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结构与鲜明特点

时间：2024-04-24

王光森

〔摘要〕特殊的政治环境，催生了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和鲜明特点。前者主要由逻辑起点——“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逻辑中介——经由“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为主轴的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推动“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进程、逻辑归宿——确保“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实现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等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后者主要体现为：在“革命”逻辑下，将“虚化政治”推演为以党内斗争为内核的“实化政治”，即：在同错误的政治路线、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实践尝试，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虽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其主要方面还是有借鉴价值的。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建设;政治路线;党内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0）03-0066-08

所谓井冈山时期，是指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至1930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结束这段革命斗争历程。所谓党的政治建设，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强化领导地位，而在党内开展的保持自身先进性、纯洁性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活动，它既区别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建设，也不同于“空头政治”下的所谓政治建设。井冈山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概念，但基于“革命——革命党——革命党领导”的逻辑理路，形成了以党内斗争为内核的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格局和鲜明特点，并在事实上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一、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结构

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而要确保革命党不领错路，首要的条件是从政治上建设党，这既是井冈山时期党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井冈山时期党加强政治建设的逻辑前提。在这个逻辑前提的生成中，尽管党的政治建设概念在井冈山时期没有被明确提出，但基于“革命”的动因，并没有妨碍实践中党的政治建设的有效推进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生成。具体地说，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其逻辑起点是“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必须解决敢不敢革命以及如何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及其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就是用实际行动对上述问题作出的有力回答。毛泽东之所以有此举动，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对“革命”含义的辩证理解;二是基于“革命”的语境，着眼于从政治上观察、分析问题的思维习惯;三是在革命斗争中，立足于党的领导理论，对从政治上建设党的高度重视。这就是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强调从政治上建设党，不是凭空臆断出来的，而是基于井冈山时期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一方面，在“红白势力角力公开的肉搏的情形之下”，敌人对付井冈山根据地“最厉害的办法就是政治经济封锁”，导致湘赣边界特委一段时间“对外面的政治情形既不了解，又得不到上级的指示，连报纸都难得到，实在有些摸壁撞钟，盲目瞎干的神气和危险”。〔1〕另一方面，在敌人四面包围的形势下，湘赣边界的党内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机会主义问题、地方主义问题、土客籍问题、党员反水问题等，而这些问题都关乎革命党的“革命性”和“战斗精神”。因此，要着力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坚决打破敌人的政治经济封锁，扩大红色区域，将红旗打到底，最关键的一招就是从政治上建设党，确保“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这就是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逻辑起点的基本意蕴。

第二，其逻辑中介是经由“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为主轴的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推动“‘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进程。〔3〕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等在红军创建时期提出来的重要原理”〔4〕，这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只是在解读这个“重要原理”时，学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们倾向于张蔚萍、张列军的观点，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着重从思想上、组织上建党的同时，从来没有忽视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说，没有忽视政治路线、政权建设和政策、策略对党的建设的巨大作用。”〔5〕纵观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建党活动不外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即：一方面，针对“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的现状，毛泽东强调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着力解决“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6〕其目的在于强化党的领导，巩固湘赣边界红色政权。另一方面基于革命家的政治秉性，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建立红色政权对党的建设的作用，提出了要在贯彻好党的六大路线和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建设党”，形成了“从政治上建设党的初步思想”，〔7〕而且在建党实践中强调从政治上看待诸如“割据地区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军事问题”“政权问题”“土地问题”“党的组织问题”的解决，因为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能否正确解决，不仅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而且还关系到党的威信以及党的政治领导能否真正树立。毛泽东的上述建党活动说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固然必要和重要，但其目的的政治性不能忽视，这是其一。其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已非常明确，在该思想指引下，井冈山时期形成了以思想建设为主轴来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范式，而这个实践范式又是以推进“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建设进程为职志的。

第三，其逻辑归宿是确保“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8〕，实现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9〕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党的正确领导。中國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革命重心转移到经济落后的农村以后，如何保证共产党“不领错路”，进而保持“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毛泽东立足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特殊政治环境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初步构想，核心内容包括：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前提;纠正错误的政治路线，肃清党内机会主义现象是关键;开展正确的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消解“使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左倾错误路线长期统治全党的政治和思想堡垒”〔10〕是保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思想，不仅是一种内化了的政治理念，更是一种为坚定政治信仰、为实现“主义”而不断斗争的行动纲领，其价值旨趣不是否认党的政治领导，而在于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有利于强化党的政治领导为依归，为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创造条件，“使边界的党走向好的前途，能够担任政治运动的指导”〔11〕。

二、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鲜明特点

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虽然有理论创新的呼唤，但在异常艰难而复杂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中，围绕怎样建设一个“斗争的布爾什维克党”，使党成为革命的“领导中枢”这个政治任务的实现而展开的实践活动则更具有急迫性。而这种急迫性在“革命”逻辑下，又迅速将“虚化政治”推演为以党内斗争为内核的“实化政治”，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必须同错误的政治路线作斗争，同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在斗争中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就是在追求这种“实化政治”的情形下展开的，并呈现以下鲜明特点。

（一）针对“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开展反对悲观思想的斗争，坚定政治信仰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过：“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12〕由于战争的频繁，加上红色政权处于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这个“中心问题”在红军和党内又往往直接演化为“中国红色政权是否能够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等思想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了红军以及党内对革命前途存在着一种怀疑情绪和悲观思想。如果不开展坚决有效的斗争，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从总体上看，井冈山时期开展反悲观思想斗争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展开的。

一是连续召开两次党的代表大会释疑解惑，坚定信心。第一次是1928年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除讨论党的各项工作外，作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毛泽东针对党内有些同志因暂时遭遇的困难、挫折而产生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的疑问作出了公开回应，“从政治上阐明了党的前途，坚定了边界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对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信心”〔13〕。第二次是1928年10月4日至6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召开，大会通过了《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不仅重点阐释了国内国际政治状况，详细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及中国此时各地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原因，充分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大意义，而且“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4〕，对于统一党的思想、坚定革命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着眼于理论创新，廓清思想迷雾，坚定信念。由于遇到了生存危机，毛泽东撰写《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用惯有的直率论及了生存问题”〔15〕，以及生存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正是“对生存问题的创造性的回答”，使“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的第一个游击队根据地，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被当作中国革命的诞生地而得到应有的纪念”〔16〕。而毛泽东给林彪写的那封信①，“不只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的回应，对于“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本质意义”的论证。事实证明“这一论证是必要的，因为林彪和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对共产党控制区的未来抱有悲观的态度”〔17〕。事实同样证明，毛泽东在论证中提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观点更是鼓舞人心的，以致当时“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却很少听到有人叫苦发牢骚。这是因为有革命的信念革命的热情，激励着每个人。大家心情舒畅，生气勃勃”。〔18〕

三是举办党团训练班，同时加强政治宣传，坚定信仰。湘赣边界当时的情形，正如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所指出的，“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19〕，如：有的党员革命目的不明确，一旦白色恐怖来临，就容易反水;有的党员不能客观分析形势，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容易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有的党员只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忽视工农利益;等等。因此，“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20〕，就成了边界各级党部的“重要责任”。为此，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两条重要措施：第一，举办党团训练班，对每个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21〕“训练的内容主要以授课为主，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22〕;第二，加强宣传工作，着力建立健全特委县委宣传科，制定宣传大纲，“多宣传本党的主张”“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打破恢复没有希望的失败观念”〔23〕，帮助红军和党员树立“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24〕的革命理想。党团训练班的开办和宣传工作的加强，有效地提高了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为“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25〕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针对“军事是否领导政治”的争论，开展反对单纯军事斗争的观点，强化政治领导

如前所述，“井冈山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26〕。但不能因此得出“红军的唯一任务就是打仗”“司令部对外”“只要军委、不要前委”等错误观点。由于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加上“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27〕，所以，在朱德、毛泽东带领部队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以后，红四军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思想开始集中暴露出来，并在“永定湖雷”会议上发展成为两派意见的公开争论：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有四军，就要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另一种意见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28〕争论的结果，此次会议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就是随后召开的红军“七大”仍然没有获得思想统一，甚至它还“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29〕由此可见，当时争论之激烈，斗争之尖锐。从表面看，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它涉及的是要不要党的政治领导问题。在这个关乎党和红军发展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妥协，并在坚持不懈的斗争中推动了古田会议的召开，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古田会议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涉及对“军事是否领导政治”有关争论作结论的内容主要有：第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军事领导政治”的錯误观点，明确指出军事与政治二者不是对立的，只不过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再次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第二，批判了“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打仗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形成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30〕，否则，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第三，批判了“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明确指出“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31〕古田会议虽然没有就军委与前委的问题作出决议，但从大会选举毛泽东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关于红军性质与任务的规定、党对红军领导原则的强调、军事与政治关系的厘定、红军宣传工作任务的阐释、红军政治工作作风与方法的论述等，就不难看出：毛泽东主张集权，反对前委、军委分权，维护前委对红军的直接领导这个问题实际上得到了解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古田会议不仅仅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32〕，更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开展批评单纯军事观点进而增进党的政治领导所达到的一个新坐标，具有标志性意义。

（三）针对“盲动”“逃跑”“流寇”等错误思想，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提高政治能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毛泽东便坦言：“‘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33〕而“难得很”的原因，在毛泽东看来，主要还是因为党的政治能力不强，特别是党把握方向、把握大局、把握全局的能力以及明辨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不强，才导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滋生而又未能得到及时解决：一是盲动主义与逃跑主义的问题;二是投机分子“反水”的问题;三是流寇主义的问题。上述三个问题的存在，虽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多少都与机会主义的遗毒没有肃清有关。因此，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着力提高党的政治能力，就成了井冈山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面临“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34〕严峻现实，毛泽东和特委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两手抓”的策略，有序推进斗争向纵深发展。一方面抓厉行洗党，消除机会主义的组织基础。1928年9月以后，湘赣边界开始的“洗党”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是组织整顿。如，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永新两县列为“洗党” 重点，采取的方式是“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二是建立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35〕“九月洗党”改变了过去发展党员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做法，堵塞了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的漏洞，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只注重党组织的公开活动而忽视秘密活动的做法，为党的发展壮大、提高领导斗争的政治能力找到了一条新途径。

另一方面抓开展党内教育，瓦解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基于对机会主义的三重认识，井冈山时期开展党内教育主要突出了三个重点：其一，把机会主义作为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来看待，强调反对机会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重点讲清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和扩大红色政权以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路线、政策的正确性，着力开展正确的政治路线教育，“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36〕。其二，把机会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看待，客观分析盲动主义、逃跑主义、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深刻阐明“边界的红旗始终屹立不倒”的原因，着力开展“对症下药式”的思想教育，坚决打牢党员“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37〕的思想基础。其三，把机会主义作为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错误行为看待，以不察当时环境、执行分兵冒进政策而导致边界“八月失败”为例，深刻剖析以机械执行上级命令为特征的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导致错误行为发生的严重危害，着力开展错误矫正式的行为教育。总之，经过长时间党内教育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不仅肃清了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据，而且肃清了红军存在的本位主义、盲动主义、逃跑主义等机会主义的残余，使党的政治能力、党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以致“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已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38〕。

（四）针对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言行，开展反对“农民党”“雇佣军”倾向的斗争，净化政治生态

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和组织原则，其基本蕴含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井冈山时期，由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据绝大部分，农民文化水平低，党内教育不到位，加上对军队的改造工作未能及时展开，旧军队的习气常常反映到党内来，导致“农民党”“雇佣军”思想倾向滋长，民主集中制往往难以执行，党内政治生态遭到破坏。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毛泽东和特委基于战时状态，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基本思路，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努力：

一是针对“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39〕，容易产生“家长制”和一言堂的情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加以纠正，即：一方面，彻底改造农村党支部，在组织发展上“特别注意工人、佃农、雇农成分之增加，对于富农的农民非真为阶级觉悟的不可吸收以保障党之无产阶级化”〔40〕，同时借鉴“水口入党”的做法，开展仪式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以此削弱家族意识，启发农民党员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开办长期或短期的党的训练班训练党员干部，特别注意对乡村党员干部的训练，“使每一个支部都能训练出十至二十个干部成为党及群众的中心”〔41〕。

二是针对红军中农民的散漫性和农民起义“占山为王”思想以及从旧军队投奔过来的部分官兵“雇佣军”思想的存在，对于党内执行民主集中制妨碍极大的现实，主要采取了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坚决执行“党的组织路线”，着力解决“党的组织松懈问题”，为执行民主集中制奠定强有力的组织基础。主要做法：强调“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为五个，其中包括“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等内容;强调严格按照入党程序发展新党员，不能太随便，不能把“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进来”;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42〕确保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第二，开展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的斗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主要做法：批判“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错误主张，揭露不执行党的正确决议和民主集中制原则①的严重危害，明确提出“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以及正确运用好党内批评这个“加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43〕等纠正措施。第三，开展纪律作风教育，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要做法：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特别是纪律教育，强调党的指导机关抓好教育材料以及教育方法等关键环节，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重申党的纪律和规矩，对“少数不服从多数”和习惯于“非组织批评”的党员采取组织措施，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44〕。

三是针对边界党的领导机关与下级机关之间存在关系紧张、曾经一度影响党的决议有效贯彻执行的现象，主要采取两种途径加以解决：其一，明确党的领导机关之间的关系。就地方而言，规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可以组织特别区委;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而边界特委会由边界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负责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边界党的工作，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为最高领导机关;边界特委之上有省委、中央。就红军而言，边界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特委，红军大会选举产生军委，而“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管理地方党”，〔45〕前委成员、书记一般由中央指定。党的领导机关与下级机关之间关系的厘定，不仅凸显了党的领导机关存在的价值，增强了党员的组织观念，而且有利于增强上级机关的指导意识和下级机关执行上级机关决议的自觉性，从而释放出强大的组织力。其二，建立巡视制度，确保党中央的政令畅通。因割据情形的存在，加上敌人封锁、交通不便，党中央的指令很难达到各根据地，因此建立巡视制度就成为井冈山时期厉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抓手。当时的巡视主要分为中央巡视、省委巡视和湘赣边界特委县委巡视三种情形。传达中央、省委和特委县委的决策部署，使之得到贯彻落实;指导、帮助下级工作等成为巡视员的主要职责。如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特委县委都需有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46〕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也认为，巡视工作十分重要，“有省委机关所在地，只留三同志指挥工作，各余负责人赴各地巡视，帮助各地工作。巡视员同时为省委委员，现在经常有四人在外巡视”〔47〕。需要指出的是，因缺乏权力边界的明确规定，加上个别巡视员专断擅权、不顾实际瞎指挥，曾一度导致井冈山根据地遭遇严重挫折，给党的政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是当前建构巡视制度需要引以为戒的。

三、结语

“大革命”失败之后，当生存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并把党的领导和建设的焦点转向了农村这个特殊的“场域”，而这个“场域”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党内问题，又直接催生了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鲜明特点。尽管井冈山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鲜明特点，是特定时代、特殊环境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在发展党员、开展党内斗争、执行民主集中制、推行巡视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在“革命”的逻辑下开启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實践探索上，它仍然体现了党在政治上的最终抱负与动机方面具有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仍然是有借鉴价值的，集中表现为：一是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井冈山时期历经曲折而红旗不倒，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抓住了理想信念这个根本，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新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仍然要抓住坚定理想信念这个“根本”持续用力发力，因为“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48〕。二是敢于自我革命是关键。井冈山时期面临党内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捂盖子、讳疾忌医，而是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要么举办培训班进行集中教育，要么进行“洗党”，直接奔着问题去，以解决问题为着眼点，所以收到了明显效果。新形势下，“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也“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49〕。三是正视并妥善处理党内矛盾是重要环节。虽然面临的党内矛盾错综复杂，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现象严重，但从总体上看，井冈山时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处理党内矛盾还是有序有效的。特别是解决问题时显现出来的“深挖根源、触动心灵的态度”“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动真碰硬、敢于交锋的精神”，〔50〕还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当然，在解决党内矛盾的过程中，井冈山时期也有人用“批评”抵制批评，搞无原则的纷争，则是不可取的，这是当下党员干部需要省察的。

〔参考文献〕

〔1〕〔11〕〔19〕〔20〕〔21〕〔23〕〔24〕〔25〕〔46〕〔47〕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协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46，313，186，187，193，193，206，193，188，147.

〔2〕〔3〕〔6〕〔8〕〔9〕〔12〕〔27〕〔33〕〔34〕〔35〕〔36〕〔37〕〔38〕〔39〕〔4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74，77，50，3，63，85，74，73，75，87，81，60，74，77.

〔4〕〔5〕〔7〕张蔚萍，张列军.论毛泽东建党学说不断成熟的主要标志和历史原因〔J〕.青海社会科学，1986，（5）.

〔10〕谭献民.秋收起义开创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新道路〔J〕.湖湘论坛，2018，（1）.

〔13〕〔14〕〔22〕〔32〕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221，282，285，392.

〔15〕〔16〕〔17〕〔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M〕.霍伟岸，刘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8-99，92-93，109.

〔18〕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协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71.

〔2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253.

〔28〕〔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77，281.

〔30〕〔31〕〔42〕〔43〕〔44〕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6，86，88-89，81-83，90.

〔40〕〔4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36，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