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与政党外交实践变化和趋势

宋文龙

2020年5月10日，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科研处、政党政治与外交研究院联合承办的首届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创新研究论坛——“新冠疫情与政党外交”国际研讨会（在线）在腾讯会议室召开。来自中联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西南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代世界》杂志社、《党政研究》编辑部及突尼斯泽图纳大学、柬埔寨孔子学院等单位近20名学者与会，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研讨。

一、 国外政党政治受新冠疫情冲击出现阶段性变化

与会学者总体认为，疫情期间国外政党政治出现的新变化，既有原有朝野博弈延续的因素，也有疫情引发的国外政党斗争的新因素，两者相互叠加、相互作用，使得疫情下的国外政党政治博弈呈现更为复杂敏感的态势。

中联部研究室主任栾建章指出，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对各国政党政治以及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也是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冠疫情是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不同抗疫效果的背后体现了不同政党治理能力，也体现其背后执政理念。影响各国政党对疫情政策选择的因素有三个，分别是对全球化的态度、对政府作用的态度和执政价值理念与取向。在我国，***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健康、人民的生命始终放在第一位。”然而，很多国家并不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资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鑫宇分析了美国政治在新冠疫情的表现，他认为美国政党政治处于一个十字分裂的结构，即由自由主义积累导致的顶层和中下层间的阶层纵向分裂与两党极化的横向分裂。而疫情极大地加剧美国中下层的经济焦虑，民主党可以抓住外部冲击的机会完成转型。但因为美国联邦制的这个政治结构，抗疫可以视作联邦和州之间的政党竞争，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选。针对美国对华舆论战，在民族主义互相加强的情势下，我们要注意别激化美国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否则会直接增加共和党以及特朗普的选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德山分析了新冠疫情对欧美政党政治的影响。首先，欧美政党政治的企业化和碎片化现象虽未得到根本变化，但共同克服疫情和恢复经济成为新的共识，欧洲移民等突出问题暂被搁置，短期内对欧洲政治企业化的氛围有所缓和。其次，伴随抗疫物资短缺、政府应对乏力、公共卫生体系问题暴露等乱象的出现，引发新的政治争议。再次，欧美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想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强化，有可能成为疫情后影响政党政治的主要变量，并通过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思想焦点表现出来。另外，疫情的发展趋势超出人们的认知范围，这种趋势凸显了新公共事务危机对于现代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激发了人们对各自既有社会政治体制的反思。他还分析了欧美社会两种并存的趋向，以及所带来的舆论和政治行为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所表现出的效力和外交上的主动，给西方留下深刻印象，民间对中国抗疫外交态度反应热烈，而政府反应冷淡;另一方面，西方通过疫情体会到中国对西方社会更直接的影响，并由此而表现出一种警惕甚至恐惧的心理。危机背景给中欧关系所带来的复杂关系特征表现在：竞争关系强化、密切合作变多、进一步分离和既存裂痕突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学刚指出，此次疫情是对政党的一场大考，同时也是一场有关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没有硝烟的、激烈的国际较量。各国执政党都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对待疫情，是科学客观还是唯心褊狭的态度;二是对待人民，是“口号式”爱民还是真正行动派;三是对待国际合作的态度是对抗还是包容。只有那些能够真正以科学的理念来对待、真正为人民服务、以包容合作的国际胸怀来面对疫情增长的政党，才能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得到世界和本国人民的支持。

二、疫情背景下政党外交面临的外部形势及工作实践

与会学者多数认为，新冠疫情不仅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而且给包括政党外交在内的中国外交带来一定机遇和挑战，如何把握机遇、变危为机，成为政党外交坚持自身定位、切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内容。

栾建章认为，新冠疫情使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态势更加明显，凸显了以政党外交为代表的其他非国家性质的主体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疫情期间中联部与各国的政党密切连线，推进了国际抗疫合作，凸显了政党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中联部与专家、高校、媒体等主体的合作空间增大。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认为，疫情期间最主要的挑战是疫情、舆情和经济不景气三大问题。如何妥善应对这三大挑战，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良好的国际条件，是疫情期间中国政党外交的主要任务。首先，疫情暴发以来的抗疫外交呈现出了“紧急状态外交”的特征。这种紧急状态下出现了“泛外交”化的外交过载和外交内政化倾向。政党外交比政府外交的优势在于能够弥补政府外交的立场刚性和被动应付的短板，所以它可以“脱敏”，可以通过组织民间、调动各方资源来发挥作用。但是容易因外交范围扩大而导致外交过载或者透支。而外交内政化会导致各国抗疫出现泛政治化，成为国内政治矛盾的牺牲品和替罪羊。所以政党外交可以采取预防性外交，通过政党的接触指出问题，让一些问题消化在社区和基层，防止上升为或者泛化为外交问题。其次，疫情的冲击实际上比舆情的冲击还要小一些，西方对中国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污名化”“追责论”和“排华论”为主要特点的舆论攻击。外交部和中联部等很多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去污名化”，并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海外侨民的安全。再次，比疫情更为严重的是经济景气的影响，由此造成的影响对于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股市，原油、天然气、煤炭等大宗商品都有巨幅的价格下跌。在以上三大挑战下，中国的政党外交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紧急状态外交”的形态，其主要特征是理念上更加强调命運与共，姿态上更加强调积极主动，机制上更加强调立体联动，行动上更加强调多方联动。但是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外交与非外交的边界问题、泛政治化和泛外交化的问题、紧急状态外交授权法的问题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院长石晓虎认为，新冠疫情虽然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但中国成功抗疫也使得政党外交的环境有所改善。第一，中国的抗疫效率引起国际社会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思考，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受到高度称赞。第二，中国抗疫的智慧和经验为国外治理提供了参考，有很多国家愿意在抗疫方面同中国交流合作。第三，中国强大的国力成为不少国家争取抗疫支持和发展经济的倚重。第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引领助推国际抗疫合作。当然，政党外交也面临几个方面的现实挑战， 包括人员流动的暂时受阻影响到政党外交的正常开展;各国政党受国内抗疫的压力更多关注于国内问题，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都受到疫情影响;一些国外政党受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影响，显得较为激进;疫情之下的中国政党外交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更为复杂，尤其是一些国家部分政客、媒体及智库学者抢抓话语权，对中国疫情及抗疫作出一些不实指控和污蔑。

外交学院余科杰教授从意识形态斗争角度分析了西方对华的攻击的主要目的。西方政党对中国抱有意识形态偏见，并意图将中国作为自身抗疫不力的“替罪羊”，以维护其民主自由价值观，提醒我们不能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西方国家存在幻想。

突尼斯泽图纳大学学者瓦希德·斯盖尔指出，从微观角度看，疫情使以前属于个人问题的疾病，突然变成了一个关于国家和人性的问题;在宏观层次上，当今世界已经编织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有各种不同的行动者相互作用，使他们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在危机时期恢复的生态系统。

复旦大学郑长忠教授认为，疫情重构着人类社会各方面交往方式，使得人与人交往发生重大变化，在面临同一个敌人的情况下，人類第一次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是一次新型文明形态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拐点，在疫情前，新自由主义逻辑推动的全球化处在十字路口，已经存在逆全球化的现象，而新冠疫情则加剧了这一趋势。另外，疫情还将导致全球化的转型。与旧的全球化相比，新型全球化不再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柬埔寨孔子学院原院长谢莫尼勒认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疫情，始终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抗疫政策及时到位，展现了高度的组织力与执行力，尤其是共产党人冲锋在前，为世界各国政党做了很好的表率。而西方国家为了掩饰抗疫的不力，罔顾事实地抹黑中国，内心极其阴暗，手段极其卑劣。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也从中国的管控措施吸收了经验，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相应的措施，做了非常有效的防控，柬埔寨在抗击新冠肺炎的工作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中国政府的鼎力相助。

三、疫情后政党外交发展的新趋势

与会学者多数认为，疫情后的世界肯定会呈现新局面，各国外交也可能从“紧急状态外交”回归传统外交，但这个传统外交的内涵和形式都可能有新的发展。政党外交需要把握世情的变化以及外交的变革，不断推进理念创新，工作方式、平台和机制等创新，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郑长忠认为，疫情防控为政党外交设置新议题，提供了新契机与经验。新型政党外交的内容与形式出现新发展，政党外交应当在压力面前发挥其柔性优势，实现整体化与差异化并行。在未来，我们应当对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党外交作深入资料收集与深度研究，把握好新型外交形态的重要内容。

赵可金表示，疫情紧急状态结束以后会逐渐回归到常规状态，回归到常规状态不再是原来的常规状态，而是一个新常态。从常规状态到紧急状态再到新常态，这是我们对于政党外交一个重要的判断基础。

西南大学杨扬副教授把“注意力经济”的概念引入到政党外交当中来，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此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使得我们的外交形成这种“注意力外交”，加快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的情况，中共通过与国外政党开展网络视频会议、云国际会议，为我们中国特色外交事业注入新的活力，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做好中国抗疫经验传播。我们不仅要把中国故事介绍给外国政党，还要把中国故事传播给外国民众，消除国际社会上的错误论调。

瓦希德·斯盖尔指出，中国渡过了这场危机对世界来说是幸运的。分享抗疫防疫经验将为中国外交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一种软实力，与各国政府和世界行为体进行深入合作。

中联部原正局级参赞柴尚金认为，在全媒体时代，中国的政党外交应更多地积极参与舆论争夺战，重视全媒体时代话语权的建设。面对美国主动挑起的新一轮舆论战、媒体战，中国应坚守底线思维，改变过去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出题”，中国“答卷”的应题式的舆论反应。中国应该积极调动新媒体资源，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应该发挥政党外交在全球治理和政治经济合作等多领域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优势，汇集各国政党的活力，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大旗，广泛汇聚共识和力量，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对全人类的挑战。中国还应该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寻求创新，发挥政党的政治引领作用，构建政党交流合作平台，充分调动社会性团体组织的力量，共谋发展新篇章。

余科杰提出，与西方政党所表现的狭隘态度相比，中共在政党外交中，应秉持开放、包容态度，超越意识形态，发展与各类政党的关系。同时，也要坚持自身理念，不以原则做交换。一方面拒绝画地为牢，以开放态度加强与其他政党对话;另一方面则要坚持自身理念，即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并将之作为政党外交的价值引领与目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