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成都市藏族移民宗教信仰变迁

时间：2024-04-24

◎吴碧君（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110）

◎吴碧君（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110）

移民是全球化、现代化、都市化的伴生现象之一。信仰主体的都市化必然带来该宗教的都市化。信仰环境变化是导致信仰表达形式变化之原因所在。制度空间直接影响信仰场景的都市化（或称复制）程度，进而影响信仰行为的结构变化。藏传佛教本身是一种二元结构信仰体系，这为藏族移民和藏传佛教的都市化提供了教理依据，从而使藏民在入世和出世之间自由转换而较少冲突。

城市化；都市藏族移民；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世界经济图景的急剧变化，而开放中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也卷入到世界发展的大环境中，开始了现代化之路。城市化与现代化通常是相伴发生的，西部大开发的加速实施，更是使藏区与中国各地一样，发生着大强度的都市化，进而使大规模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移民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现象。信仰主体的都市化，必然带来该宗教的都市化。都市藏族移民值得关注的缘由在于其不断扩大的迁徙速度、规模及其自身所拥有的藏传佛教信仰。都市藏民不仅包括境内移民，还包括境外移民。基于研究条件限制和成都市藏族移民之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针对成都市的藏族移民中的藏传佛教行为、观念进行了专题研究，场景转换与移民信仰表达形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本文的研究主题。虽然“全民信教”这个词语不够严谨，但就目前来说，我们还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替代它，至少它反映了绝大部分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这一不争的事实。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需要讨论以下问题：当信仰的主体离开自身信仰所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后，他们会如何来应对新的环境及其对自身信仰的影响？

笔者认为，环境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只是这个影响的程度之大小和侧重点不同。虽然关于宗教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宗教变迁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分析，但宗教变迁始终处于社会的影响之下。在这些理解和分析中，宗教信仰、形式、象征、符号、制度、礼仪等要素会随着它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场景的变化不仅仅是位置的改变，还包括不同场景中所意味着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诸如气候、地理环境、制度、人口、价值体系等等。

之所以将调查点确定为成都市，主要在于成都市在地理和历史上的特殊性，从而使其藏族移民在全国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尤其是在武侯祠所形成的藏区聚落，可以说是在成都乃至全国，都是较为典型的一个藏族羁留点。该辖区常住少数民族人口3万人左右，70～80%是藏族人。武侯祠藏族聚落的形成，最初是源于一种制度性移民。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制度的实行、西南民族大学的招生形成了武侯祠藏族聚落里的首批藏族人员流动和迁移；之后，西藏驻成都办事处搬迁至此。再后来，“成都西藏中学”、“甘孜州驻成都办事处”、“甘孜宾馆”、“民族用品一条街”等节点逐一形成。甘孜二郎山隧道的开通、九环线的修建、川藏路的改善、来往藏区的班车的增多、各藏区航线的增加，乃至最近开通的青藏铁路等等，都促使着武侯祠藏族聚落的不断扩大。目前，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驻蓉办事机构越来越多，几乎涵盖了西部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行业横跨党政事业单位，有的地区甚至把政务中心也搬到了成都，仅武侯区就有县以上的驻蓉办事机构28家。除了武侯祠，在成都市的双流县，设有甘孜州驻双流离退休老年协会，到此购房养老的人非常多。据有关部门称，仅在双流县就有四五万藏族人。另外，据外迁户口和买房居住的人口数据计算，仅在都江堰，从阿坝州和青海来的就有13万人，其中包括了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员，但不包括就读人员。而民族用品一条街的货源，除了来自藏区以外，成都市周边的乡镇企业也为他们提供充足的产品。郫县安德镇的西部民族贸易市场也发展成为了一个辐射西藏、甘肃、青海和甘孜、阿坝两州的民族商品物资集散地，年交易额达16亿，目前已被国家民委和省、市挂牌。①

随着成都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吸引力必然会越来越强，加上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进，成都市的少数民族必然会越来越多。这些特征和问题都使本研究具有了现实性和迫切性。

二、都市藏族移民宗教行为的变化

史密斯认为，“累积的传统”是指这样一种公开的客观的素材之聚集体——它构成了某一社团以往宗教生活的历史性的积淀。它是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任何能够从一个人、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另一代人的东西以及任何能够为我们所观察得到的东西。②寺庙、神学体系、习俗惯例、道德法典、神话等都是传统的形式。很明显地，传统是多样的、不固定的、变化着的和累积着的。那么，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藏族移民，其生活环境与信仰环境的变迁又使其宗教信仰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信念最重要的行为方面是它在仪式中的表达。祈祷、赞美、忏悔、供奉、表达委身有关结婚及丧葬的崇拜仪式，都是与信念有关的宗教行为形式。甚至一些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仪式是宗教的原始形式。在仪式过程中所用到的言辞，作为仪式不可或缺的部分也自有其意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以仪式的参与为中心来进行分析。仪式的种类很多，结合藏传佛教和本研究的实际，笔者将把藏族信众的仪式分类为日常仪式和特殊仪式两大类。

（一）日常仪式的改变与保留

通过对藏族移民念经、磕头、放生、转寺庙等几种较为基本的日常仪式的分析发现：首先，那些越是依赖客观环境的小的行为，越是被完整地保留了。念经是变化最小的宗教行为，这来自于此种宗教行为本身的隐秘性和方便性。我们的访谈记录解释了这些变化：

对学生的访谈：

LEYJ是我的同学，我们都来自拉萨，也同住一个寝室。他是一个比较虔诚的人。三年来，他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念经和磕头，一般要磕1个小时左右，磕的是等身头，晚上睡觉前，他也要念经和磕头，跟早上一样。在学校不是很方便，所以他一般不转经，但是念珠是有的。③

对打工者的访谈：

在这里平时也要念经，跟家里一样。在家里的时候，爸爸和妈妈每天都要磕头，不过我不经常磕头，每个月磕一两次，每次只磕几十次。不过每次到寺庙的时候都要磕头。成都寺庙不多，我们一般是去昭觉寺。④

其次，对环境依赖大的行为，诸如磕头和放生等仪式在具体表达方式上变化较大，这主要在于都市居住格局对容纳日常宗教行为的经堂设置之影响。

笔者在成都的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95%的被调查者在迁出地的家中都设置了经堂，而在成都，他们中设置经堂的仅有20%（见图1）。按照被调查者的解释，没设置经堂的原因主要是在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有房子的也因为空间不够和安全考虑（有老鼠，怕火灾）而没能设置。他们一般是到昭觉寺或附近的寺院点灯，或寄钱让迁出地的家人买好酥油送到家乡的寺庙，请他们代为点灯。而设置经堂这一前提行为的缺失导致了点酥油灯、每天早上奉净水仪式的消失。

另外，数据分析也显示，居住环境与经堂的设置之间相关度较高。这可以从被调查者回答没有设置经堂的原因中获得：在64个没有设置经堂的被调查者中，在问及不设置经堂的原因时，有40人回答“没有房子，不方便”，13人回答“怕老鼠、火灾”，仅有11人回答“没有必要设置”（见图2）。

（二）特殊仪式的环境依赖

按照传统人类学的方式，仪式被分为了生命危机仪式（lifecrisisrites）与季节性或年度性仪式（seasonalorcalendricalrites）。一般而言，生命危机仪式属于地位提升的仪式，年度性仪式和群体危机的仪式有地位逆转的功能。本文所涉及到的藏传佛教的特殊仪式都囊括在了生命危机仪式和年度性仪式之中。相对而言，特殊仪式对公共空间的依赖更大，主要指信仰对寺院及信众居住环境的公共活动空间之依赖。

几乎任何一个普通的传统西部乡村社区，都有着以寺庙为中心的格局。这里的“中心”，既可以为物理空间的中心，也可以是心理意义上的中心地位。就信仰社区来说，一个村落社区的中心就是寺院。社区的格局实际上是对藏传佛教空间图式的模仿和再现。社区在最初的构建上遵循和体现了宗教所要求和禁忌的，当这一格局形成之后，它反过来又不可避免地对居住者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产生影响。

就成都市而言，藏民较为认同的寺院仅有昭觉寺、石经寺和文殊院，以我们在藏区所调查的寺院分布密度来看，这寥若星辰的寺院显然无法满足10万人以上都市藏民的信仰需求。可以推论的是，只要都市藏民还有宗教需求，在都市重建寺院的行为就会被表达出来。这一假设可以从成都市民宗局2004年宗教工作汇报材料中得到证明：“五年来，取缔乱建乱塑（乱建寺庙、乱塑神像）200多处、非法宗教聚会数十处，灵岩寺、双庙子等一批乱建乱塑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取缔和整治。”⑤

成都市藏传佛教寺院的缺失以及当前居住环境与迁移前居住环境之间的异质性，必然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成都市藏族流动僧人增加；二是藏族移民将部分宗教行为转移到迁出地去实现。我们的问卷调查和访谈都证实了这一点。

案主32：ZM，女，38岁，随迁者，民族用品饰品店老板。

我爱人是MD的老师，他先来这里，过了2年我才搬来的，开始是租的房子，后来爱人在单位买了房子。在老家的时候，搬新家都要请喇嘛测算和打卦，所以开始我也想搬家的时候打电话回老家，请以前经常请的喇嘛过来念经。但是爱人说成都跟老家不一样，如果声音太大，邻居会有意见。因为周围邻居都是爱人的同事，打扰他们不太好，所以最后我们还是没有请喇嘛过来念经，只是打电话让家人在老家念的。

正是由于都市传统宗教组织无法满足藏族移民的宗教需要，进而发展出了一些松散、自发的民间自组织关系（或群体）。而组织者通常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正如调查对象DZ一样，他既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同时有自己的书店，经济状况比较好，他自己拥有汽车，能将组织起来的参与放生的信众一起带到郊外放生。可以说，民间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种非正式聚会或活动的特色。

三、都市藏族移民信仰的现代转换

（一）藏传佛教的现代性转换

佛教的现代性转化主要表现为回归传统，即重新回到印度原始佛教教义本身，从中发现和挖掘解释宗教现代性变迁的依据。从而使不同宗派不同信众重新获得认同和统一。“人间佛教”的提出和实践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现代佛教从释迦牟尼“和合精神”解释出的“见和同解、心和同悦、口和无诤、身和同住、利和同均、戒和同修”的“六合”；将佛教“报四重恩”解释为“报众生恩、报父母恩、报国土恩、报师傅恩”；提出佛法原本是源出人间并要恩泽人间的，因此应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等等都是注重传统教义的表现。从明国时期太虚大法师提倡和实践“人生佛教”，新中国以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倡“人间佛教”，到近年来，中国佛教界“大力提倡‘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主旨的生活禅，倡导‘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的修行理念，并且‘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同时也是佛教内在本质的要求和佛教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这些都是中国汉传佛教实践“人间佛教”的表现。

藏传佛教同样具有汉地佛教的上述特点，在当代藏区，藏族高僧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践行着“人间佛教”。如自20世纪80年代起，十世班禅大师、嘉木样活佛、贡唐仓活佛等，所践行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爱国爱教，护国利民，改革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和寺院管理方式，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等活动。另外，有的活佛把佛教教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联系起来，融合贯通，在讲经时，给广大农牧民讲一些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医药卫生与计划生育知识。所有这些实践，都为藏传佛教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总而言之，佛教在人间化的过程中，照顾到宗教与世间法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并不断厘清自己与世俗生活之间的交集与便捷也是必要的，也即是说，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在公共生活的世俗领域之外，同时又把自己的论域放在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基本意义的信仰和时间的价值规约上。⑥

（二）都市藏族移民信仰的现代转换

作为哲学体系的藏传佛教，无论是其“缘起”还是“性空”思想，对普通的信众来说，信仰的逻辑起点在于一个“苦”字。认识到诸“苦”之后，就要思考如何避免坠生恶道？怎样才能超生善道呢？对众生来说，就需要皈依三宝、信仰业报、弃恶行善。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藏族人相信生死轮回和因果业报。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藏族不重现实而重来世，把追求生命的解脱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藏区成为了一个有着天道、人间、地狱三维观念的社会。正是藏传佛教的这种心理导向成就了藏民族豁达的生死观和合群性，这同样使藏民族缺乏创造性以及工具理性的不发达。因此，本文主要就这两个最为核心的方面来分析藏族移民宗教信念的变迁。

可以说，佛教传教已成为藏族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教义已经被信徒潜移默化为自己思考与行为的准则。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移民的这些行为准则正在逐渐脱离教义的禁忌范围，受到迁入地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这意味着，藏族移民在争取和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利益之时，会对其传统信仰带来或多或少的冲击。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将信念进一步表层化，将考察的内容延伸到藏族人的价值观系统中。

根据移民动机的不同，不同类型的藏族移民其宗教信仰呈现不同的样态：生存型（比如打工者）和发展型⑦（包括创业人员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移民在宗教价值观上有所变迁，趋利性上升，更加重视此世的生存状况。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藏族移民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对待自身宗教信仰上，包含了更多的民族情感因素在里面。

对家庭团聚者来说，其内部也存在差异，其中一部分人最后发展为了生存或发展型移民，与家庭成员一起参与到整个家庭的发展中，把自己置身在开放的都市之中，并独立从事生产活动，比如一些随迁人员最后成了个体户，这部分人的宗教价值观也同样有所变迁。另一部分人则仍然被局限在了自己家庭内部或是本民族成员之间，较为封闭，对这部分人来说，宗教价值观的变迁不是很明显。但这部分人一旦与开放的社会系统接触，可能会产生较多的不适应。

退休人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从主流社会的生产生活中退出来，游离在主流与边缘之间，良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条件使他们能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年龄的增长使他们开始面临“死亡”问题，对宗教信仰产生更多的需要。同时，从“体制内”“解放”出来，使他们能更加自由、开放地释放自身的宗教信仰。于是，在这个群体中，信仰的复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另外，生存型和发展型藏族移民价值观变化的方向是往主流价值观靠拢。这是现代社会分工精细化所支配的人际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即信仰与道德的分割。虽然信仰可以通过道德行为表达出来，但不等于信仰就是道德行为或道德观念。而多数研究者简单的将部分藏族移民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变迁等同于其宗教信仰的变迁，甚至将部分藏族移民的不良道德行为等同于信仰衰退或消失的结果，这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这只反应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力下降了。在传统藏区，道德、宗教信仰和法律的认可是一体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受到这种一体化的社会形式的支配，而现代社会，三者相互分离，各司其职。在民主改革以后，藏区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不再承担律法的功能，而代之以我国统一的法律制度，但道德与信仰之间的关联由于现代化进程的缓慢而相对滞后，但仍然渐进地发生着变迁。而移民到内地都市，直接为藏族移民呈现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如何在道德与信仰之间搭建一种平衡的关系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移民信仰现代性转化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功能替代的产生。默顿指出，“正像一个项目可以有多种功能一样，同一功能也可以由各种不同的项目来完成。”⑧这一观点在笔者的调研中同样获得了支撑。传统藏区，藏传佛教为藏族人提供意义解释，并以道德的形式将藏族社会整合在一起。而在内地都市，社会的多元状态，为移民提供了一套能替代过去由信仰所承担的那部分功能。另外，宗教信仰在社会整合上的正、负功能都有所发挥，在族群内部，信仰仍然是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它不仅将迁入地的移民整合在一起，同时将移民与藏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种整合形式在将移民生活有序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移民对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

通过上述对藏族移民宗教信仰状态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成都市藏族移民宗教观念和行为的变化是与宗教信仰实现的场景变化相关的。而从变化趋势和特征上看，都市移民的宗教观念和行为正在经历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该过程是中国都市与都市化下的藏传佛教以及移民一起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重组。

应该说，藏传佛教是一种开放而非封闭之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通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藏区，而我们未来的城市规划似乎也需要将这种多民族、多元宗教共存的特征考虑在列。

需要指出的是，成都市只能代表西部的中心城市，无法完整的代表东部地区藏族移民的具体情况，更没有涉及到境外藏族移民。这就使本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受到折损。如何进一步对这些城市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变迁进行归纳、对比、总结，是笔者正在进行的工作。

注释：

①以上数据、资料均由成都市民族宗教局提供。

②[加]史密斯著，董江阳译.宗教的意义与终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③案主30，LEYJ，男，22岁，来自拉萨，大三学生。(来自作者的助手DJCR的观察，LEYJ是其室友。)

④案主9，HY，女，20岁，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⑤资料来自于成都市民宗局2004年宗教工作汇报材料。

⑥RolandRobertson，ModernityandReligion:Towardsthe ComparativeGenealogyofReligioninGlobalPerspective,Zen BuddhismToday,No.6.

⑦一般认为，生存型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发展型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入地区的拉力，而实际上从性质上来说，移民都是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而进行人口迁移的，生存型的移民中也包含了主动求得发展的移民，生存与发展似乎很难割裂开来。

⑧[美]罗伯特·K·默顿.理论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9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