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远去的校长

宋春丹

章开沅。图/《章开沅口述自传》

1983年底，当章开沅在民意测评中胜出、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的消息传来时，很多人感到意外，章开沅本人尤甚。此前，他的最高职务是教研室主任，没做过行政工作，也无意于仕途，一心只想当一个学者。他自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把这次当选称为“历史的误会”。

2021年5月28日，95岁的章开沅远行了。这究竟是一個“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期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答案。

章开沅有一句著名戏言，说自己当校长时的华师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负责制”。有人说他让一些行政经验比他丰富的副校长在前面独当一面，笑他“老奸巨猾”，问他身为校长做些什么呢？他回答，他主要是抓学校总的奋斗目标，现在大家一说目标就很具体，要有指标、有规模，而他的目标是精神性的。他说，他有两个榜样，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陶行知，前者强调学术自由，后者强调走向社会。

章开沅弟子、华中师范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朱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章开沅当校长之前，华中师范大学在国际和国内的知名度不够高，而且很容易被人与华东师范大学弄混。现在华中师范人回头看，都认为章开沅担任校长期间华师呈现出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华中师范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尤其是国际学术交流，基本上都是他当校长时开创起来的。

章开沅的大弟子严昌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章开沅靠学术威望治校，他的角色更像一位精神领袖。“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章开沅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

“章开沅道路”

1957年，刘芹茂从华中师范教育系毕业，留校担任青年助教。他一进校就听说了章开沅。那时31岁的章开沅是历史系教员，与他同龄的那批教师大都来自中原大学。

章开沅1944年曾参加青年远征军，按规定退伍后可以免试自选学校入读大学，他选择了南京的金陵大学，本想读农业经济系，但在入学摸底考试后因语文成绩较好被分到历史系。新中国成立前，他大学肄业，投奔解放区，进入河南的中原大学。武汉解放后，他随中原大学南下武汉，不久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基督教会办的华中大学合并。院系调整后，重组为华中师范学院。

1958年，汪文汉保送华中师范学院语言班，刚进校就听说章开沅是先进人物。由于讲课水平出众，他被称为历史系“四大金刚”之一。华师党委在年轻教师中选拔了一批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章开沅与马列主义系的高原、中文系的王庆生等都在其中。

刘芹茂记得，章开沅开始特别“冒尖”，与他倡议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有关。

1954年秋，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到武汉调研辛亥革命，章开沅被指派参与接待。1958年“大跃进”时，章开沅也打算“放一个大的卫星”。他向领导建议，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得到支持。1961年，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章开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

以院长杨东莼、党委书记刘介愚、教务长陶军为首的校领导班子开始重点培养章开沅，作报告时经常号召青年教师走“章开沅道路”，即“又红又专”的道路。那时学校大发展，校团委把青年教师团员从系学生团总支分出来，专门成立一个教师分团委，刘芹茂担任专职副书记，常请章开沅为大家作报告。

“文革”时，章开沅、熊铁基和张舜徽被打成历史系的“三个走黑线的典型”，长期蹲牛棚，“文革”后才获得解放。

章开沅受到批判后，不能教书，不能发表文章。老院长杨东莼一直很赏识章开沅，为了帮助他，就以“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名义把他调到北京参与整理文集。

他说，杨东莼影响了他一生。到了北京，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界。如果一直待在桂子山（华师所在地），孤陋寡闻，学问不可能做大。

章开沅认为，“文革”前武汉教育界出了两个了不起的大学校长，一个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一个就是杨东莼。杨东莼虽然后来官至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馆长，但一直是个做学问的人，一生以学术为本。他“反右”时适可而止，“文革”时不揭发别人，也不承认错误。

章开沅说，自己从杨东莼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既要顺应潮流，又不能盲目地跟从潮流，要有自己的独立性。

上任波折

1983年，华中师范面临换届，与北大等被教育部确定为校长（院长）选聘的几所试点学校。

教育部派出工作组，由一位年轻、思想开放的人事司副司长带队，来华中师范主持民意测评。民意测评不设候选人，也不搞竞聘演讲，在中层干部和副教授职称以上的人员中“海选”。章开沅那时因学术交流外出，没有参加投票。

选票收齐后，由工作组封存，直接带回教育部。当时为历史系辛亥革命史研究室主任的章开沅得票全校第一。教育部根据民意测评结果，经过研究，决定任命章开沅担任院长。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时任历史系教师熊铁基记得，那时历史系正处在人事纷争当中，系领导“左”的立场招致大部分人的反对，很多人支持章开沅出任系主任。结果系主任还没确定，就等来了章开沅被任命为院长的消息。

章开沅后来自己分析，他之所以被任命为院长，一则他算是个“老革命”;二则“文革”时期他没有什么派性，只是一个被批斗之身，因此能够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还像个读书人的样子”。此外，80年代选拔大学校长时，学术权重增加了。那一批上任的校长，如北京大学的丁石孙、南京大学的曲钦岳、南开大学的母国光等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他自己1981年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