现列表如下：

从表中所列人物我们发现，其中并没有“保义郎李振”这个名字，此或是徐兢的疏忽所致。我们把目光放在整篇文章中，也没有发现宋使团中有“李振”其人或是“保义郎”之职爵出现。惟《图经》中出现一次“保义郎李俊异”的字样，此人为高丽官员，与宋使团有过接触。

就此下结论有无“保义郎李振”其人，未必能服人。因为此次北宋使团规模浩大，船队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其人数众多可想而知，徐兢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名字一一列出。比如记载“宣武下节”时，徐兢就只记“宣武下军明州土兵共五十人”。而“保义郎李振”，学者已经谈过，在宋代的官制中是个不折不扣的九品芝麻官、小使臣而已。徐兢记录时将其漏掉，也是有可能的。

继续讨论这个问題，要对北宋的官制先有个初步的了解。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政和）六年（1116年），及增置宣正、履正、协忠、翊卫、亲卫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自太尉至下班祗应，凡五十二阶。”具体为：“太尉、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卫郎、翊卫郎、拱卫郎、左武郎、右武郎、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敦武郎、修武郎、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下班祗应。”[11 ]4054—4058

在政和年间“自太尉至下班祗应，凡五十二阶”的“武选”官制中，“保义郎”位于第四十九阶，的确职级较低，那就此认为因为其职级低因而徐兢在记载时就忽略了其人，是否可信呢？还要在《图经》中寻找答案。《图经》记载使团随行人员的名单、职级，应该说比较清晰。但粗略看起来，却仍显混乱。比如对照《职官志》的记载，就会发现有的随行人员官职较高，却出现在“充代下节”的名单里；有的人官职较低，名字却出现在“上节”“中节”的名单中。细细体察之，大致情况是出现在“上节”“中节”名单里的职级较低的人员，大都是在使团中负有直接工作任务的，如“管句舟船王觉民、黄处仁、葛成仲、舒绍弼、贾垣”“占候风云官承信郎董之邵、王元”“使副亲随徐闳、张皓、李机、许兴古”，等等。关于“下节”，《图经》介绍说：“国朝故事，奉使高丽，下节皆卒伍，比岁稍许命官士人、艺术工技以代其选”，而此次出使出现在“下节”名单中的职位较高的，则大都是“仰体圣上怀徕之意，愿为执鞭，以观异域之俗”的随行人员。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几个人物官职的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图经》中记载有“成忠郎周通”，“成忠郎”位于五十二阶官制中的第四十八阶，高于“保义郎”的第四十九阶，看起来记其人而不记保义郎李振无可厚非。而《图经》又记有“承信郎赵溉”“承信郎娄泽、范敀”“承信郎董之邵、王元”，“承信郎”在五十二阶的官制中位于第五十一阶，仅仅高于“下班祗应”，而距“保义郎”还差了两级。姑不论徐兢连一些无职级的工作人员的名字都记录在案，即使是同为郎官比“保义郎”职级还低的“承信郎”五人，徐兢也一一记录在册，为什么唯独缺了“保义郎李振”其人呢？答案只能是在此次出使高丽的北宋使团中并没有“保义郎李振”这个人。

如此来看，《庙记》的作者只是把一个可能真实存在的人物，虚构到了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事件当中，而《庙记》也因为“保义郎李振”这一人物塑造，为妈祖信仰的进一步传播平添了一个看似真实无比的案例故事。

四、宋代的“彭蠡小龙”与“演屿神”信仰

从上述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宣和奉使高丽之事本与妈祖其神并无关系，但由于信仰者的附会，使其在妈祖信仰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路允迪和徐兢所不能预知的。《图经》的作者徐兢，他可能是一个多神的崇拜者，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一个妈祖的信仰者，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图经》的几次记载中发现。

《图经·海道一》：“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场于总持院七昼夜，仍降御香宣祝于显仁助顺渊圣广德王祠，神物出现，状如蜥蜴，实东海龙君也。”《图经·祠宇》：“蛤窟龙祠，在急水门上隙。小屋数间，中有神像。舟行水浅不可近，唯舟师辈以小艇迎而祭之，顷者使至彼，设祭之。明日有一小蛇青色，咸谓神化，亦犹彭蠡顺济之显异也，乃知神物无乎不在。”

在此二处，徐兢记载了两处神圣显异，一是“东海龙君”，其“状如蜥蜴”；二是“彭蠡顺济”，为“一小蛇青色”。

关于“东海龙君”，应该是指在北宋祭祀的东海神。北宋初，东海神封爵为广德王，曾遣官于莱州本庙祭祀。康定元年（1040年）东海神加封为渊圣广德王。元丰元年（1078年）安焘奉使高丽，顺利完成使命，在其建议下于明州定海、昌国两县之间建东海神行祠。大观四年（1110年）及宣和五年（1123年）又因高丽使回，奏请加封助顺和显灵四字。[13 ]

而“彭蠡顺济”，指的是两宋时期流行的“彭蠡小龙”信仰。《梦溪笔谈·神奇》载：“彭蠡小龙，显异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宁中，王师南征，有军仗数十船，泛江而南。自离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师识之，曰：‘此彭蠡小龙也，当是来护军体谅耳。……有司以状闻，诏封神为顺济王，遣礼官林希致诏。”[14 ]200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七“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条：“丙寅，遣同知礼院林希乘驿祭谢洪州顺济侯庙。顺济侯俗曰小龙，以安南行营器甲舟行，人多见之故也。后希还上言：‘臣至庙斋宿，是夜龙降于祝欧阳均肩，入石香合蟠屈，行礼之际，微露其首。祭毕，自香合出，于案上供器间盘旋往来，徐入帐中。其色及长短大小变易不一，执事官吏百余人皆见之。乃诏封顺济王。”[15 ]6770

相比东海龙君，宋代的“彭蠡小龙”信仰可能并不被众人所知，但其信仰流传的时间相较妈祖信仰更早，早在熙宁年间就已“显异至多，人人能道之”；而且其官方影响也更大，已被封爵为“顺济王”，这已是宋代神祠所封爵号的最高等级了。那么“东海龙君”和“彭蠡小龙”才是相助路允迪、徐兢一行洋中顺利脱险的神明吗？也不尽然。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徐兢对于使团船队遇险的记载，徐兢记第二舟遇险时“臣适在其中，与同舟之人断发哀恳，祥光示现。然福州演屿神亦前期显异，故是日舟虽危犹能易他舵。”[3 ]海道六徐兢在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神明“福州演屿神”，显然这个“演屿神”是使团一行脱险的重要帮手。

《三山志》载：“昭利庙，东渎越王山之麓。故唐福建观察使陈岩之长子，乾符中，黄巢陷闽，公观唐衰微，愤己力弱，莫能兴复，慨然谓人曰：‘吾生不鼎食以济朝廷之急，死当庙食，以慰生人之望。既没，果获祀于连江演屿。本朝宣和二年（1120年），始降于州，民遂置祠今所。五年（1123年），路允迪使三韩，涉海遇风，祷而获济，归以闻，诏赐庙额‘昭利。建炎初，建寇犯西闽，吏民奔走，乞救于神。俄顷雨雹交下，盛夏如冬，时平地水尺。贼惶怖而遁，道连江欲掠之，见士马云布而去。四年（1130年），封褒应王。子侄九人，皆赐列侯，知西外宗正，嗣濮王仲湜为记。”[16 ]100-101由《三山志》的记载可知，“福州演屿神”同妈祖一样，也是死后有所显异，逐渐走上神坛。徐兢在《图经》中记曰“福州演屿神亦前期显异”，这个“亦”字耐人寻味。在出使高丽的过程中，看到了“东海龙君”“彭蠡顺济”的显异，再遇险前期又看到“演嶼神”的显异，“乃知神物无乎不在”的徐兢，显然会认为这是众多神明庇佑的结果，也是“赖宗社威灵”“恃国威灵、仗忠信”的结果。徐兢产生这种心理的条件，就是宋代“秩祀百神”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

妈祖身上虽然有许多谜团，但妈祖信仰在两宋时期的发展历程还是比较清晰的：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妈祖庙被赐额“顺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月封“灵惠夫人”，三十年（1160年）十二月加封“灵惠昭应夫人”，乾道三年（1167年）正月加封“灵惠昭应崇福夫人”。这些记载记录着妈祖由一个地方小小的“淫祀”神明逐渐成长为宋代官方承认的正神的历程。在这其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最终促成了妈祖信仰的确立和流传。以《庙记》所记的妈祖在海上显圣护佑北宋使团这件事来说，信仰者的各种附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关于妈祖在海上显圣护使这件事，我们以徐兢《图经》记载为原始资料，已经证明其是不可信的。今天的妈祖信仰，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土生民间信仰之一，已经不需要我们这些后代子孙再去牵强附会了，我们需要的是考镜源流、正本清源。如我们还以“这里虽无明确写湄洲之神，但‘祥光示现历来是妈祖显圣的标志”[12 ]这样的论述来研究妈祖文化与妈祖信仰流传，显然不可取。因此，我们或可以这样说，《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我们深入研究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我们也需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宋代，妈祖依然是一个地方性的神明，只是宋代民间众多神明中的一个，妈祖庙也只是民间众多神祠中的一座。这是因为在“秩祀百神”的两宋时期，妈祖没有条件由一个地方性神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主神，妈祖信仰也不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民间信仰。因而有人说“宋代的妈祖还是福建的地方神，元明时期成为全国性的海神，明末清初以后，才成为多功能的神灵”[17 ]108。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妈祖成为中国民间受到较多关注且信徒众多的女性神明，妈祖信仰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有影响的中国土生民间信仰，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信仰者的各种附会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之封，是妈祖信仰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学界也基本认定妈祖显圣救助赴高丽使团路允迪一行这一事件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以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第一手资料，证明《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所记的妈祖在海上显圣护佑北宋使团这件事是不可信的，这应该是妈祖信仰者的附会。而正是信仰者的各种附会，加上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促成了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及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天顺.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传播[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

[2] 廖鹏飞.历史第一篇：《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J].神州，2006（1）.

[3]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M].宋乾道本.

[4]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 闫化川.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山东地区传播史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

[6] 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M].郑彭年，译.刘月莲，校.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出版，1995.

[7] 李小红.妈祖由巫到神的嬗变及其成因探析[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4）.

[8] 郑衡泌.妈祖信仰传播和分布的历史地理过程分析[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6.

[9] 张桂林.试论妈祖信仰的起源、传播及其特点[J].史学月刊，1991（4）.

[10] 司义祖.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