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打通国际通道战略

时间：2024-04-24

李喆

〔摘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积极有效领导全民族抗战，党中央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打通国际通道、“背靠苏联”是中共这一时期的重要战略意图。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支持中共打通国际通道，在红军落脚陕北后更为关切，并作出给予军事和技术援助的承诺。但为了避免 “两线作战”，不希望与日本过早发生冲突，加之当时绥远伪蒙军与中国军队冲突升级以及日本特务遍布绥远的状况，遂变更援助线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打通国际通道的军事实践。

〔关键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国际通道；独立自主；川陕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034-05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革命根据地。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要担当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首先必须在陕北立足，在陕北作为巩固的奠基地的基础上，积极北上，联合全国各派实力、各方力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当时在陕北立足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各种不确定因素会随时出现。为此，中央决定把长征之前业已存在的打通国际通道的设想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并进行了艰辛的努力。苏联和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部，一直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把中国的抗日斗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基于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此确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的认识，又考虑到避免苏联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对中共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意图一方面予以支持，并付诸于行动，另一方面对中共的各种援助又要在不损害或不威胁其在远东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这一认识和态度，对1935—1936年底这一时期中共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中共落脚陕北后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就是打通国际通道、“背靠苏联”

早在红军长征期间，面对国内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就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主张“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司令部”。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以此来达到奠基西北的战略目的。10 月 22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强调，“打通国际路线——无论如何也要打通。主要是为取得政治帮助，要与之发生联系”，“特别是现在世界形势剧变，日本加紧进攻我们，我们不仅要取得国际的政治帮助，还要取得技术帮助”。〔1〕11 月 3 日，张闻天再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认清陕北苏区的重要。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还由于它靠近外蒙古及苏联，便于打通与苏联的联系。”〔2〕同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党中央的军事战略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二是打通苏联。而且这两个任务是紧密联系的环节。通过巩固扩大苏区，争取打通苏联；通过打通苏联，争取帮助和支援，从而壮大红军力量，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区。完成这两个战略任务需分为三个步骤来实现，即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完成渡河东征准备；第二步在山西，通过东征，击破阎锡山主力，开辟山西西部成为新苏区，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进一步接近外蒙，并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第三步在绥远，向绥远挺进，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最终打通国际通道。“拿主要的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发展现有苏区的任务。”〔3〕可见，“打通苏联”是当时党中央的中心任务和最终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则是必然的路径选择。

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央在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把“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作为必由路径这一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突出表现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先后顺序上。1936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4〕彭德怀于1936年1月24日、1月26日、1月30日先后3次致电中央，特别强调“巩固的发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则上不应有所改变，但目前行动步骤上我已感觉有重新考虑的必要”，“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5〕从上述会议和电文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可以看出，党中央在1936年初对瓦窑堡会议提出的“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在当时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新的认识和主张，即认为侧重点应放在“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是把“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作为首要任务来看待的，是试图通过“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来达到“打通苏联”的目的。这一新认识的产生，是基于党中央对根据地这一红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的高度重视。长征以来，红军一直在寻找合适的革命根据地，几经艰难辗转，终于在陕北立足。我们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已经深刻认识到根据地的丧失会使红军生存发展的基础不复存在，也就根本谈不上完成更进一步的战略方针。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生存、发展、壮大的根基所在。

东征结束后，从山西经绥远方向打通国际通道的方针被迫放弃。随后组建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作战。打通国际通道就在宁夏或经河西至新疆两条路线中选择了。毛泽东认为，“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6〕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提出了打通国际通道的道路和时机问题，指出：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凉肃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7〕可见，中央是倾向于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通道。通过向西发展，占领甘肃、宁夏，进入绥远，背靠外蒙，从而建立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可见，“背靠苏联”、打通国际通道始终是这一时期党中央的重要战略意图。

二、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支持中共打通国际通道，在红军落脚陕北后更为关切

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自始至终都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和关注。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看来，东方革命是在欧洲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破灭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东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同时又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因此重视并进行实践援助是必然的和必须的。但对中共的帮助，必须是建立在维护苏联远东利益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考虑，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援助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原则就表现为：一方面帮助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与各国共产党政权共同完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帮助要在不损害或不威胁其在远东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大量的帮助，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予以高度关注。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伟大的中国革命越来越成为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及其主要世界中心的极其重要因素。”共产国际所有支部要“积极支援中国革命，积极进行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当时的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可以利用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军事力量向北推进，占领北平、天津和张家口，背靠外蒙，打通国际通道的设想。30年代初，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南方各省蓬勃发展，掀起了革命的高潮。斯大林却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南方各省处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这样的发展格局不一定会长久坚持下去。在帮助中共制定未来发展计划的时候，他曾当着周恩来的面明确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办了。因为四川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极为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又较为偏僻，红军不会因过分靠近南京而受到国民党军队频繁的围剿与进攻。〔8〕

1932年底，原来坚持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到四川北部地区。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这支红军部队在川北建立起川陕根据地的消息后，于1933年3月发来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不利时主动撤出原有苏区、退入四川的行动给予积极的评价。电报称：“在保卫苏维埃领土时，必须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对于保卫中心地区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9〕据杨奎松先生考证，这封电报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最早的一份明确建议中国红军向西和西北地区发展的正式的指示电。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希望红军西去川陕甘，并且希望红军接通新疆地区，尽可能向接近苏联的方向发展。这一建议的目的，很显然已经包含着苏联希望利用中国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帮助的考虑在内了。〔10〕

1934年9月，共产国际着手准备从行动上对红军实施军事援助。9月16日，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又称施特恩）提交了《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认为目前红军及苏区在中国南方，包括在江西的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革命当前最具有发展前途的根据地应该是在四川。为此，他提出了12条建议，其中关于军事物资方面的援助是这样阐述的：“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这种需要可能会较快地——还是由于远东的战争——提到日程上来。在预见到这一情况和这一时刻到来做准备时，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5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在我们的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别的型号的武器（德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武器可以搜集修理，经检查后将其运往中亚仓库”，“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11〕同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王明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央加强对陕北、陕南游击运动的重视和领导，将陕西和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明确提出 “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12〕

据此，共产国际开始委托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着手对中国西北地区状况进行具体的调查。至1935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如《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指出，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应该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然后连接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而言更为捷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而前者虽然距离较远，道路曲折困难，花费时间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亲苏派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却要好得多。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提交了《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指出：“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了”。〔13〕苏联国防部、苏联红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3家联合组织了1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以及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肯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季米特洛夫在七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一切准备真正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进行斗争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反帝统一战线。”七大召开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找到中共代表团，要他们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一方面转达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另一方面转告中共应努力向西北发展。斯大林特别叮嘱说，告诉中共中央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935年11月下旬，张浩（林育英）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同时也带来了斯大林主张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意图。

可见，到了1935年底，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打通国际通道和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已经基本形成。

三、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中共打通国际通道的承诺及其改变

打通国际通道事关红军的生存发展与苏联国家安全利益，成为中共的战略目标和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首要环节。针对中共倾向于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意图，1936年9月8日，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汇报中共的目的是“巩固目前的陕甘苏区，向苏联靠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抵制日本切断苏联和中国之间联系的企图。”他们向斯大林建议：打通国际通道的方向是“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援助武器装备是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 1.5 万到 2万支步枪，8 门加农炮、10 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 1936 年 12 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14〕9月11日，又提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15〕9月27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苏联只能从外蒙提供帮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笔者注）并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货物。10月18日又通知中共：“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像你们二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概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并且）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受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任务。”这一期间，红二、四方面军全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合力夺取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公路，努力实现三个方面军在静会地区的会师，并在此基础上欲通过宁夏战役计划来实现打通国际通道的目的。至此，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部署开始具体实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却于11月3日致电中共，突然改变了援助方向和地点。该电文称：“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严寒和沙漠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一千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运输方式？”〔16〕

苏联突然改变援助中共军事物资的方向，究其原因，一是与苏联自30年代初形成的战略判断有关。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苏联就作出判断，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入侵，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再次进军的开端，而且也是接二连三地试图挑起对苏战争的信号。”〔17〕日本侵占满洲“是想以此作为进攻苏联边境的桥头堡，为其军队发动这次进攻提供一个大后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政府和军人政党，仍然力图加害一切劳动群众的祖国——苏联来解决这些矛盾”。〔18〕面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苏联从东西两个方向感到了战争的巨大压力，即欧洲方向的德国和亚洲方向的日本。而苏联的战略中心历来在欧洲，即一旦战争不可避免爆发，首当其冲要全力防范德国入侵。在远东，苏联则希望借助中国拖住日本，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甚至危险的境地。因此不希望与日本过早发生冲突。二是同绥远当时出现的抗战形势的变化有关。自1936年5月日本唆使德王在嘉卜寺组织所谓“内蒙军政府”以来，伪蒙军就屡屡侵犯绥远，并且愈发升级。10月中旬，伪蒙军多次与傅作义的部队发生冲突，同时日本特务遍布绥远和定远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和共产国际对红军援助军事物资的消息很快就有被日本探知的可能，“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苏联改变了援助物资的路径，决定从新疆方向对中共和红军进行援助。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12月2日收到政治局今天作出的决定。1166吨箱装货物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飞机）。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进入新疆政府服役。由于苏联变更援助线路，使红军陷于极大被动，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之后组建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击，试图通过新疆打通国际通道，由此开始了西路军悲壮的征程，而这条路径也因西路军征战河西的失利而告终。

纵上所述，在抗战爆发之前的1935—1936年底，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给予积极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于具体的政治、军事实践中，但又着眼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和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所以在具体援助中共和红军的举措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确定性，充满了变数。这种认识和态度及其实践，对中共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指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得我们党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性，从而最终形成了包括联蒋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方针、游击战战略战术在内的抗日战争的“中国式道路”。

〔参考文献〕

〔1〕张闻天文集（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198.

〔2〕〔16〕郝成铭，朱永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79-80，370.

〔3〕〔6〕〔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18，551，552.

〔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01-17.

〔5〕彭德怀.关于目前反蒋抗日争取统一战线及巩固扩大苏区问题致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电.1936-01-26.

〔8〕杨奎松.“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J〕.近代史研究，1991，（1）.

〔9〕马贵凡译，宋洪训校.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二）〔J〕.中共党史研究，1988，（2）.

〔10〕杨奎松.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6.

〔11〕〔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45-246，246.

〔13〕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M〕.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354.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5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