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事实真相思索社会逻辑

于建嵘

2015，年初岁末，我背起行囊，一边行走在乡村的路上，一边思考着当下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一

1月17日，第一站，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渠口镇谭务村。在村主任杨志民家里，听他讲如何从一位退役军人、乡镇服装小贩，为了村务公开，带领村民上访并成功竞选村主任、村支书的故事。尽管各级政府官员不喜欢他，采取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但由于村民的支持，他还是稳稳地掌握了村庄权力。这说明，只要存在制度性安排，就有可能发生改变。谭务村现有1149人，加上非农业人口共1300人，全村339户，杨、宋、李、王、崔、张六大姓。全村共有1120亩，宅基地600多亩。村里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小麦、蔬菜。有30多家私企，主要是家具工厂。虽然村民可以选举村主任，但是村主任并不一定有法定权力。杨志民虽然已经当了两届村主任了，但还从来没有看到村里的财务资料，因为村财镇管了。他也没有掌握公章，公章也在镇里。村里盖章要经过镇领导和包村干部同意。而镇领导用村里的公章做了什么，村里一点都不知道。村里主要矛盾是分地、占地、乱发包引起的。他们提供的材料表明，权势者利用黑社会抢地，已经十分严重。他们感慨说：不怕黑社会，就怕官员支持黑社会。中午，我下厨炒了一个菜，我们吃黄金饼。下午，到香河县钳屯乡西延寺村。1800多人，520户，2000多亩地，8个村民小组，有2个村民小组的土地已经建了厂房和商品楼。现在正在搞村民委员会选举。村民自发推荐李继军出面竞选。李继军今年42岁，初中文化，一直从事装修工程，是一个致富能人。2014年初，对村务公开和环境污染有意见，他向乡、县、市、省、中央上访，被打击迫害，妻子也被人利用黑社会打残。这次换届选举，部分村民为李继军组织了竞选选举班子，说要通过选举“夺回被偷走的利益”。就在与我谈话时，他还接到不明电话称：你长了几个头，再去选主任？！李继军说：现在还不只是黑社会的问题，关键是乡干部屁股不干净，在征地拆迁中有利益。支持李继军的村民认为，只要团结，就会胜利。我问：如果农村土地确权了，村委会主任不能卖地和分钱，这个村主任还有这么多人争吗？大家异口同声说：那他们早就不干了！

二

2月2日，来到河北省高阳县代庄村村委会选举现场。之后去到郑州，请航空港综治办主任朱麦囤吃大餐：羊肉串和面条。他原是中牟县白沙镇书记，著名的联户家庭代表的发明人。新华社河南分社的李均德相陪。大家认为：1、民间借贷产生的集资问题，将爆发;2、土地确权难，只要土地开发，政府就不会让确权，因为会增加征地成本;3、选举闹得厉害的原因，是争夺集体财产控制权。

2月3日，到了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这是著名“三农”专家李昌平的新村建设实验点。说起来，这个村与我还有一点点关系。2008年，我应邀到平桥演讲，我向这个区的领导推荐了李昌平。后来，昌平带着我的博士研究生苑丰到这个村搞农民养老合作社，后来又做了新村建设实验点，现在已名扬中外。这次亲自来看了一下，村子变化真的不小。主要是对农民原住房进行适当改造，发展农家乐等旅游项目，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增加了农民收入。这是很好的一面。我一直认为，新农村建设，不是大拆大建，不是逼迫农民上楼，而是因地制宜，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好农村环境，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但是，我认为郝堂村不具有普遍意义。其一，它基本上还是政府的样板工程。据初步了解，政府为这个村投入了近5000万，其中村规划和农房改造规划就花了160万。其二，名人效应。其三，地方官员全力支持。

三

2月4日，来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这是当年李昌平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地方，自此后，“三农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原来的一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一些新的问题又显现岀来。棋盘乡侯王村支书侯德轩认为：第一，由于将原来的水田改为了鱼场，农民从原来不要地，变成寸土必争，土地纠纷多。中央要求三十年不变，实际不可能做到。他们村五年一调。第二，农村环境问题很严重了。原来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每家每户可以做肥料;现在的垃圾，有害物太多，只有集中处理。集中处理要钱，一个村平均应一万多元，还要填埋的场地和技术。棋盘乡政协联络组负责的李先生，对国家的种子和粮食直补政策表示不可理解。他认为，国家这个政策的基础是上面并不相信乡镇干部，更主要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阻碍了农村的发展。比如，国家给农民发种子补贴，农民并不一定去买什么好种子，有的喝酒喝掉了。每户农户一两千元钱，并不起作用，如果集中起来，对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会发生作用。侯支书则担忧，现在乡镇财政本来困难，如果挪用了，如何办？监利一朋友认为，眼下农村问题：一是水利设施建设缺乏，都是当年人民公社时代的沟渠，全部淤塞，水系不完整，尤其是沟渠水草横生。二是环境整治，中央农村环境整治项目落实到基层就是花架子，有垃圾桶与垃圾车，就是无人处理。三是低保政策存在人情保，只要有关系就可以拿低保，甚至还可以造假享受危房改造项目资金。四是农村因病致穷现象特别多，农村人害不起病，进不起医院。五是大多村支书都是当地地头蛇或者是家族大姓，这让老百姓不敢言论，白天指责书记，晚上就会遭到黑打，有的甚至存在哥哥当几年书记弟弟接班的家族传递。六是户籍问题，税改前各乡镇为了减少繁重税收，就下了一些人的户籍，税改后还得为自己跑户籍。七是中央惠农政策不接地气，像沼气池的建设，棋盘乡侯王村五年前80%建有沼气池，现在用的也不到十户，全部废弃了;有些试点村沟渠建设，河坡修建水泥板，完全是毁坏自然土壤植被。

我一直认为，到一个地方调查，要注意各种标语口号。“‘全能神违反人伦，骗财骗色破坏家庭”“严禁基督教徒私设聚会点”，分别是在河南的信阳和湖北的监利看到的标语。这两条标语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丰富。

四

2月5日，到了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我己经不记得多少次走进这个村庄了。2000年，也就是十五年前，我当时还在武汉读博士，为研究湖南农民运动，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的路线，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农村调查，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并决定将这个村作为调查点。后来，我在这个村住了几个月，走访了这个村每一户人家。我将在这里获得的材料和思考，写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结构的变迁》。这之后，我还多次到过这个村。2011年5月，我曾组织数十名网友访问过这个村。这次到这个村，感觉变化真大。建了许多新房子，一栋栋小楼，屋前有一晒谷的小坪，房前屋后有一块菜地，成群的鸡鸭自由散漫地在田间山林里成长，村里的道路硬化非常好，水渠也整修了，村庄整洁卫生，每户基本上都建了化粪池，不仅水污染得到了控制还多了有机肥……看到这些，我心里非常高兴。我心中最理想化的新农村大体如此。但让我感到有些难过的是，我当年调查时，交往较多的老人，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村庄。只有少数还健在。好在这位杨川平，我当年调查时的“带路人”，不仅健康而且刚好还在村里，聊起当年的调查，他还是那样眉飞色舞，感慨万千。当年向“于博士”控告村党支部不让他儿子入党的那位老年妇女也还在。我通过她的控诉，才关注村庄党员近亲繁殖、家族化这个问题。我研究发现，在村庄，党员身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是进入村庄主流、掌握村庄权力的一种资格。而且，在许多地方，许多农民还特别在意这种身份。比如，这次杨川平就几次有意无意地说：“我现在是党员，要有党员的样子。”特真诚，特幸福。无论如何，我都为绍庄村的变化感到高兴。只是，在与白果镇党委书记座谈时，他告知我：由于您在这个村搞过调研，写了一本书，这个村很有名了，每年都有很多人来研究这个村，我们在政策上对这个村有些关照。听到这些，我并不高兴，反而还有点失落。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明白。

五

1月17日-2月7日，这些天，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见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村支书等多位基层干部，聊了许多问题，其中最多的还是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这些基层官员基本上都认为，近十多年来，中央实行的惠农政策，取消了农业税，还给农民发了许多补贴，改善了国家或者说中央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缓解了税费阶段农民普遍的对收取沉重税费的基层官员的不满。但在事实上削弱了农民对国家的义务观，增强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湖南一县级市委书记说：“我也是农民家庭出身，当年税费的确太重，应该减免，但全面取消，也不是正确的做法，哪怕收一元钱，也让农民知道有纳税的义务，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对中央将各种惠农补贴直接发给农民这一政策，更是受到受访干部的普遍质疑。湖南一镇党委书记认为，上面这个政策是有瑕疵的。其一，这些补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如良种补贴发给农民后，农民不买良种是常事。有些农民按亩领到了种粮补贴，却长期让耕地荒着。而地方政府并没有调控手段。其二，分散的资源，对改善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都起不了什么作用。湘南地区一亩地各种补贴约180元，一家三四亩地，几百元发挥不了作用。如果集中起来，就可以在兴修水利、改善环境、农民教育和社区文化生活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其三，增加了乡镇基层干部的工作量。每年为了发这些补贴要求有各种统计和公示，如有差错，就会出现闹事和上访。湖北一乡镇干部非常不客气地说：这么明显失当的政策为何能产生还长期执行？主要是一些领导为了当“亲民”和“惠农”的好人，你们这些搞农村政策研究的为了迎合上面领导的爱好，打着“惠农亲民”这政策正确的旗号，并不信任基层干部，并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河南一县级领导说得更形象：中央年年将“三农问题”作为一号文件，这有什么用呢？如果管用的话，十年下一个文件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十多年年年下一号文件。这实际上是你们这些书生忽悠上面，上面又拿出来忽悠全国人民。衡山县纪委副书记陈琛，原来是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当过乡镇书记，当年我在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驻村调查时，他是我的联系人。他认为：政府要藏富于民，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要折腾老百姓，让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但中央在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让基层干部乱作为，也要让他们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刘彦武】党政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