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世俗化与宗教旅游*

时间：2024-04-24

高科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宗教政策的变革以及大众文化旅游的兴起，我国传统的宗教圣地出现了供需两旺的“宗教旅游热”［1］。时至今日，宗教圣地的旅游大潮依旧热度不减，并且迅速蔓延到国内许多非宗教地区，全国各地兴起了宗教旅游开发的热潮。国内学界关于宗教旅游的研究大多从经济学角度展开，主要研究如何通过宗教旅游资源开发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而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考察宗教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尤其是宗教旅游与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之间的关系缺乏探讨。本文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将宗教旅游的兴起与发展置于现代性和宗教世俗化的双重背景下来考察，着重研究现代性、宗教世俗化与宗教旅游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现代性条件下的宗教旅游发展对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的影响。

一、现代性与宗教世俗化

从词源学上看，现代性 (Modernit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odernus”，其本意是指“当前的”、“最近的”，在时间概念上区别于“古代的”、“传统的”。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将人类社会在时间上进行了“现代”与“前现代”的区分，因此现代性被认为是反映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的时代特征，暗含着一种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向前发展的时间观念。从全球视阈看，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的复兴，将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自由性和独立性。继之兴起的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技术化生存和理性化发展的序幕。伴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步入了迥异于“前现代”的社会生活之中。［3］

社会学中的现代性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同时代的学者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存在较多差异。有学者总结认为，“现代性”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从人们所观察到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或结构特征的角度来描述和解说“现代性”，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或者“现代世界”，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社会及其相适应的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形式。如研究现代性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在其名作《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便明确指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十七世纪的欧洲起源，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4］1另一种观点将“现代性”理解为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某种内在精神或体现、反映这种精神的社会思潮，现代性成为现代主义或现代精神的同义词。理性原则、合理化、标准化、工具价值、人性的异化与分裂、世俗化等常被人们用来描述现代性的特征。如加拿大学者大卫·莱昂 (DavidLeon)便将“现代性”的特征总结为专业化、一致性、标准化、合理化、分化、城市化和世俗主义。［5］76－8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性质或品质，以及人们对这些特殊性质或品质所获得的某种体验。［6］还有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时空、社会和精神三个层面总结了现代性的特征 (见图1)。虽然不同学者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在“现代性”的解释中都包含着从宗教中祛魅的科学精神与基于市场原则的理性主义。也就是说，“用科学和理性的支配方式”去理解和解释世界，成为现代性最为突出的特征。［7］

“世俗化”一词 (secularization)源于拉丁文词根“saeculum”，其原初本意为“成为现世的”，最初是被用来描述教堂的财产逐渐被王子们绝对控制的过程，而在后来的罗马教会法规中，则表示有教职的人回归世俗社会的现象［8］。随着宗教世俗化问题研究的深入，世俗化成为宗教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内涵也开始扩大，包含了多层面的意义。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拉里·席纳尔(Larry Shiner)认为，宗教世俗化包含以下六种含义:宗教的衰退，意指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意义;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彼世”向“此世”转变，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宗教失去了其公共性与传统职能，变成了纯私人的事务;宗教团体的信仰和行为发生转变，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宗教逐渐丧失其神圣特征，宗教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宗教自身从“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9］200总之，“世俗化”意味着“成为世俗的”，也就是把人、事物、意义等从宗教或教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世俗世界的或为凡俗所用。［10］

宗教世俗化与现代性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表现为一种互为因果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宗教世俗化是现代性产生的前提条件。宗教改革开启了欧洲宗教不可逆转的世俗化进程，进而促发了欧洲人文主义的复兴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促使了人类摆脱教会的控制，开始步入现代性社会之中。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认为，现代性问题的产生源于宗教的世俗化，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以世俗的世界观取代逐渐消逝的宗教的世界观。在他看来，“宗教的根在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世界趋于合理化的过程，也是昔日神圣的价值被祛除魅力的过程”［11］138。里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彼岸的《圣经》信仰已经彻底此岸化了”［12］158。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对宗教的祛魅，让人的理性精神得以弘扬，人们开始“用科学和理性的支配方式”去理解和解释世界，这无疑会进一步推进宗教的世俗化进程。在现代化的直接推动下，原先笼罩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诸多社会领域之上的“神圣帷幕”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世俗化促成了宗教的市场化，宗教机构逐渐转变成了交易所，宗教传统被异化为可供出售的消费商品。宗教被迫屈从于世俗社会的竞争法则，大量宗教仪式、活动逐渐被市场经济的逻辑所支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工具价值、资本逻辑、人的祛昧、传统与现代断裂、人的精神家园荒芜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总之，现代性“用科学和理性的支配方式”改变和形塑着宗教发展的外部空间，使宗教失去了“自然演进”的外部环境，同时还不断侵入宗教组织内部，引发宗教组织自身的变革。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发展必须与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宗教被要求 (也主动)不断地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更多地参与世俗社会的事务，宗教的发展及其文化变迁也因此表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13］

二、宗教旅游:宗教文化世俗化的现代表征

随着宗教世俗化，人类的精神世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逐步坍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意义危机之中。人们在越来越抛离宗教的制度性约束的同时，又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宗教”来应对自身存在意义缺失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于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宗教世俗化导致人类社会精神秩序出现了一个悖论:传统宗教的制度权威日益受损于个体自主性，然而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又产生出更强烈的需求去构建新的信仰。［14］在这样的现代性语境中，旅游开始成为一种“现代宗教”，成为人们应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生存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精神危机等诸多病症的一种回应方式。正如麦肯内尔 (MacCannell)所指出的那样，旅游已成为现代大众的宗教替代品。［15］因此，旅游是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产物。一方面，旅游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的一面，表现为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可自由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的“庆祝”;另一方面，旅游又反映了人们对现代性“恶”的一面，表现为对现代生存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异化、生活程式化、都市环境劣质化、精神空虚化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负面后果的暂时性、周期性的逃避和解脱。［16］大众旅游的兴起，标志着曾经作为个体经验行为的旅游演变为普遍的大众化的群体性事件，构成了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同时也成为现代性的表征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众宗教旅游的兴起是现代性条件下宗教文化世俗化发展的表征。宗教旅游(严格来说，应称之为宗教旅行)古已有之，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最初表现为宗教信徒的朝圣活动。前现代的宗教旅游是“完全或强烈地由宗教原因引发的一种旅游形式”［17］，追求的是宗教性的心灵激荡和精神价值，而非是被麦肯内尔称之为“假事件”的现代观光旅游项目。然而，随着现代性对宗教的祛魅，人们打破了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前现代的宗教朝圣也逐渐演化为大众宗教旅游。人们宗教旅行的目的，不再是一心为了朝圣心目中的神灵，而是为了欣赏宗教圣地的自然风光和感受神秘的宗教文化，神圣的宗教旅行向世俗的文化旅游转化。宗教朝圣者也开始和大众旅游者一样，“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住在相同的旅店，在同样的餐馆用餐”［18］，宗教朝圣过程的“神性”在不断降低，朝圣者的动机、行为方式等都变得日益世俗化，与其他文化旅游者的旅游特征差别在日益缩小。在现代社会中，即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朝圣，较之过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了很大不同，愈发具有大众观光旅游的特征。

在中国，大众宗教旅游的兴起便是国家现代化背景下宗教世俗化发展的最好体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宗教逐渐在国家的宗教制度变革中重新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宗教建筑开始得到修复，宗教活动也开始复苏。但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国内的宗教发展也必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因此，致力于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成为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指导下的旅游发展战略在国内兴起，文化的经济价值成为现实利益的制高点。毫无疑问，拥有优质宗教文化资源的宗教圣地自然不能置身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之外，而是在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共同裹挟下，配合了国家和地方发展经济的现代化诉求。政府、商人、旅游者开始大规模介入宗教地的旅游发展，资本、权力、市场等现代性元素迅速充斥神圣的宗教文化空间。一时间，寺庙、道观游人如织，对宗教圣地的旅游规划和开发此起彼伏，宗教神职人员也改头换面为接待游客而异常忙碌。宗教人士们千百年来形成的避居山林、晨钟暮鼓、静心修行、严守戒律、远离世俗的生活模式被彻底打破。宗教圣地的“神圣性”开始减弱，其传统的运行机制开始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甚至逐步被取代。宗教圣地不再是超然于世俗社会的生产神圣文化的宗教空间，而是异化为借用宗教符号构建的满足游客符号消费的“梦幻世界”［13］。

三、旅游影响下的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

大众宗教旅游作为宗教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一种选择，同时对宗教地文化的世俗化变迁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宗教旅游业的推动下，宗教地开始了从“宗教场域”到“宗教－旅游场域”再到“旅游场域”的转变。神圣的宗教地也最终演化为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旅游景区，宗教文化的变迁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按照文化层次理论，一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紧密联系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层级。在旅游的冲击下，传统宗教地的宗教文化变迁在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世俗化甚至异化现象。

首先，作为物态文化的宗教场所、宗教建筑的宗教功能在逐渐弱化，旅游功能却在不断增多，并且增强。专门为游客提供的设施越来越多，宗教场所弥漫着世俗的商业化气息。例如上海玉佛寺新建的觉群楼，3—5层为按四星级标准装修的觉群宾馆，并提供咖啡、茶座等服务;少林寺中作为佛国象征的寺院内部也成为武术的旅游表演空间。［19］类似的情况在国内知名宗教圣地中并不少见，而在一些非传统宗教圣地的旅游景区中更是比比皆是。其次，宗教制度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宗教旅游开发和游客需求的挑战。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宗教组织开始通过调整作息时间、更改宗教仪式举办方式、程序、地点、时间等方式来配合旅游开发和游客参观;再次，景区宗教人士也开始通过做导游、为游客举行付费仪式、开办旅游购物店或餐馆等方式开始直接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神职人员与普通人的行为差异不断缩小。如窦开龙 (2009)的考察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旅游开发的影响，拉卜楞寺院开放为游客参观、考察之地，寺院不仅在内部开设商店、餐厅等为游客服务的商业场所，还在寺外也经营饭店产业。在旅游开发的影响下，拉卜楞寺原有的部分的宗教功能逐渐被削弱和退化，寺庙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大大增强。［20］最后，在宗教世俗化与大众旅游的影响下，宗教教义对宗教从业人员的约束力愈发弱化，一些宗教人士的心态甚至信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有的谋求宗教职位不再是出于信仰，而是将其当作谋生的手段;有的不再相信来世，而是希望通过此生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13］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变迁已经深入到了宗教文化的各个层面。

在宗教旅游开发和经营过程中，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者和当地社区是最为核心的利益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政治权力、商业资本和旅游者需求成为主导宗教旅游发展的核心因素，形成一种“三角”利益互动机制。［21］因此，政治权力、商业资本和旅游者需求成为主导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的核心因素。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一味考虑宗教旅游的经济功能。他们依靠行政权力将优质的宗教文化资源开发成为吸引游客、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旅游产品，甚至在非宗教区也凭空建造一些宗教建筑来发展旅游，而对旅游开发可能造成的宗教文化的破坏问题并不关心。旅游企业与政府之间往往是契约关系，企业以其商业资本优势成为宗教旅游开发的主导力量之一，为了迎合旅游者而将宗教文化商品化、庸俗化，甚至通过搞封建迷信、诈骗等不法手段达到目的。由于我国目前的宗教旅游者大多倾向于世俗型动机，他们的宗教文化知识较为薄弱，对神圣宗教也缺乏敬畏之心，其消费行为也多表现出世俗化甚至异化的特征，即使是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宗教朝觐者也有不少是怀着寻求神灵保佑、祈求好运甚至升官发财等世俗的功利性动机。因此，宗教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见神就拜、破财免灾、烧高香、请神等消费行为十分普遍，迷信消费、伪宗教文化消费行为也屡见不鲜。［22］基于市场导向的宗教文化旅游开发，让宗教文化的发展具有了选择性和目的性，无疑加剧了宗教文化的世俗化甚至异化。

虽然现代性对宗教的祛魅必然导致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变迁，但是在宗教旅游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宗教文化过度世俗化及异化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与反思。首先，我国的宗教旅游发展促进了宗教文化在物质层面的“繁荣”，全国各地通过重建、新建、翻修寺庙、道观等宗教建筑和设施，国内的宗教设施可谓“日新月异”，呈现出一番繁荣的景象。然而，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而非为了满足宗教自身发展的需求。其次，旅游开发所导致的宗教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媚俗化、封建迷信等问题日趋严重。一些地方借着振兴传统文化之名，肆意歪曲和践踏本真的宗教文化，开发一些低劣的宗教旅游产品来迎合世俗旅游者的庸俗化、异化的需求，严重扭曲了宗教文化的真实内涵和意义，不仅容易造成世人对宗教文化的误读，更是伤害了宗教信仰者的感情。最后，基于市场逻辑进行的旅游开发不断地侵蚀着宗教文化的精神层面，宗教文化过度世俗化所带来的文化挤出效应，让一些宗教旅游地丧失了本真的文化内涵，完全异化为利用宗教符号构建的现代旅游空间。［13］这些都是我国宗教旅游发展中存在的比较严峻的现实问题。宗教文化与旅游文化如何在宗教旅游发展中和谐相融、协同共生，这是对宗教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挑战，还需要人们与时俱进的智慧。

四、结语

在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看来，人类建造的世界 (世俗社会)是十分脆弱的，必须通过宗教这张“神圣的帷幕”才能予以保护。然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神圣的帷幕变得支离破碎，神圣与世俗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宗教的世俗化进程不断加剧。大众宗教旅游的兴起是现代性条件下宗教世俗化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发展、工具理性、市场逻辑等现代性力量的推动下，传统的宗教圣地开启了从“宗教场域”到“宗教－旅游场域”再到“旅游场域”的世俗化变迁进程。传统宗教地的宗教文化变迁在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层面，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世俗化变迁甚至异化。现代宗教旅游的发展一方面必须正视现代性所带来的影响，理解现代宗教发展中的文化世俗化变迁现实;另一方面，宗教旅游的发展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发展观念，宗教文化的保护问题应该被纳入到旅游发展的考虑范畴之中。宗教地的旅游发展必须确保首先是宗教地的宗教正常发展，保留和传承具有本真性的宗教文化，其次才是进行旅游开发，满足消费者需求。只有这样，宗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才能与大众宗教旅游的发展相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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