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卢梭，我们如何“拿来”

安立志

一

中国近代对于西方文化与学术的引进，体现了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早选择的学者与思想家并非马克思，而是卢梭（同时期还有孟德斯鸠、达尔文等人的学说）。对于一个延续两千年皇权专制的中国，一些清醒的中国人意识到，君主专制政体已经病入膏肓，要从根本上医治中国政体的制度病患，必须寻找其他药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关于“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的理念，自然具有极大的思想与文化的冲击力。

二

1898年，在晚清戊戌变法前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中江笃介直接用汉语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加了详细注释。中江的汉译本原名《民约译解》，上海同文印书局刻印时改名为《民约通议》。不过，这本在中国翻印的卢梭著作，只有原著的第一卷。值得注意的是，书前有“东莞咽血咙胡子”署名的序言。序言是一篇慷慨激昂讨伐封建专制主义的战斗檄文，不妨摘抄片断：“忽哉祖龙（秦始皇——笔者注）乎，忽哉恶祖龙者而复步祖龙之前辙也。惨哉中国乎，惨哉笑中国者而复颦中国之顽态也。毣毣微意，愚者昧之而智者明之，智者明之又不得不沈详而咏叹之，如卢骚《民约》一书是已。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月凉风萧，犹低徊展卷而不能已。”（《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P331）从“东莞咽血咙胡子”这个署名可以确认，序言作者应该是中国人。

三

1898年，张之洞身为晚清重臣，他以政治家的敏感，對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的民权、共和学说就感到了威胁。为了挽救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他主持编纂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劝学篇》，上奏朝廷批准，颁行全国执行，以作为清廷处理中外制度与文化问题的指导方针。《劝学篇》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原则，意为必须坚持满清制度与文化的基本前提，适当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方式。《劝学篇》中没有提及卢梭之名，但非常明显地批评了卢梭的民权思想：“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P92）书中对倡导民权的人士警告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最后的结论是：“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四

张之洞并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只满足于发文批示、原则指导。他对卢梭民权思潮的防范是全方位的。1898年，张之洞在署任两江总督期间，主持一次经济特科考试，试卷是他“恭呈钦定”的，并握有一票否决权。一名舆情调查员记录下这样一件事，“某本列一等，以卷中用卢梭语，降列三等，批语有‘奈何二字。某自题诗，有‘博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试卷用卢梭句。或曰即如皋冒鹤亭郎中广生也。”（《清稗类钞》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P717）文中的“南皮”即张之洞。当事者冒鹤亭后来成为中国文化名人，只因当年在考卷中引用了卢梭的观点，本列“一等”的冒鹤亭，却被张之洞降级处理。冒鹤亭触了霉头，后来才体味出其所以然，“盖香帅（即张之洞）以卢梭主张民权，故深忌之。”（1903年7月19日《大公报》）

五

戊戌变法领袖之一、近代中国著名政论家梁启超，以一支如椽巨笔，介绍外部世界先进的文化与学术，抨击腐朽的专制文化与愚昧的国民精神，在世纪之交的清末舆论场上，发挥了极大作用。1899年7月，他在《自由书》之“破坏主义”一节中，介绍了卢梭的学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36年，P25）他把卢梭称之为“医国之国手”，那么，“最适于今日之中国”的卢梭学说，自然就成了治国的“灵丹妙药”。他的笔饱蘸激情，运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东方大陆，文明之母，神灵之宫，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同年，他在其诗作《壮别二十六首》中写道：“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华盛顿、拿破仑）总余子，卢孟（卢梭、孟德斯鸠）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P7）

六

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是19世纪末中国所发生的对外对内两大事件，使国内有识之士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强烈危机感，他们不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开始关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政体，纷纷走出国门，学习借鉴外国的思想文化。当时最方便的途径就是到日本。许多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从维新到革命的政治选择，从而走上了以彻底推翻满清王朝为旨归的政治道路。1899年，辛亥革命的先驱和领袖黄兴，时在两湖书院读书，“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然卒未敢向同学者道及一字。”（《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15）

七

1900年12月起，留日学生杨廷栋译出《民约论》连载于《译书汇编》。1902年又以《路索民约论》为书名，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这大概是在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文版的、完整的《社会契约论》。杨廷栋在序言中大声疾呼：“民约之说，泰西儿童走卒，莫不蒙其庥而讴其德，亚东之国则倏乎未之闻也……若夫汉土人士，则尤瞠乎莫之解矣！良可悲哉！……呜呼，天之靳《民约论》于吾中国者，何其酷也！译者又卒卒鲜暇，不能终其业，负海内望者亦甚久。今并力营之，书始成，从此茫茫大陆，民约东来，吾想读其书而乐者有之，惧者有之，笑者有之，痛哭者有之，欢欣歌舞者又有之，丑诋痛詈者又有之。吾唯观其后而综其比例之率，而觇吾中国旋转之机，斯以已耳。”（《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P331）

八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卢梭学案》，不久，他又将此文更名为《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刊载于《新民丛报》，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该文之影响。《卢梭学案》全文除了按语外，都直接引自原文。这篇文章显然不是梁启超的原创。梁启超指出：“卢氏此论， 可谓精义入神， 盛水不漏。今虽未有行之者， 然将来必遍于大地， 无可疑也。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P110）endprint

九

1902年，年轻的民主人士邹容写下了一篇著名的革命檄文——《革命军》。他在书中大声疾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今译《论法的精神》）、弥勒约翰《自由之理》（今译约翰·穆勒《论自由》）、《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今译《独立宣言》）等书译而读之也。”他激情地呼唤国人学习世界上的先进政体：“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他甚至认为，“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猛回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P184-185）可惜的是，邹容英年早逝，去世时只有20岁。

为抗议日本而奋身蹈海的近代革命家陈天华的《狮子吼》是一部小说。书中如此介绍卢梭与《社会契约论》，“当初法国暴君专制，贵族弄权，那情形和我们中国现在差不远。那老先生生出不平的心来，做了这一本《民约论》。不及数十年，法国便连革了几次命，终成了一个民主国，都是受这《民约论》的赐哩！”不过，陈天华认为，中國也早就有民权思想的滥觞，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孟子以后的第一个人。他的学问，他的品行，比卢骚还要高几倍，……”“他著的书有一种名叫《明夷待访录》，……虽不及《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已包括在内，比《民约论》出书还要早几十年哩。”

十

在学习、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为了消除社会上的各种阻力，一些国人往往致力于论证某某思想、某某典制为中国“古已有之”，这其中多数人系有意炫耀“祖先曾经阔过”，从而掩盖国人浅陋的狭隘心理，但也有例外，意在借用“尧舜之道”“三代之制”，来封住反对者的悠悠众口。1904年4月，刘师培撰写的《中国民约精义》，所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该书上起《国语》、《尔雅》，下至魏源、戴震，从两千余年的典籍中辑录了180余条关于反对专制、主张民主的论述。他在序言中说：“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廷栋所译和本（日本版本）卢骚民约论以为言。顾卢氏《民约论》于前世纪欧洲政界为有力之著作，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而竺旧顽老且以邪说目之。……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之得失，阅月书成。都三卷，起上古，讫近世，凡五万余言。”（《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P563）他在书中征引古代典籍，论证民约思想也是我国古代先贤之精神。比如，他针对《诗经·大雅》中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按语称：“观民约论，以公意为立国之本，则太师之陈诗，讵非国家之重务哉？后世以降，若少陵（《新安吏》）诸什、香山（《秦中吟》）诸篇，皆有合于观风问俗之旨，故诗即一代之史也，此古人所以闻诗知政也。”此种观点，不免牵强附会，但有意无意之间，作者已让卢梭的民约论混杂在儒家思想中，在民间舆论上至少减轻了排异效应。

十一

1906年，近代政治活动家马君武，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帝民说》一文，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概念“主权者”进行阐释。他认为，当时通行的译本中，“无一语能道其义者”（《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P207），不仅译者“不知卢氏所谓”，读者“亦不知译者所谓也。”在他看来，卢梭学说中最精华的部分在于：“个人者，帝权之一部分也；帝权者，国家之一部分也”；“帝权非一私人，而以通国中之个人组成之。”马君武对此的理解是：“帝权为个人之总体，个人为帝权之分子，故人民即帝王，帝王即人民，不可离也。……自卢骚之说兴，而欧美道德、政治、法律、经济、哲理之界中，遂常袭用此帝民之新名词。”卢梭“著《民约论》，……主权在人民之说，发生虽早，然至卢氏始明白抉出之。其风潮之初起也，为1789年之法兰西大革命，人人倡公众自由之说，全欧效之。文明之世界，遂新始出现矣。”马君武以“帝民”译“主权者”，看似荒诞不经，但在漫长的皇权专制的中国情境中，普通人并不能理解卢梭的“主权者”的涵义，而译为“帝民”就不同了：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今人民整体就是皇帝，因此，人民整体的权力也是至高无上的。

十二

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全盘接受并不是科学态度。这种文化和学说是否适合本国的社会历史条件，采纳实行起来会产生何种利弊，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的外在表现，就是对于外来文化的充分研究与讨论。有道是真理越辩越明，有比较才有鉴别。正因如此，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作为“精通西学第一人”（康有为语），对卢梭学说的批评才弥足珍贵。中华民国建立初期的1914年，面对“穷簷委巷，几于人手一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P333）的《民约论》，严复发表了《民约平议》，对其主要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卢梭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的社会，不仅过去不存在，未来也找不到，“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同上书，P337）他在谈到此文立意时说：“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刻拟草《民约平论》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

1914年5月，章士钊发表《读严几道<民约平议>》，对严复的观点提出商榷。章士钊声明，他自己并非“醉心于卢梭之共和之说者”，但对天赋人权应持肯定态度，他指责严复：“初不宜挟一先入之成见，硬坐卢梭之说，邻于虚诞，遂视为洪水猛兽而排之也。即如天赋人权之说，得卢梭而始大张于世，法兰西学者和之，此无足怪也。而德意志法家亦取其说，以为一切法律之基，……英吉利之作者亦然，又何耶？苟吾不能字英德之士为狂易，则必有至理存乎其中矣。”（《章士钊全集》第三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P19-20）endprint

十三

1916年，精通法文的马君武，鉴于“《民约论》之书名出现于中国十余年，其真书竟今不可得见”（《马君武集》，P273）的现实（他认为，日人中江笃介译本“已多错误”，杨廷栋译本亦“讹谬不能读”），他以法文原著与英文译本互证，历时80天，把这部世界名著译成中文，以《足本卢骚民约论》为题，由中华书局出版。马君武作出这一决定，更有其他原因，“卢骚之学说，近世多受人攻击。其反对代表政治，……乃至主张独裁制，尤与近世政治原则相反。然主权在民之原理，推阐尽致者惟卢骚。故其书为法兰西革命之最大原動力，历二百年不废，永为世界大名著之一。”马译《民约论》1918年出版之后，到1936前，先后翻印8次，可见其影响之广泛，从而成为我国社会探讨卢梭思想的基础读本。这个译本，就译文的精准而言，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十四

1924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关于“三民主义”的专题演讲，他在讲到“民权主义”时指出：“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因有他的民权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卢梭一生民权思想最要紧的著作，是《民约论》。《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不过人民后来把天赋的权利放弃罢了。”（《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P264）孙中山是革命家，而不是理论家。在创建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他虽然汲取了卢梭“主权在民”的理论，但由于卢梭这一理论的内在矛盾（比如他反对代议制，反对主权者权力的转移与分割），并不能付诸于政治实践。孙中山确立的“五权宪法”的权力架构，其实更多地借鉴了洛克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理论。

十五

应当说，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为止，我国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拿来”工作已经完成，无论理论与实践，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马君武、严复、章士钊等少数人外，很多人只是以提及或叙述卢梭之名或卢梭之书而自炫，极少有人认真研究与阐释卢梭学说的内容与深意。我国对于卢梭学说的引进与研究，从总体上讲是浅层次的、皮毛的，而非深层次的、精神的。可惜的是，严复与刘师培这两位当年胸襟开阔、眼光远大的思想先驱，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竟然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鼓吹者。他们二人均名列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中。

当然，在此之后，人们对于卢梭民权学说的阐释、论争并未结束。这些过程当然有助于深化卢梭学说的认识，甚至剖析卢梭学说的内在弊端与隐患，以及与人民主权相悖从而孕育出独裁政治的因子。然而，这些研究，都已经与中国如何“拿来”卢梭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了。

（作者为山东管理学院原副院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