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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与文化逻辑:夏尔巴人跨境医疗行为的人类学解读

时间:2024-04-24

【摘 要】现实生活中,人们寻医治病并非只满足于生理上的痊愈,而是追求一种生理与心理的完整意义上的平安。本文基于对中尼边境樟木口岸夏尔巴人的田野调查,围绕夏尔巴人跨境医疗行为展开讨论。研究表明,夏尔巴人跨境医疗行为不仅体现了边民的理性选择,反映出引导和制约跨境医疗行为的社会制度问题,跨境医疗更内嵌于夏尔巴人跨境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其他多种跨境活动中,蕴含着长期传统惯习延续下的文化认同,并受民族医疗中宗教信仰观念的引导。

【关键词】夏尔巴人;跨境医疗;医学人类学;理性选择;文化逻辑

【作 者】王思亓,曾用名王颖,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陕西咸阳,71208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6-0040-008

一、引 言

世界范围的夏尔巴人(Sherpas)主要散居于印度、尼泊尔、中国和不丹等国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两侧。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夏尔巴人研究主要围绕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区域,一直未涉及中国境内的夏尔巴人。中国学者的夏尔巴人研究多集中于对其族源的考证,以人类学、民族学长期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境内的夏尔巴人比较罕见。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2015年8月,笔者对中尼边境樟木口岸的夏尔巴人进行了田野调查,完成了博士论文。樟木口岸处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坡沟谷坡地,毗邻尼泊尔国,是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类陆路通商口岸,平均海拔2300米。口岸辖樟木村、邦村、立新村、雪布岗村和迪斯岗村,共502户1806人,其中夏尔巴人1442人,占总人口的86%。①与这几个村落紧邻的有尼泊尔的采当、博金、巴岗、楠木唐、比空、巴岗等夏尔巴聚居村。

本文围绕夏尔巴人的跨境医疗行为展开讨论。人类学将健康与疾病作为一对重要的文化范畴加以考察,普遍注意到一个事实:人们对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由此做出的反应都因文化而各异。[1 ]与医学专家视疾病为一种客观实在,只能通过生物医学的方法才能认识与处理不同,人类学家认为疾病并非纯粹的客观实在,而是人们通过文化透镜产生的认识。在有关疾病与治疗的研究中,人类学多围绕如何定义与处理文化的问题而展开,把疾病与治疗放在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加以理解和分析。有鉴于此,笔者将夏尔巴人的跨境医疗行为放置于不同国家在场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在梳理夏尔巴人医疗体系构成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引导夏尔巴人跨境医疗的客观现实和内在文化逻辑。

二、夏尔巴人医疗体系的构成

美国医学人类学家亚瑟·凯博文( Arthur Kleinman)将一个文化内的医疗体系分为三部分: 即大众的(popular) 、专业的(professional) 和民间的(folk)。[2 ]24-60另一位美国医学人类学家乔治·福斯特指出:“医疗体系应包括所有促进健康的信仰、活动、科学知识和该群体成员对这个体系所贡献的技能。”[3] 54他将医疗体系分为西方医疗体系与非西方医疗体系,其中非西方医疗体系主要是指民族医学。根据凯博文和乔治·福斯特的理论模式,笔者将樟木口岸夏尔巴人选择的医疗资源归类为两种:民族医疗体系和现代西方医疗体系。其中民族医疗主要指非专业的以家庭为主的草药治疗,以及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民间治疗仪式。现代西方医疗体系指以西医为主,具有专业医师或护士执业资格,常运用现代的医疗设备等。

樟木口岸的夏尔巴人历史上长期以民间贸易和牧业为生,人们放牧的同时会采挖收集草药,以草药医治疾病历史悠久。现代西医传入之前,夏尔巴人的草药医疗主要建立在以家庭为主的对当地野生植物的经验认识和利用基础上,并没有专业的中草药医生,或如中医、藏医那样成体系的理论,属于世代相传的经验范畴的医疗实践。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病都采用草药来自我医治,比如:得了妇科病可用喜马拉雅雪莲()治疗,有时感冒头痛也会用;浮肿时可以将一种水草()煎熬后服用;摔伤、骨折时可服用叫作“姜木咋”()的草药来治疗; 中毒时,积雪草()解毒效果非常好;咳嗽时用贝母()捣碎加冰糖蒸煮。采来的草药储存前一般都在柔和的阳光下晒干,有些以根茎、块茎入药的,将其入药部分放在水中煮沸后再晒干。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边境交通条件的空前改善和日益活跃的边境贸易,人们纷纷搬下山在镇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居住环境与生计方式的改变,以及现代西医治疗体系引入后,夏尔巴人以草药医治常见病则逐渐减少。

民主改革之前,西藏整个社会几乎完全沉浸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 佛旨神意成为西藏民众处理问题与判断是非的最高准则。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旧西藏社会从活佛、贵族到普通百姓, 患病之时普遍借助于宗教和巫术的超自然力量。[4 ]据《西藏志》记载:“小疾以清油、酥油遍体檫之,暴于日中……然不论病之轻重,必延喇嘛念经,或珠巴念诵祈禳,珠巴即道士之类,或令童男女,唱佛歌以祛之”。[5 ]29-30现在的西藏,依然有很多民众让神佛代替思考和决断,生育子女需要请喇嘛起名;死亡要喇嘛超度;灾难要喇嘛攘解;疾病要喇嘛医治。信仰藏传佛教的夏尔巴人对自己身体疾病的认识也蕴涵着宗教文化的影响。夏尔巴人喜马拉雅山脉的众神信仰形成了依赖于栖居环境的宗教共生体系,其神格体系中整合了本土多神信仰和藏传佛教成分。因而,夏尔巴人相信神灵会介入日常生活,生病时,往往会去寺庙朝拜佛祖、转经祈祷,求助于喇嘛和巫医“本波”(phombo),以超自然方式治疗疾病。如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夏尔巴人会请通晓密法的喇嘛来家中做法,通常喇嘛先推算出患病的原因,随后举办相应的仪式治疗;另一类是没有先兆的突发性病症,人们称作“中邪”,认为这类疾病属于冲撞了鬼神巫魔,或是被人“下蛊”而鬼魔附身所致,这时需要请“本波”招魂或驱邪,将人身体上的病痛“转移”出去,重建神灵和身体之间的联系。樟木夏尔巴人这种民族传统治疗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在夏尔巴人记忆中,现代医疗机构、设施和技术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山东省援藏医疗队带入生根的。①两名专业医生采取门诊和巡回医疗相结合的办法,为边民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并培训本地的医药卫生人员,加速了边境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由于樟木边境实行免费医疗,尼泊尔边境地区缺少医务人员,前往尼泊尔首都的道路极为不便,很多尼泊尔边民患病后也来樟木就诊。人们至今回想当时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态度时都赞不绝口。可以说,免费医疗政策与援藏医疗队认真负责的态度、相对精湛的医技促使夏尔巴人接受现代医疗技术的同时,也奠定了之后人们对现代西医信任的基础。

1977年,樟木口岸人民医院和口岸卫生检疫站建成,人民医院占地面积800平方米,人员增至7名,依照上级安排以及口岸发展的需要,对樟木口岸卫生检疫站与口岸人民医院进行分设,樟木口岸人民医院正式独立经营。①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聂拉木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加大了乡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资力度,口岸医院医疗在编人员由7人增加至14人,其中主治医师1名,其他医技人员5名。②至笔者调查时,樟木除了人民医院这家公立医院以外,还有安徽人和四川人开设的私人诊所,两家均办理了个体行医营业执照。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在1998年之前一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公费医疗制度,凡有正式户籍的人口均可以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免费治疗。免费医疗政策为缓解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保障全地区农牧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8年,聂拉木县开始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根据有关文件和要求,结合该县实际情况制定了《聂拉木县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同年7月,开始在全县范围内逐步实施。[6 ]P769樟木镇也积极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工作,2012年时,全镇合作医疗人群覆盖率达到89%。③

三、理性选择下的跨境医疗

虽然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都在大力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但是就目前状况来看,问题仍然比较多。至笔者调查时,樟木虽有一所一级甲等的口岸人民医院和两家私人诊所,却不能满足夏尔巴边民对医疗、预防、保健的需求。由于边境地区交通不便、待遇底下等现实情况,口岸人民医院医疗人才不足与人才流失的问题较严重,很多大专院校毕业生不愿意长期在此工作,所有医务人员中真正能够独立进行诊疗的只有2位。医院配备X光透视仪、B超、心电图机、尿液分析仪等设备和医疗器材,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放射科、检验科、库房、注射室及财务科。目前还不能做剖腹产手术,只能在日喀则地区医院、聂拉木县医院的协助下完成诸如胆囊摘除术、阑尾炎、剖腹产、骨折固定等常规手术以及人工流产、上节育环等计划生育手术。④私人诊所医疗设备几乎没有,药品品种有限,医疗服务质量也很难有保障。

众所周知,尼泊尔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12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尼泊尔的指数为0.463,列186个国家中第157位,低于南亚国家的平均水平。[7 ]该国约有25.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8 ]然而,尼泊尔接受卫生发展援助已有60年的历史,随着近20年来援助量不断增大,尼泊尔人均期望寿命现为67岁,[9 ]婴儿死亡率已降至 46‰,孕产妇死亡率降至十万分之229。[10 ]主要的援助方包括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全球基金、德国、印度、中国、联合国系统、全球疫苗联盟等。[11 ]131这些国家和组织机构对尼泊尔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基础建设及人员培训提供了积极的帮助与支持。夏尔巴边民认为,尼泊尔国家的医疗事业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下得到很大的发展,加德满都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基本都是从美国和英国求学归来,无论是服务态度还是医疗技术都比西藏边境的医院好。

夏尔巴人在樟木就诊主要是治疗感冒、腹泻、肺炎等常见病。除常见病外,当治疗糖尿病、风湿病、肺结核、胆结石等病症或需要复杂手术时,一般都会跨境去加都。即使是感冒、发烧等这类多发病,当地人也不喜欢樟木医生在治疗时都总是采取输液的方法,同样的病症他们去了尼泊尔,医生往往开药就可以治愈。夏尔巴人认为樟木医院卫生条件令人担忧,有些甚至害怕会被感染其他疾病:“我们这里的人说,如果去聂拉木县城或者樟木的医院看病,反而害怕被传染上其他病,主要是这里医院的病房和卫生间都乱七八糟的,脏得很。”在夏尔巴人已相信现代西医的治疗效果,接受现代医疗体系后,当地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相反并没有逐步完善。人们有很多在樟木治疗未果而转院到加都治愈的经历。

镇上很多医生没怎么上过学,所以不管你感冒、头痛,脚痛或者是身体其他地方不舒服,医生都会说输液、输液、还是输液。如果是去尼泊尔看病,医生会先帮你检查身体,查清楚病况,再会配给你药,或者让你住院治疗,而且他们的配的药都挺管用,有很多像得了糖尿病的人,吃了那边的药之后都有明显的效果。

——次仁索朗(男,立新村人)

我们邻居一个小伙子在雨季往山上走的时候,发生了泥石流,山上掉下来的石头砸到了他的尾椎以及脾脏,好像脾脏里面充血了,当时樟木医院建议转院,人们以为是没救了。结果其他人赶快把他送到了加都,经过三四天的抢救就脱离危险期了。在加都,即使私人医院也不用排队,服务态度很好,技术也好。

——央金(女,樟木村人)

2014年8月,拉日铁路①正式开通运营,在此之前,318国道是夏尔巴人前往拉萨唯一的公路与方式。尽管20世纪60年代318国道已建成通车,但樟木至聂拉木县路段蜿蜒于崇山峻岭中,夏季常伴有暴雨和塌方,而冬季则会有大雪封路现象,交通事故频发。另外,由于日喀则属于边境地区,日喀则市至樟木的边防检查站较多,排队检查身份、办理登记等手续在每一处至少需要耗时十分钟。因而,从樟木前往日喀则最快需要八小时的车程,去拉萨则需要十五六个小时。更为严重的是,沿途还需要翻越位于拉孜与定日县交界的嘉措拉山口,这座山口是318国道海拔最高处,海拔5248m,很多身体健康的内地游客路过此处都会有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同样,对于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处的夏尔巴人无疑只会加重病情。樟木距离拉萨700公里,单趟路费需200元,而距离尼泊尔首都120公里,单趟路费需人民币40元,尽管道路也是颠簸不平,但海拔逐渐降低,而且,加德满都可选择的医院较多,一家住满还可以去另一家。因而,受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影响,夏尔巴人认为,在患上樟木医院无法救治的重病而选择去日喀则或拉萨等国内大医院是件非常冒险的事情,特别是对于身体原本就虚弱的老人。

尽管在国内治病可以享受合作医疗政策,但这项医疗保障制度似乎对夏尔巴人并没有太多吸引力。截至2012年,樟木镇总人口的89%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②医药费的报销额度分别为:县级医院及以下就诊报销100%;地区医院就诊报销90%;拉萨就诊报销80%。③所有合作医疗的费用每个季度报销一次,这项工作由樟木镇政府的专人来负责,每季度末将边民的报销单收集汇总之后去县卫生局报销,报销完之后再发放给边民。据统计,2013年4个季度全镇的总报销补偿医疗费3万元,2014年截至9月份的总报销补偿额为5万元。④其实从这些数字完全可以看出夏尔巴边民在国内就医的频率。在地区级医院报销额度是90%,然而在西藏基层,合作医疗政策在具体执行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夏尔巴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报销额度的多少没有统一的规定,有时候会受工作人员主观情绪影响。遇到需要长时间医治的风湿病、糖尿病、胆结石等顽疾时,合作医疗经费就很难满足长期的治疗需求,而且医疗报销周期过长,就诊时需要先垫付,从而使人们无法承担过高的费用。

我大嫂的大儿子是2008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生的,当时我也在,我们家人有三个人在那里陪她,医疗费用以及家人的花销全部算下来才1万多人民币。二儿子是2011年在日喀则生的,医疗费和家属的食宿费总共花费3万人民币,肯定还是那边花的少,合作医疗也报不了多少,尼泊尔的药品本来也不贵,所以还是愿意去那边。

——尼玛拉宗(女,雪布岗村人)

由于过去西藏农牧民习惯在家中生产,造成婴儿成活率较低。近年来,为了鼓励农牧民群众去正规医院分娩,全区实行孕产妇住院分娩和婴儿住院费用 100%报销,以及农牧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政策。如前文所述,樟木医院还无法完成剖腹产等手术。如遇樟木人民医院不能医治的疾病时,医院建议转至日喀则或者拉萨就诊,并规定婴儿出生后凭尼泊尔医院的出生证明不能在樟木办理户口登记。然而,情况并非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官方的措施并无益于改变现状,很多夏尔巴孕妇还是选择在尼泊尔分娩。雪布岗村的RZ,刚怀孕两个月时就在笔者面流露出焦虑不安的情绪,提及数月后的分娩,她对当地樟木医院的医疗技术缺乏足够信心,但考虑到如果选择尼泊尔就诊又要面对出境限制的不便,以及回来后孩子上报户口的诸多麻烦,心存忧虑。然而半年后,RZ还是在周围人的建议下前往尼泊尔做了剖腹产。

四、文化逻辑引导下的跨境医疗

长期历史积淀中,每一个民族共同体都拥有一套较为系统的疾病观念,及其相应的为其所用并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人类学强调,人们对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由此做出的医疗方式的选择,都因文化模式不同而风格各异,对于健康和治疗要在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加以理解。夏尔巴人跨境医疗行为实践的根源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地理位置、医疗成本、现实医疗效果因素的理性比较之外,跨境医疗更内嵌于跨境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多种跨境活动中,蕴涵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以及宗教观念的引导。

(一)夏尔巴人的跨境医疗行为内嵌于跨境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多种跨境活动中。

人类都倾向于同自己有相似性的群体交往,或向与本社区有历史关系的地区流动。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促成了夏尔巴人跨境的婚姻与亲属网络的延续,不同历史时期的跨境交易也积累了广泛的跨境社会关系。一方面,亲缘关系和熟人网络成为夏尔巴人跨境医疗无形中的拉力,稳固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就医的便利与治疗效果的信任,亲友也在陪护中分担了疾病的疼痛。在笔者多次随夏尔巴人出境就医时发现,患上需要住院治疗的疾病时,人们一般都会联系尼泊尔的亲友,在加都提前预约可信的医生,办理相关手续,亲友们也都会前去探望陪伴。另一方面,夏尔巴人跨境就医时还会同时开展其他社会活动,如购物、边贸交易、娱乐消遣、探亲访友。作为中尼边境的跨国界族群,夏尔巴人跨境流动是生活中普遍的社会事实与地方性表达,其跨境活动中包含了治病、经商、朝拜、探亲等多元内容。人们出境很多时候是多项社会活动相互嵌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在边境政府对边民出入境管理严格时期,夏尔巴边民为了高效利用出境时间往往会安排各种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如人们常常讲到的:“生病了出去看看病,还可以再顺便拜拜佛、进点货”。

2014年3月,笔者曾陪同NZ(女,32岁)前往加德满都治病,地点是位于加都东部博达佛塔南侧的STUPA Community医院,下午一点入住该医院治疗,从下午三点至晚上九点一直有NZ的亲友来看望,亲属有NZ的兄嫂、姨妈、表姐及其三个孩子,朋友是NZ多年前在加都打工时同居一室的女性好友,在NZ治疗期间,这位好友每天都会抽时间去医院陪护。NZ的病情经过两天的治疗有些好转后,她又联系朋友购买盖房子用的水泥和红砖及其他建筑材料,最后去了加都“泰明”批发市场买了家里店铺需要添置的货品,分别是:十四条披肩、二十个手工编织包、六尊手工佛像。

(二)跨境医疗蕴涵着夏尔巴人长期传统惯习下对尼泊尔文化的认同。

现如今,很多年长的老人对尼泊尔的药物都已经很熟悉,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尼泊尔什么医院的医生好,何种药物效果明显,都已经非常了解。长期跨境医疗的传统惯习下所积累的医患之间的沟通模式、话语体系已进而影响到当下的就医选择。在凯博文看来,“融洽的医患关系”是民俗医疗疗效的一种发生机制,民俗医疗成功的真正原因是“民俗医疗者与患者共享一个世界观”。[12 ]P117笔者以为,夏尔巴人跨境现代医疗医治的行为实践中,同样有着不可小觑的医者与患者间谈判、合作等互动行为,以及这些互动行为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尼泊尔医生的服务态度好”“那边的医生更容易沟通”“那边的医生有耐心”,这些常常是夏尔巴人现代医疗医治中强调的方面。现实生活中,医生和患者分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理解病患,赋予疾病以不同的意义,然而良好的医患沟通,特别是患者对自身疾病疼痛原因的了解,对于达成理想的治疗效果至关重要。

立新村MD(女,36岁)有段时间一直咳嗽,身体困乏无力,随即去日喀则市医院就诊,医生的诊断结果是她得了“胸膜炎”,需要手术治疗,但在MD治病经历中从未听说过“胸膜炎”这种疾病,她迫切地想了解这种疾病以及为什么需要手术,然而医生却一再催促她办理住院手续,没有抽出更多时间向她解释详细的病情。之后,MD在不清楚病因的担忧下又去了尼泊尔加都医治,加都的医生告诉MD她患了“蛰毕”①,并简单告知她需要的治疗方案。得知自己的病是“蛰毕”后,她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因为在她日常接触的疾病中,“蛰毕”是种常见病,并不陌生。最后,她配合医生在加都治疗一周后出院了。在MD治病经历中,尼泊尔语“蛰毕”与汉语中的“胸膜炎”均表现为咳嗽、胸痛、困乏等症状,而“胸膜炎”却是MD治病经历中陌生又难于归类的疾病,在无法获得清楚的解释时,引发了她对这一病症的恐慌和忧虑。由于她与尼泊尔医生分享着共同的医疗术语“蛰毕”与传统观念中对此病症的解释,在彼此熟悉的沟通模式下良好地互动后,双方建立了对病患与治疗方案的共同理解而最终促进了医治的顺利开展。

笔者调查时,樟木口岸政府为提高边境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通过多方争取,投资230万元的口岸疾病控制中心和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笔者曾经问过一位34岁的男子,当樟木口岸新的医院建成了,医疗条件有所改善,医疗技术也会提高后,你还要去加都看病吗?男子回复的是,“我们从小吃着尼泊尔的药长大的,身体里已经适应和习惯了那边医生开的药,即使到时候这边医院条件好了,我们吃这边医生的药也没作用了,也不一定能治好。”人们就医行为的选择并非仅仅建立在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理性比较的基础上,还建立在长期传统惯习中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医疗体系的接受程度。这位男子的回答似乎表明他的身体内已经存有一种对境内药物的自动排异系统,一种天然的屏障。笔者以为,这其实是长期传统惯习基础上心理的不认同而引发的身体排斥。

(三)跨境医疗受宗教信仰的引导。

随着生物技术及医学的发展,现代医疗体系逐步在当代社会中建立并完善起来,然而民俗疗法并未随着现代医学发展而凋敝萎缩,反而在现代医疗体系下广泛存在。[13 ]在樟木口岸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有一定发展,边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人们在疾病诊治上接受现代医学疗效的同时,还保留着对传统治疗方法的信心。英国人类学家兼医生里弗斯(William Hallam Rivers)是尝试把地方性医学与文化系统地联系起来的先驱,在《医学、魔法与宗教》一书中将人类的世界观分为魔法的、宗教的与自然的,他认为,每种世界观都会衍生出一套病因学解释,并导致相应的治疗方法,魔法的与宗教的这类原始医疗实践虽不是科学,但背后有自己一套医学信仰,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1 ]夏尔巴人普遍信奉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和噶举派,崇拜山神、树神、水神等地方神灵。在众多的神灵中,佛被认为以超脱轮回,彼岸救赎为己任,而山神、水神等被认为是地方守护神,被建构为缺乏普世、至善的观念,具有世俗与实利的特征,这些神灵都能介入人的日常生活,主宰人的命运,与人们世俗的实际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宗教信仰形成了夏尔巴人对世界、社会、自我身体的认知逻辑,相信那些久治不愈的病或者突发性的病症,并不是现代西医能够治疗的范围,而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超自然力量才可以化解。

现代医疗体系未进入樟木之前,人们都是通过传统的民族治疗方法医治疾病,其中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传统治疗,必须要有修持较高的喇嘛或者其他宗教医生,才能真正利用自己的宗教知识和身体与神灵世界产生联系。民主改革之前,樟木的宗教比较兴盛,每户人家里都有在寺庙学经,村落周围至今还存留很多过去僧尼们修行密法的山洞。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樟木的寺庙建筑遭到了毁坏,一些僧尼或被迫离寺还俗或出境外逃。直到20世纪90年代,立新村第九任转世喇嘛白马从四川甘孜学佛归来,重新修建了立新的衮巴桑巴寺和桑旦林寺,在他的努力下才逐渐恢复了樟木衰落数十年的佛教事业。相对而言,尼泊尔北部的僧尼在中尼边境夏尔巴人中的认可度更高。噶举派和宁玛派的僧人可以结婚过世俗生活,随着我国樟木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少有僧人终生未婚的情况。然而,在夏尔巴民众认知中,法力较高的僧人一定是出现在那些身体“干净”的修行者中,如此一来,通过传统方法医治的病症必然要找法力强、修持高的宗教人士。近年来,随着樟木两位喇嘛医生的相继离世,至笔者调查时,只有一位93岁高龄的喇嘛暂能主持治疗仪式,但其人因腿部受伤而常年坐轮椅,出行多有不便。很多时候,夏尔巴人会去寻找尼泊尔边境的喇嘛来祛病驱邪。

立新村的RJ(女,42岁)告诉笔者,她女儿和丈夫生病时都曾找过喇嘛。笔者调查时,RJ的女儿九岁,七岁时,持续有半年时间双眼几乎失明,只有微弱的光感。女儿眼睛出问题后,RL猜想可能因没有供奉好村口附近的神树,是神树降罪的结果,于是将女儿送到尼泊尔巴岗一位80多岁的喇嘛那里治疗。喇嘛仔细查看了经书并打卦占卜之后,断定孩子的眼睛里有个鬼,然后敲碎了一个鸡蛋,将打碎的鸡蛋端在RJ女儿头顶上,一边转圈一边吹气,再经过一个小时的诵经后,喇嘛吩咐RJ五天后带女儿再做一次同样的驱鬼仪式,并交代了回去需要祭拜的神灵。一段时间后,RJ女儿睁开眼时居然能大致看到物体了。

同样地,巫医“本波”在尼泊尔边境上很受认可,他可以治疗各类邪魔缠身的突发病,这属于尼泊尔非夏尔巴民族所专有。人口流动与族际互动的日益频繁,使得夏尔巴与尼泊尔其他民族接触更多,很多夏尔巴人出境回来后,如果感觉身体不适或出现突发性的异常时,就会怀疑被尼泊尔的非夏尔巴人“下蛊”,“下蛊”在尼泊尔很常见,笔者每次出境去尼泊尔前,报道人都会叮嘱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递给的食物。一旦得了这种病必须将“本波”请到家中做法,或者跨境亲自去拜访。夏尔巴人认为“本波”能召唤灵魂或控制调节身上的潜在危险,因而可以诊断治病,拥有超自然的技能和治愈的力量。雪布岗村CR(男,56岁),原本是个哑巴,2013年8月份的一天突然开始在家中乱喊乱叫,一直持续到夜里,家人无法制止,于是怀疑他是被“下蛊”了。第二天就去了紧邻樟木的尼泊尔达都班尼镇,找那里比较出名的“本波”来化解。当时,“本波”身穿白色褶皱长裙,脖子上挂着铃铛和珠子,头上戴着佛陀图像的冠帽,使用的主要神器有刻着神像的双头鼓、木棍,还有金属制成的库喀军刀和镰刀。仪式开始时,“本波”口里先念咒语、召唤神灵上身,然后占卜,用力击鼓以对自己信仰的神灵大唱颂歌,这时CR坐一旁等候指示。随着击鼓节奏的加快,“本波”全身开始颤抖,这时候,CR家人告诉笔者,神灵已经到了“本波”的身上,只见“本波”一边击鼓一边跳着舞在屋内转圈,还时不时地喝几口青稞酒。最后告诉CR家人病因及其如何治疗,并让CR喝下了他手中的圣水。

五、结 语

任何群体的疾病认知与治疗行为都与地方文化认知系统和外部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夏尔巴人跨境医疗行为不仅能够反映引导和制约其行为的社会制度问题,体现人们理性比较下的能动性选择,同时也反映出疾病诊治与地方文化传统的密切关联。西藏免费医疗的推进与乡镇卫生所的建立,使夏尔巴人接受了现代西方医疗方式并建立起对西方医疗的信任,形成民族医疗体系和现代西方医疗体系共存于同一社会中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樟木口岸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动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完善,在樟木口岸与尼泊尔医疗卫生资源日渐形成的差异与边境客观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下,夏尔巴人综合考量治疗效果与治疗成本而选择有益于自身的境外就医。

现实生活中,人们寻医治病并非只满足于生理上的痊愈,而是追求一种生理与心理的完整意义上的平安。夏尔巴人跨境医疗更内嵌于跨境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其他多种跨境活动中,蕴含着长期传统惯习延续下的尼泊尔文化认同,并受传统民族医疗中宗教信仰观念的引导。首先,因地缘关系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跨境流动,夏尔巴人的传统文化和观念受尼泊尔文化影响较深,择医治病中体现出与尼泊尔医生更为融洽的互动关系,熟悉的医患沟通模式与更为亲和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益于生理与心理的共同愈合。其次,跨境的亲属与社会关系是跨境医疗无形中的拉力,提供了就医的便利与治疗效果的信任,也在陪护中分担了疾病的疼痛;跨境医疗也与其他多项跨境活动相互嵌合交织在一起,这在边境出入境管理严格时期尤为凸显。最后,在夏尔巴人传统的信仰认知框架中,很多疾病是由人与地方神灵之间的正常关系被破坏而引起,或是被恶鬼附体所致。一直以来,尼泊尔的“本波”和喇嘛在中尼边境地区认可度更高。近年来,在中国樟木僧人世俗化的趋势下,夏尔巴人会跨境求助于被认为法力较高的宗教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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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ssay discusses cross-border medical behavior of the Sherpa people based on the field study among the Sherpa people of the Zhang mu port in China-Nepal bord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ross-border medical behavior of Sherpa people not only reflects rational choice of the people living on the frontiers and reveals the problems of social system that lead and restrict medical behavior,but it is also embedded in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numerous other cross-border activities of Sherpa people. Cross-border medical behavior contains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is continued by traditional customs,and it is led by religious belief in traditional ethnic healthcare.

Keywords:the Sherpas;cross-border medical treatment;medical anthropology;rational choice;cultural logics

〔责任编辑:付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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