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吴碧君（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四川 成都 610110）

成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吴碧君（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四川 成都 610110）

本文运用2006-2010年对成都市藏族移民的调查资料与数据，对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及其现状进行了探讨。通过对藏族移民在经济、身份、文化、心理四个方面的融合状况的分析发现，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的总体水平偏低。经济融合的程度高和速度快，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的步伐则相对较慢。藏族移民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政治身份、移民时间、信仰状况等都对其自身社会融合的程度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异质共存

一、前言

社会融合（socialinclusion）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任远、邬民乐，2006）。在该题域，西方学者主要是围绕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来展开研究，其理论可归纳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种。主张“同化论”的学者大多认为，跨境移民在接受国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批评者则认为：文化一致性是历史的必然，在美国的“大熔炉”中，各个群文化是无法长期保持其特性的。“多元论”者十分乐观地认为，只要真正、全面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当今世界上诸多民族、种族、宗教矛盾都可迎刃而解。当然，多元文化同样招致了多种批判。

对该题域，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致力于把民族文化变迁过程置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探讨，努力构架民族文化变迁的宏观理论。费孝通、刘戈、李亦园和张继焦的研究较具代表性。二是在实证研究上，聚焦于流动人口或外来农民工乡城迁移的过程。例如，朱力（2002）认为，社会融合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层面是依次递进的；风笑天（2004）提出社会融合应该从家庭经济、日常生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生产劳动、社区认同等5个维度来分析；张继焦（2004）则从就业与创业中迁移者的城市适应角度，提出社会融合应当从对城市生活的感受、经济生活，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恋爱婚姻等方面来分析；杨黎源（2006）提出从风俗习惯、婚姻关系、工友关系、邻里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定居选择及安全感等8个方面来分析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从以上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与国际相关研究相比，国内学者突出了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的作用，而淡化了文化在移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功能。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国内研究对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关注较少。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整体性发展，都市多民族现象越来越普遍。同时，在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上，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以前的相关研究都是将各种民族囊括其中，而不能深入到某个特定民族的具体情况中去。因此本研究仅将藏族移民的社会融合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成都市的个案来探索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的相关的影响因素并对之进行适当分析。

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社会融合不仅仅只有一个维度和意义，目前也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融合结构维度的观点。所以，在指标选取上，笔者认真考虑和借鉴了国际国内的相关研究。尤其参考了张文宏（2008）在对上海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分析，将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的指标归纳为经济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这四个维度。其中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文化价值程度、职业稳定程度、拥有户口情况、亲属相伴人数等指标主要借鉴了国际移民中的相关维度；身份认同程度、社会满意程度、职业满意度等指标则是对国内移民时候融合研究相关指标的进一步细化；添置房产意愿则是考虑到我国大城市住房价格持续高涨以及藏族人居住格局的现实状况而设计的一个新指标。

基于条件的限制和不同民族移民状况的差异，本研究最终决定仅将调查点确定为成都市的理由主要有三：首先，成都市是一个典型的大都市；其次，成都市的藏族移民在全国都具有很强典型性和代表性。当然，根据经验判断，成都市的藏民难以代表沿海都市的藏民，这需要以后进一步地验证。最后，笔者在成都生活有10年之久，对成都这种日积月累的熟悉可以对某些资料的信度和效度首先进行一个经验的检验和筛选，且拥有较多利于深入调查的网络资源。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法、入户调查、访谈和观察的方法。考虑到人力、物力的因素，本研究仅发放了100份问卷，有效问卷80份。调查还对32个藏族移民进行了访谈，以弥补问卷数量上的不足，其中有20人属于从问卷调查中抽出的被调查者。由于变迁和适应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涉及到移民本身，还与迁入地的原住民相关，因此，我们还对成都市的其他市民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对藏族移民的态度。

二、成都市藏族移民的社会融合现状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成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程度的总体水平偏低。但经济融合的程度高、速度快，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的步伐则相对较慢。可以说，目前的成都市藏族移民与迁入地之间还处于一种异质共存的状态。

（一）经济融合程度高

经济融合主要通过“亲属相伴人数”和“添置房产意愿”两个指标来体现。前者是指调查进行时所有生活在本地的亲属的总人数，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添置房产意愿则可分为三种情况：没有考虑过买房（包括不打算在本地买房）、3-5年内会考虑买房和已购房产。

对成都市大部分藏族而言，亲缘关系不仅是他们实现移民的重要途径，而且在其移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藏族移民基本上都在迁入地有数量较多的亲属，在该调查中，“亲属相伴人数”都大于3。但移民在迁入地的家庭结构基本上属于核心家庭，这与迁出地大为不同。

总体上，成都市藏族移民的购房意愿都比较强烈。这与成都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适宜居住有关。武侯祠周边社区的藏族聚落可以说是成都乃至全国，都较为典型的一个藏族羁留点，是目前国内除藏区以外，藏族人口流动最大的地区。该辖区常住少数民族人口约2.6万人，70-80%是藏族人。该辖区流动人口达到120-150万人次/年，主要分布在浆洗街。

（二）身份融合程度低

身份融合状况主要通过移民的职业稳定、身份认同和拥有户口情况三个指标来反映。首先，藏族移民的职业稳定程度相对较低。成都市的藏族移民分别由少数民族来蓉经商户、就读生和陪读户、党政干部退休定居户、打工暂住户、移民安置户、藏区高僧及活佛短住户、少数民族退役军人安置户七个成分组成。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移民，其职业稳定程度最高，但毕竟是少数。其次为来蓉经商户，这个群体的人数较体制内单位工作的移民多，武侯祠民族用品一条街聚集的则主要是这类移民。但人数最庞大的还是在体制外单位工作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工者，这部分人职业地位低下，稳定程度最低。

其次，在身份认同上，都市藏族移民更多的是倾向于进行种族归类，他们一般会说自己是“藏族人”，而较少说自己是“本地人”，即使是在成都出生的藏族移民第二代。

再次，拥有户口的移民所占比例也较低。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成都市共有53个少数民族，60538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0.54%。在成都市定居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没有取得户籍，藏族亦不例外。据2005年底的数据显示，成都市约有30万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其中又以藏民族人数最多。到2007年底，成都市外来定居少数民族人口有35万①，就藏族而言，常住人口约12-14万人，而拥有户籍的仅有2万余人。

（三）文化融合速度缓慢

文化融合主要通过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和接受本地文化价值程度这三个指标来反映。首先，就本地语言的掌握程度而言，它与移民的迁出地相关。来自四川藏区的藏族移民，基本上能讲成都话或者四川话。而来自四川以外藏区的藏族移民，能够讲四川话的相对较少，主要通过普通话进行交流。就被调查者的情况看，30个非四川藏区的藏族移民有12个能讲四川话。

其次，研究将移民“熟悉本地风俗的程度”操作化为“您是否熟悉本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分为“几乎不熟悉”、“熟悉一些”、“大部分熟悉”和“很熟悉”4种程度。调查显示，62%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成都本地特有的风俗习惯“熟悉一些”，表示“大部分熟悉”和“很熟悉”的占28%，“几乎不熟悉”的占10%。

再次，藏族移民接受本地文化价值观的程度较低。藏区以轻视现世人生、提倡止恶行善、确认因果报应、主张来世幸福、向往成就佛果为主要特点的价值系统，显然是有异于典型的现代都市——成都市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开放、效益、科学技术、产业改造和创新等内涵构成的“现代化”社会发展价值。近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准本身就是认知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互相促进的结果，但这两种价值至今也没有成为藏区社会的主导价值。而我们对藏族移民的调查则显示出，成都市的藏族移民在认知价值行为上与藏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差异在移民实现移民行动之前已经产生。近年来，成都市藏族移民群体中就学及陪读群体加速上升，这意味着他们对教育、科学的态度有所改变。就整个成都市而言，除了部分非自愿性的工程移民、离退休者和随迁人员（事实上，很多离退休者和随迁人员同时是担任了陪读者的角色，还有部分在成都经营家庭式自助性小旅馆）以外，大部分移民为生存型和发展型移民，这在很大程度上标示着藏族移民的经济价值行为正发生着巨大的变迁。

可以看很出，在求知价值和经济价值方面，藏族移民对本地价值的接受程度较高，但在社会价值和神秘主义两个方面的接受程度则较低。大部分的藏族移民认为汉族就知道工作赚钱、吃饭睡觉之类的事，没有神圣的信仰。例如案主2认为“到了成都后，感到自己与自己民族的伟大性，因为成都人的生活方式实在是不行”。笔者认为，在跨民族交往过程中，文化的非均衡地位与作用也是导致文化融合缓慢的原因之一。

（四）心理融合的离散性较大

心理融合主要是从社会满意程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来反映，均为态度测量指标，分为“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5级。调查结果显示，藏族移民的平均满意度为2.29，低于2.5。

调查还发现，藏族移民对都市社会满意度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本地居民在跨民族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民族偏见与歧视，多数人对藏族移民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比如，不愿意出租房屋给藏族移民，甚至一些旅馆拒绝让藏族人入住等等情形。另外，在求职过程中，这种偏见和歧视依然存在，比如一些职业介绍机构不愿意为他们推荐工作，当然这也与少数民族求职者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工作技能有关。

就居住状况而言，多数藏族移民表示，都市的高房价使他们无法购买更大的房子，从而为经堂预留足够的空间。同时，都市的居住格局和建筑结构也不能为他们的日常信仰生活提供保障。“成都没有喇嘛寺，没有白塔”是都市环境无法满足他们信仰生活的最直接的表述。

为进一步了解藏族移民的心理融合状况，在问卷中曾设计这样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来成都后，你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比较典型的回答有：“诚意无影无踪”（案主12）；“我最不满意的还是成都和我家乡的人的人情不一样，它（他）们吃鱼和杀鱼等，太惨（残）忍了，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故乡的传统（案主30）。”上一节案主2的观点也较为普遍。

三、影响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的因素分析

移民对都市生活的满意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们社会融合的情况，基于此，本研究将移民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政治身份、移民时间、信仰状况等及其对生活的满意度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都市藏族移民的都对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的程度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一）不同性别藏族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差异明显

分析发现，女性藏族移民比男性藏族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高（见图1）。可能的原因在于，都市女性藏族移民中，随迁、陪读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她们的家人要么是来蓉经商、要么是工作调动，在经济地位上较其他人员高。此外，她们通过婚姻的方式直接提高经济融合程度的条件也更加便利。

图1 性别与满意度描述统计图

（二）职业地位与社会融合程度呈正相关

从上述统计图中可以看出，成都市藏族移民的平均满意度为2，即是说，成都市藏族移民对其在成都市的生活“较为满意”。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满意度最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次之，然后是退休干部、陪读、随迁人员和养老人员，打工者群体的满意度最低。

图2 职业与生活满意度描述统计图

分析结果还显示：其一，受教育程度与社会融合程度呈正相关。这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看下，增加都市藏族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将提高其社会融合的程度。其二，移民时间的长短与社会融合程度呈正相关，即移民时间越长，其融入迁入地城市的程度就越高，但仅对经济融合、身份融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心理和文化融合的影响还未达到显著水平。其三，迁出地所在区域也与社会融合的程度相关，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城镇的藏族移民比来自农牧区的藏族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高；二是来自不同藏区的移民其社会融合程度也不同。就成都而言，来自西藏的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相对低于来自四川藏区的移民。除了四川藏区与成都市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较多，因为具有很多共性以外，还在于不同藏区的所属宗教信仰的教派不同，这会间接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其四，政治身份也表现出与社会融合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即中共党员的社会融合性程度高于非中共党员，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藏族移民更容易找到体制内的职业。同时，体制内的工作，更可能受到现有体制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移民的认同度。

四、结语

从都市藏族移民社会融合的经济、身份、心理、文化这四个维度看，作为一个移民群体，其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其中融合程度相对较高的经济融合则说明成都市为藏族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相对较低的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和心理融合状况，则反映出主流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的障碍。这意味着，藏族移民与本地居民处于一种“异质同存”的状态，需要跨越某些界限才能实现与迁入地社会的真正融合。这需要藏族移民、本地居民和政府等多方面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对于成都市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数据有三个：35万、40万、42万，目前统计局的统一口径是35万，在蓉就读的少数民族不包括在内。

②这里，我们将移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分为：满意，较为满意，一般，较不满意，不满意。在职业分类上，主要分为5个大类：机关事业单位、个体户与私营企业主、学生、打工者、其他。“其他”包括了退休干部、陪读、随迁、养老等没有归类的群体。

[1]广田康生著，马铭译.移民和城市[M].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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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芮，梁晓.温哥华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J].世界民族，2003，（4）.

[10]杨黎源.外来人群社会融合与地方政府责任——以宁波为例[J].理论与改，2008，（5）.

[11]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

[12]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人口研究，2006，（3）.

吴碧君，中共成都市委党校讲师。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宗教发展状态研究》（项目编号：10CZJ016）的阶段性成果。

D632.4

A

1008-9187-（2010）03-0084-04

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