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母亲

涂宏伟

母亲已年过九旬，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如今仍住在乡村，一生没离开过乡村。她从3岁时就裹了小脚，成为那个年代的“流行金莲”。从此，她舞动着这双“美丽的小脚”，走过春夏，走过秋冬，穿越了历史的时空。她普通而又不普通，她平凡而又不平凡。她普通，是因为一生默默无闻，没有什么荣耀，更没有什么光环；而不普通，是因为以一颗善良的心活到新世纪，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温暖幸福，也拥有了像当今一些艺术家们的待遇，是一位享受“政府津贴”的乡村老人；她平凡，在于一生就是一个乡村女人，没有大起大落的身世，更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事情；而不平凡，在于年年岁岁，用她那点点滴滴的爱心，支撑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仅成为家庭的“帅字旗”，也是我们那个乡村里的最后一个“小脚女皇”。

母亲娘家兄妹六人，她排行老二，是兄妹中唯一的女性。她17岁那年，外公就去世了，由外婆一人操持庄稼，哥哥又抓壮丁在外，脚下的四个弟弟，全靠她照顾。那时当地有个风俗，女人们不能到井边去，每当挑水时，她就站在离井边十步远，弟弟们双双到井边吊了水，她猛然接过担子，迈着小脚，一摇三晃地挑了回去。若遇年头月尾，口粮接不上趟，为了让娘和弟弟们填饱肚子，她会事先在锅底下用麦糠沤上火，将锅底烧热，等收工回来歇息，弟弟们玩耍归来围着灶台闹饿时，她便发出一声清脆的台词：“妈！我饿不及了，已做饭吃过了，看！灶膛还在热着呢，我给你们再做饭！”上演了一出灶膛“空城计”。

母亲来到婆家，里里外外也是一把手。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三等“残废人”。据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了多年的生产队长，人称“老队长”。一次在指挥生产时，带头上阵，从十几米多高的麦垛上摔了下来，造成胳膊骨折，从此退休在家，再也不干重活了，队里看在“老队长”份上，也为了照顾我家，给他安排了一个打扫牛圃的轻活，每天记6个工分，他顺势而闲，上午到集镇上喝茶，下午三下五除二将牛粪扫净，过起半休养的日子。

这下可苦了母亲，光靠父亲那几个工分是养活不了全家的，母亲不得不“女扮男装”，冲锋在前，犁田耙地，策马扬鞭，兴修水利，扬场扛粮，和村里爷们儿一比高下。就是这样，村里一些对“老队长”在任时怀有成见的男人，时不时找母亲的茬，闹事。一次母亲在后岗地里犁地种包谷，收工时，那位“牛队长”拦住母亲，硬说母亲怀里藏有包谷种子，想顺回家里。那可是见不得人的偷盗行为呀！母亲就和他大声争辩，引来了村里男男女女观看，母亲愤怒之下，呼啦敞开了胸膛，吓得围观者扭头跑散，适应给那个恶搞的男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以至那个男人脸红脖子粗地逃之夭夭。

看似坚强的母亲，在父亲面前却温柔有余，从不唠叨，从不发脾气，更没有红过脸，一身相随，无微不至。儿女们虽在心里为母亲打抱不平，但却没有明说，毕竟我们也爱父亲。父亲却变本加厉，缠磨了母亲一生。在我们眼里没有看到母亲病倒过，而父亲却常常有惊无险。父亲若有个头痛脑热，腰痛肚痛，就会大惊小怪，弄得母亲和全家不安。父亲有个习惯，从来不在家里喝开水，每天必到五里外的集镇坐茶馆，喝老板娘那一壶一壶的滚烫开水。他告诉我们，家里柴灶开水倒进瓶里就不煎了，那茶馆里的煤灶上的开水，壶壶沸腾，喝的是“茶尖”，开胃消食，一喝肚子就咕咕乱响，通体健身。就这样，我看他还是回家后时不时抱着肚子说胀，躺在竹床上呻吟，母亲劳累一天刚到家顾不得洗刷，扑打几下衣服上的灰尘，就坐在父亲身边给他揉肚子。小小年纪的我，看母亲那疲劳的脸庞，实在不忍心，就上前劝助，“妈！我来给爹揉肚子，你歇歇还要做饭呢！”母亲笑笑说：“儿子真孝心，你那小手没力气，看你爹痛苦的样，我使劲揉几下就好了。”

父亲还有一个习惯，穿鞋不拔鞋跟，母亲往往挑灯夜战为他做一双新鞋。一到他脚上，就变成了踢拉板，后跟压在脚下，一天到晚踢拉踢拉地行游天下，哪怕是进城赶集，走亲访友，也不顾形象，总是趿拉着鞋子，这样鞋子磨损得快，十天半月就穿坏了。母亲一生也不知为他做了多少双鞋子，从无半点怨言。

后来，我到外地工作，有了一双儿女。母亲爱孙心切，丢下乡里的父亲来到我们身边，照顾孙儿。每次母亲来时的哪一段时间总是心神不定，牵挂着父亲，随着时间推移，她慢慢地开始享受儿孙的天伦之乐，每当这时，父亲一个电话或者前来找她，一看父亲那满脸愁容，母亲就会黯然神伤，掉起眼泪。她会丢下儿孙不管，拉起父亲就回了老家。我知道母亲丢不下父亲，只是妻子很不理解，造成婆媳间一些误解。

母亲比父亲大一岁。父亲八十八岁那年，却突然病得起不了床，一躺就是几个月，我和姐姐都在城里住，哥哥是村干部，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护理父亲的担子仍然压在母亲身上。一天，父亲突然从床上掉了下来，哥哥外出不在身边，年近九旬的母亲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她大声呼唤着：“老天保佑呀，让我把这老东西抱上床去！”不知母亲哪来的劲头，还是上天发力，奇迹出现了，母亲一下子将父亲拖到了床上。

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我们匆匆赶了回去。父亲见了我，拉着我的手说：“我走了，你要记住多给你妈一些钱呀！”我望着消瘦的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是父亲唯一的临终遗言。

父亲走的当天晚上，按家乡的风俗，我们当儿子的要在父亲身边守夜，可60多岁的姐姐，执意要守在父亲的床前。我想也好，我就睡在母亲身边，陪陪母亲吧。姐姐陪父亲在里间，我陪母亲在外间。这是我阔别家乡30多年后，第一次睡在老屋，睡在母亲小脚边。母亲虽然沉浸在悲丧之中，但我看得出来，由我睡在她的脚头，她又感到了另一种欣慰，那晚她睡得很香。我闻着母亲小脚的气味，望着老屋千空百漏的房顶和那破旧家具，大胆的老鼠还在梁上东张西望，房顶的泥土不时往下掉着，我浮想联翩。

我有个伯父，从小眼睛忽暗忽明，人称“大瞎”，我们就叫“瞎伯”，他一直单身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瞎伯为人忠厚老实，非常喜爱侄女侄儿，和我们姐弟几个感情很深。在那家大口阔的年月，村里家家户户都缺粮缺吃，瞎伯生活单调，时常到左邻右舍串串门，和那婶婶们聊聊天，他若看到哪家婶婶断了粮，就会避着母亲，将家里的粮食或馍馍拿给人家，也没别的所图，可能是爱心。他的行为母亲早有觉察，只是当着父亲说说而已，一直没有与伯父正面冲突。有时伯父缩手缩脚将馍馍藏进怀里往外走时，他以为母亲和家人没有看到，当他刚转身走出，母亲就会当我们的面，咬咬牙，用手指狠狠地捣着伯父的背影，从来没有揭穿过他，我想母亲也理解单身人的苦闷。伯父晚年卧床不起，也是母亲端茶递饭，洗洗浆浆，护理送终。

六、七十年代，村里大部分孩子都没上学，特别是女孩，更是望学欲穿。我们姐弟三人，可谓当时村里的高材生，这都是母亲的功劳，虽然她一字不识，可她信奉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母亲平时虽惯着我们姐弟三人，但哪个若逃了学，必定棒打无疑。姐弟中数哥哥最调皮。那时我上一年级，他上六年级，我们同在一个学校就读。我所在班级的课桌，是那种用泥巴垒起来的长条形，一排坐十几个学生，我从小就面善，邻位那个同学常常欺负我，他用粉笔将桌位划开，不准我的课本或用具越池一线，还不准我从他身边出入，逼得我走投无路，翻桌越位。我回到家里掉起了眼泪，哥哥问明情况后，来到我们班上扭着那个同学的耳朵，从桌位上提溜了出去，转了三圈。从此，邻位见了我点头哈腰，再也不敢捉弄我了。哥哥对我这样好，我还是当了“奸细”，向母亲告了他的逃课状。那天，他背着书包前脚走，我后脚跟，走着走着他来到了牛棚，和村里放牛娃们一起，骑着牛向田野走去。我掉头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飞奔着小脚将他追了回来，拉进屋里，脱掉一只小鞋，劈头盖脸地朝哥哥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吼，看你再逃学！看你再逃学！打得哥哥在地上抱头乱滚，吓得我“啊”的一声哭了起来，抱着母亲求挠，我连连说道：“哥哥是我害你挨打呀！”母亲手一闪将我推倒，“你给我闭嘴！”父亲也忍不住了，进屋劝说母亲，母亲手一指，“你给我出去！”扑腾将门关上，继续痛打哥哥，直打得哥哥表态，写下不再逃学的“军令状”，才算罢休。母亲很严厉，正因为如此使我们姐弟顺利完成了学业。

姐姐文革前就已初中毕业，回乡后担任村妇女主任，到了婆家又成了抢手人才，先当小队会计，后升大队会计、村妇女主任。哥哥70年代初高中毕业，现在仍然担任村会计。他们很早就是乡村的党员干部，在我历史的档案中，每每填到他们的荣誉时，就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我是76年高中毕业，后提干进机关工作。我的很多同乡伙伴，一直走不出乡村，不是他们没作为，没有运气，而是他们没有文化，也可能他们没有遇到我那样的母亲。

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接到城里和我们一起居住，住的不到两个月，她执意要回乡下住，我的女儿不理解地问她：“奶奶这城里，灯又亮，地又光，生活又好，你咋非要回去？”母亲摆摆头说：“我在你们这里望着天总是灰蒙蒙的，喝的水总是有一股啥味；我们乡里，天比城里的蓝，水比城里的甜！”大学毕业的女儿恍然大悟：“那叫原生态！”母亲呵呵地惊叹道：“啥！‘园生菜，对！对！我就喜欢吃咱们园子里生长的菜！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味道可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