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时间：2024-04-24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延安时期中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农民参加抗战和建设的积极性，为最终战胜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动力源泉，同时也为农民教育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和改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延安时期农民教育的历史遗产，切实关注并兼顾农民利益诉求，让农民共享改革成果，从而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

〔关键词〕延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D4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68-06

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年代还是百废待兴的建设初期，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共颇为关注、着力解决的主要议题。”〔1〕延安时期，中共利用相对安定的革命环境开展了声势浩大、颇具特色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抒写了边区教育的华彩乐章，为抗战胜利和边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教育资源。当前，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育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针对性，凸现实效性，是新时期党对农村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动回应社会现实的理论任务。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农民教育的历史经验，凝炼其对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一、延安时期党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动因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延安的中心话语是革命，抗战被溶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边区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的灵魂。

农民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普遍的社会教育。就当时中共开展农民教育而言，一方面“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使能运用文字获取知识发表思想意见”;另一方面“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能，动员群众参见救国实际行动”。〔2〕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毛泽东把战争与生产、文化并列，强调文盲的军队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一切工作围绕抗战中心任务展开，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汇聚成革命的洪流是抗战胜利之本，而要动员数以亿计的广大民众，不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是无法做到的。

一是文化启蒙，提高民众抗战知能。战争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文化的比拼。历史反复昭示，没有一定文化底蕴的民族不仅难以抗衡强大的敌人，更无法获得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抗战的胜负最终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博弈，尤其是人民民主力量的强大。这一点，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已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4〕而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办法就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革命自觉性，激发革命热忱，使其自觉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来，进而造成“陷敌于汪洋大海之中”。

革命的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5〕就当时边区实际而言，拥有众多不识字的广大文盲，这既不利于国共联合的民族抗战，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根据地的有力推进。文化教育的极端落后，造就的乡村民众自然是文盲、思想愚昧和保守。〔6〕中共中央转战到延安前，该区域堪称文化教育的荒漠。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民众文盲高达70%，农民子弟大多没有上学机会，儿童失学率高达95%以上。能够上学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子弟。中学生更是沧海之一粟，屈指可数了。有限的文化教育大多素质不高，有的连一般常识都不懂。以清涧县1941年社会教育统计的数据为例，“全县84024人中仅有大学生3人（均为男性），中学生为25人（女2），师范生45人（女5），高小生158人（女3），初小生2231人（女551），合计占总人口2.93%，青壮年文盲65791人（女33440），占78.3%”。〔7〕其它区县情况大多如此。林伯渠为此忧虑地指出：“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平均起来，识字人口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8〕因此，扫除文盲，就成为边区政府对民众开展普遍的民族教育的先行条件。

二是政治动员，汇聚抗战的革命洪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但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加之深受数千年封建习俗影响，农民的消极作用也不可小视。毛泽东指出，民众不能自发地成为革命力量。要依靠民众，就必须动员民众，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对动员农民有过十分精辟论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愈加感到民众动员的重要，多次撰文疾呼“唤起民众”，以造就革命的洪流。他强调，“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9〕

有效的政治动员可以提升民众的革命觉悟。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革命先行者的率先觉悟外，尚需绝大多数民众的普遍觉悟和积极参与。处于落后农村环境下的边区政府，要有效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其他政策，更需要高度政治觉悟的民众。从一般经验看，由于普通民众长期以来深受封建传统意识影响，逆来顺受，如果不是“生存无门、活不下去”，大多不会主动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外，当民众未能觉悟到与革命保持同向互动的时候，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推动力量，甚至有可能为敌人所用，成为革命的羁绊。要使民众觉悟起来，须得充分政治动员，让其丢掉幻想，投入到革命实践中来。因此，要赋予民众以阶级意识，输入革命话语。同时，政治动员不是一次就完成的，需要持久反复地动员，也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三个必须”，即“必须经常，必须普遍，必须深入”。〔10〕

二、延安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及发展变迁农民教育必须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服务，必须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中共自土地革命时期以来制订农民教育方针的基本依据。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最基本的力量是人民群众。延安时期中共以扫盲教育为切入点，以扫除封建迷信为抓手，普遍深入的政治教育为核心，“解放”民众，旨在充分动员广大民众，奠定坚实的抗战基础。为此，李维汉曾撰文指出：“边区社会教育主要对象是农民，是成年农民（包括失学儿童）不脱产教育。……抗日战争和发展生产不但要求办好小学和中学，培养知识分子，而且要求农民群众逐步消灭文盲，破除迷信，讲究卫生，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11〕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条例》等，随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边区教育行政组织系统。边区政府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教育厅，并在分区专员公署设教育处（科），县设第三科（教育科），区设教育助理员，乡设文委主任。其中，社会教育主要指农民教育，其目标是：“1、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2、提高大众民族政治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3、提高大众民族思想，使群众获得运用民主的能力与习惯。4、增加大众日常生活和战时的知识。”〔2〕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边区还将妇女的教育权利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规定了必须开展女子教育，以及废除缠足等习俗。边区妇女教育蓬勃发展的成功实践，不仅促进了妇女解放意识的觉醒，更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发展妇女事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

当时边区农民教育，坚持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办学形式灵活、内容丰富。农民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渗透、相互配合。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文化、政治、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军事常识等，内容包括知识训练、技能训练和生活训练。文化课以识字为主要内容;政治课以时事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在讲授文化课、扫除文盲过程中，边区政府教育机构和教员注重向农民灌输抗战意识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如识字从“红军”“红旗”“抗日”“革命”“毛主席”“日本帝国主义”等开始，到读懂反映时事政治的课文，在逐步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民众教育，对动员广大民众抗战救国、巩固边区政权、提高民众文化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以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边区政府成立到中共中央离开延安，边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37年到1938年，边区农民思想政治初创时期。随着抗战形势变化和国共再次合作，农民教育作为抗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展开。徐特立在谈到边区教育政策的转变时指出，“双十二”事变后，“国共携手走上了抗战的道路，陕北的教育宗旨也改变为国防的教育，一切为着对日本帝国的主义的反抗，为着民主政治的争取，并巩固民主政治而教育民众”。〔12〕边区先后建立了农、工、妇、青各抗日救国团体和男女自卫队，并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抗战光荣”“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宣传教育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防教育”的口号下，提出来文化教育应为抗战服务，以民族精神教育民众、教育新后代，怎样将共产主义教育理念与民族精神结合就成为边区政府的一件大事。当时边区政府将识字作为农民教育的抓手，编写了《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新五言杂字》等识字课本，借助冬学、夜校、识字组、半日班、民教馆、俱乐部、剧团等广泛展开，提高了人民对团结抗战的认识，营造了较为浓厚的学习氛围，民众学习积极性大为增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了民众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的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13〕

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壮大，边区农民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1939年8月，边区政府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指出，为了对广大群众经常地有组织地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各县要建立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之后，边区民众教育的组织形式日趋完备，有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及民众教育馆等。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又特别强调了民众教育的问题，指出，各级党部、政府、部队、学校、民众团体都应负责在其机关附近办理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及民众学校等，吸收机关周围的群众参加。这一阶段，边区的民众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管理体制也趋于正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教育效果显著。如边区政府紧密结合抗战形势和农村生活实际，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配合反“扫荡”斗争，识字课本就安排了“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坚壁清野”“埋地雷”等内容，还有一些主要的边区时事政治，既解决了边区群众的实际需要，又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取得了明显成效。

1941年后，边区农民教育开始进入调整巩固时期。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边区经济陷入困境，农民文化教育也由高涨转入相对沉寂中，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得到进一步强化。1942年，边区教育厅和延安各学校开始了整风。整风期间，边区政府更明确指示民众教育要和各县其它工作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教育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以1944年“双拥”运动为例，为了迎接更加严酷的斗争局面，边区政府号召军队开展拥政爱民，人民开展拥军活动，要求运动“不仅要普遍地举行，而且要使之更加深入，就是要更加成为部队中和广大民众中真正自觉地群众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教育运动。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拥政爱民教育和广大民众中的拥军教育，再三再四地说明军队和人民休戚与共厉害相关的道理，说明拥政爱民是每一革命军人的天职，拥军是每一革命军人神圣的义务。只有在广大军民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的条件下，才能使拥政爱民和拥军，完全避免单纯地服从命令和奉行故事，而真正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同时，又必须把这种思想教育和拥政爱民及拥军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11〕1945年后，随着读报识字运动的广泛普及和深入开展，民众教育的内容也逐渐由最初的单纯读报识字发展为普及卫生常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等，这极大地推进了边区民众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改造广大农民的旧思想旧观念起了重要作用。〔5〕这一时期各地的农民教育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主要是以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边区经济建设中来，将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以生产养学习，学习反过来促进生产，真正实现了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广大农民中涌现出来像吴满有等享誉边区的劳动模范，在这些劳动模范的带动和感召下，又涌现出许许多多劳动模范，为保障边区生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边区政府成功地改造“二流子”，不仅提供了富余的农村劳动力，推动大生产运动外，还提供了通过农业生产劳动来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经验。当时，《解放日报》曾记载：“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就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的农民。”〔14〕

三、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长达13年之久的延安时期，无论在党的历史还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讲，无疑是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最为成功的时期之一。在大革命时期就发端的党的农民教育思想在此时得到全面展开，并在抗战的激流中逐渐成熟，以至于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到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养分。梳理和考察中共延安时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其显著的特点在于：

第一，民族性。延安时期农民教育基于抗战的特殊背景，作为全民抗战路线在文化形态上展示的抗战文化，其内在规约着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就中共而言，“抗战”是党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词和中心话语，也是最大限度调动民众的利器。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引领和形塑广大民众，荡涤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思想，成为延安时期边区农民教育主要内容。这在当时边区开展的文化识字教育被广泛地彰显，无论是具化的识字课本教材的编写，还是路边户外的“宣传”，都可以清晰地发现抗战文化的身影。正是从中国全民抗战的实际出发，不拘泥于传统的定见，毛泽东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充分结合，增强抗战的针对性。毛泽东从中外历史的经验中得出启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8〕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时期的农民教育深深地浸染着特有民族抗战文化的烙印，也正是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共农民教育实现了国家意识、政党意志和农民意识链接的内在契合。

第二，民本性。延安时期党领导农民运动，开展农民教育工作，始终坚持引导群众和尊重群众相结合，尤其注重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性特点。毛泽东始终强调，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其出发点是为群众服务。他认为，教育农民不能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要采取善意的、真诚的、耐心的方法，主要是发动农民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时，一方面告诫不要做群众的尾巴，另一方面也批评了不尊重群众意愿的命令主义的粗暴做法。在他看来，“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将失去动员群众的机会;而“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15〕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疾苦，针对边区负担偏重的情况，及时调整征粮数量，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人民负担大大减轻，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同时，为了团结最广大人民抗战，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利益，把坚持抗战和解决农民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的政策。

第三，创新性。有效的农民教育是一种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强调要注重与农民建立可靠的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同时也毫不讳言地指出对于“小农”教育的必要性。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教育思想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创新性。延安时期农民教育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中共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带有浓厚的抗战“革命性”色彩。对于偏安一隅的中共陕甘宁边区政权而言，农民教育和农民动员成功与否，事关中共边区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而只有成功地引导农民积极投身到抗战的征途，与中共指向路径达成一致，才能最终推动革命的巨轮滚滚向前。在苏区时期，中共曾在农民教育和农民动员（“扩红”）中取得过颇为骄人的成绩，粉碎过蒋介石四次“围剿”;但也留下“扩红”难以为继、被迫长征的落寞背影。〔16〕中共在延安时期吸收和借鉴了苏区经验，坚持抗战与劳动相结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重视农民利益等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社会教育，积极兴办冬学、开展新文字运动等，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文化素质，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

四、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启示探究和考量延安时期农民教育，总结其历史经验，尤其是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新型农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实践证明，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卓有成效，对全民抗战和最终胜利起到了单纯军事无法替代的作用。可以这样讲，农民思想政治工作与军事抗战如舟之双桨，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从更深地意义上讲，它不仅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文化自觉和爱国主义情怀，巩固了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而且为中共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聚积了强大的群众资源;它不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观，而且为中共在非常情势下开展农民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关注农民的经济诉求，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利益是人一切发展的关键纽带。人们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7〕这深刻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具有其不可颠覆的真理性。延安时期之所以农民教育开展的有声有色，关键在于中共从农民实际出发，始终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以此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落地生根”。反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顾实际搞生产关系的“跃进”，违背经济规律，侵害了农民利益，教训极为深刻。党的十六大以来，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注重维护农民利益，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从费改税到取消农业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也为加强和改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不可否认，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土地财政”的利益格局、“拆迁—上访”的怪圈给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互动提出了亟待优解的课题，直面农民利益诉求，“遵守一定的农民利益逻辑”〔18〕，基层管理方式亟需创新驱动。

第二，关注农民的政治诉求，开辟农民参政议政的新通道。典型人物英雄化是延安时期中共的一项重要政治仪式。党中央和毛泽东注意挖掘和发现农民中的先进典型，利用树立典型、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激励边区农民参加拥军的大生产浪潮，开辟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边区声势浩大的劳模运动，改变了群众的观念，使“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根本上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边区生产发展的推动力。边区劳模通过开会、演讲等形式建言献策，也有的把群众意见及时反映到上级单位，也有的劳模创造的经验直接成为当地领导决策的参考。新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农民中也出现了分化，要针对农民不同层次的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积极改善党群关系，从而确保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固。这也要求党的基层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在具体实施农民教育的过程中要兼顾不同群体的诉求差异，方能取得良好的受众教育效果。如对于农村中新型农民的政治利益表达的有效引导，畅通其成长的平台，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等等，从而使党的利益与民众诉求趋于一致。

第三，关注农民的文化诉求，促进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延安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运用戏曲、秧歌、歌曲等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寓教于乐，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边区农民教育始终“以人民大众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大众的好恶为好恶”，关注民众疾苦，考虑当地风俗人情，兼顾民众承受能力。尤其是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使文艺与抗战紧密结合，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火热斗争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为民众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教育效果显著。当时几乎每个区都有秧歌队。充满地方特色的秧歌剧被革命化的改造后，赋予了新的内涵，创作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兄妹开荒》《白毛女》等，非常接近广大农民的生活实际，容易与农民发生情感共鸣，广大农民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新时期，文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软实力，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近些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农村文化产业建设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离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有效需求还有不小距离，发展农村文化任重道远。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强文化建设的决定，努力生产“三贴近”、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化作品，坚持文化下乡，注重培育农村新型文化业态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相结合，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新型农民的培训力度，走内生性发展与外延型输入相并重的农村文化发展的新思路，稳步提升广大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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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上）〔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