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恩师

1973到1976年这几年，我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上学。其时“文革”尚未结束，这种“好学校”的混乱程度比之一般学校，常常“更胜一筹”。记得，张铁生、黄帅之后，学校搞所谓开卷考试——学生拿试卷回家做。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个外形俊伟、语音磁性的硬汉，给人孤傲之感，平时不怒自威。可他那天在发卷的时候，竟语气恳切地说了句：“希望你们先试着自己做做”，那异样的嗓音让我至今不能忘却。依稀记得，当时我好像是交了白卷的。离开学校后很多年，才听说物理老师很早就走了。每每想起此事，就心生愧疚。但那时我内心是颇为理直气壮的：学习有什么用！因为那个荒唐的时代在用各种方式来理直气壮地证明着这一点。

如果说到我的本业——学习，那三年是灰暗的，一无可取，甚至是不堪回首的。但《圣经》有云：“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但还是那三年，让我至今感怀不已的是，我还同时扮演着另一个角色——学校文艺宣传队队员，小提琴演奏员。就拉琴能力而言，绝对很“水”。那年月，学习很没用，也没人把它当回事，可如果你会点儿“文艺”，尤其是还会点洋家伙，那自我感觉，有点像现在的孩子说刚从哈佛混出来。

在那个坐着都往外冒热气的年龄，又处在那样一个文化极度匮乏的年代，身为学生，无书可读，无书愿读，如果再没有什么其他专注，不出事都难。而我们的青春，“挥洒”在了文艺上，应该值得庆幸！我们通过吹拉弹唱，用尽可能努力产生的乐音和还不错的舞姿，演绎了一幕幕自我感觉良好，也得到不少外界喝彩的节目，还携此走街道、下军营、奔村庄、赴汇演，在朔风劲吹中，在灯光照射下，赢得掌声，收获感觉，实现价值。

那时，班里男女同学之间是不说话的，加之学习氛围的极度稀薄，班级已无魅力可言。盼着排练，盼着演出，大概不是我一人的个别现象。虽说，以现在的标准，宣传队男女队员的交往也显拘谨，但比起班里面那是宽松多了，更何况，本宣传队女队员普遍颜值很高，宣传队那两间平房在男队员眼里平添磁性，自不待言。

我想，之所以二中宣传队有如此大的凝聚力，还和我们有几位业务出色、人品端庄的老师有着极大的关系。

到二中后，我最早接触的是毕淑贤老师，她是我们初三的音乐老师。在那个水房边阴暗的教室里，毕老师边拉风琴，边一句一句教我们唱歌。我现在还记得她教的第一首歌，歌名忘了，歌词是“欢乐的短笛，欢乐的歌，歌声朗朗像小河……”毕老师面目慈祥，神情专注，一遍遍地教，极为认真。后来听说毕老师在“文革”中吃了很大的精神和皮肉之苦，很多都是二中学生所为。我始终不能明白，对这样一位善良得无以复加的女师长，怎么可以下得去手呢？

在宣傳队里，毕老师也负责乐队排练，不但管业务，还管人。到了二中，我进入青春躁动期，有一段时间对社会的很多做法非常抵触，多有怨愤，又觉得无能为力，悲观失望。体现在排练上就是无精打采。这个样子，毕老师也看在眼里了。有一天排练完，她找我聊，知道我的想法后，就苦口婆心地说服我，让我正确对待社会。现在想来，她是受了那么多磨难的人，还在用慈悲、用理性劝导一个不成熟的孩子，这需要多么博大的胸怀和母爱啊！

再后来，毕老师走了。我们和王丹老师一起去向她告别。静卧在那里的毕老师，瘦小，安详，想到眼前那张略显塌陷的嘴，再也无法教我们歌唱，不由得悲从中来……

吴凤刚老师在新城区“小教司”时，就是我的老师了。他为人热情，酷爱文艺，他擅长京胡、二胡。那时我家住新城区水源街，离吴老师住处不远，他不止一次带我到他家，让我唱样板戏选段，他来伴奏，可见他对学生的培养提携之情。

在二中宣传队的时候，有一次，好像就是乐队要为合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伴奏，吴老师竟然让我，一个从未学过乐理、和声的学生来配器！面对这巨大的信任和托付，我也是年轻人胆大，竟然应承了。高音谱号、低音谱号关系搞不清楚，就用简谱；基本和声不懂，还怯怯地去问在艺校学过和声配器的哥哥，当他从我回答询问时支支吾吾的解释中知道实情后，一脸的轻蔑，嘴里挤出几个字：你胆儿真大。不管乱涂了些什么，反正煞有介事地交给了吴老师一沓子“总谱”，当时吴老师为了鼓励晚生，还拍着我的肩膀说，瞧瞧，这将来就是作曲家呀。

郭小凌老师戴着一副白边眼镜，高大儒雅。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我天然地对老三届中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知性青年”有亲近感，也很崇拜他们。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郭老师一直在坚持学英语。谁能想到，当年身背粪桶，在二中附近走街串巷的郭老师，二三十年后成为全国史学界的名师？俗话说，是金子，就会发光。郭老师们不为社会环境左右，即使被埋没，也绝不随波逐流。他们阅读书籍，思考社会，历练人生，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一旦机会来临，“准备着的”他们，就能弄潮涛头，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

郭老师会拉小提琴，应该拉过不少古典曲子，还能为乐队配器。而我们一代是“红色提琴”出身，只知“草原红卫兵……”等赤色硬曲，最崇拜“炉台”“铁树”，加上能力不济，“锯”出的声音肯定不太美妙。一次，教美术的苏力老师，临时抓我当他的素描对象，边画，边语重心长地劝我：能不能像郭老师那样，拉点“好听的”，像《云雀》《多瑙河之波》。

和我们接触最多，时间最长，情感也最深的当属王丹老师。说实在的，叫她“老师”，在很多时候，对于包括我在内的不少队员，都老大地不情愿。翟瑞中这些“老生”肯定如此，就是我们这些后学，也多有不甘——她才多大呀，当我们的老师？！可足以佐证的，就是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有的队员嘴中还是只喊“王丹”，不闻“老师”。

这大概只能怨王老师自己。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二中南院平房，她正在神情专注地拉着当时的一首手风琴名曲，激昂跳跃，一往无前，随身晃动的两条大辫子，衬托着因投入和兴奋而泛起微红的青春面庞。让人完全无法把她和“老师”一词联系在一起。

王老师的外形容易给人“弱女子”的印象，其实她人是挺“强悍”的，我们当中不少人想必都被她训过。后来，宣传队到了校园北边，一次，平房前堆了一片干草，我们几个男生四脚朝天躺在上面，被王老师撞见了，这一顿指责。她有“强悍”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对我们这些学生充满了爱心。就像她自己多次说的，她爱我们每一个人，关注我们每一个人。最难能的是，这种爱，这种关注持续了如此漫长的历史，以至于当我们都老了，仍愿意把她视为知己，愿意与她倾诉苦恼，分享快乐。这样亦师亦友的真挚情谊，我们自当分外珍重。

（张文天，现为科技日报社评论理论部主任，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入选国家“四个一批”人才；多次获中国新闻奖评论奖及报道奖，有译著、科技人物传记出版。

先后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歌舞团、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任小提琴演奏员十载。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新闻业务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