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个历史时期”实践探索的本质一致性

吴智棠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我们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就可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本质一致性。

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战略转移问题同能否全力抓住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尽管当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党清楚地看到人民大众同三大敌人的矛盾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果断地将工作战略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开始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中心任务也由领导革命战争开始转至领导生产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始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实践证明，这几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是顺利而成功的，根本经验之一，在于遵循毛泽东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指示，打退资本阶级“糖弹”进攻，避免了李自成的历史覆辙。

1956年，当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阶级斗争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转移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上来。这时，恰逢苏共二十大召开，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若干严重问题。毛泽东当即向党和人民敲响警钟，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讲话，到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成了这个阶段实践探索的主要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的、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经济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探索上提出了许多光辉思想和有益尝试。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中，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便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他在另一次会议上还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些事实表明，毛泽东当时在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的战略转移上，思想主张是正确的。

在经历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经历了曲折，逐渐陷进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上急躁冒进的误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期间，党的工作主导方面是好的。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巨大损失。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战略任务长期没有真正实现，这是最重要的失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带领全党果断地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社会主义的路线和口号，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伟大征程。正如邓小平说的：“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不管怎么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

如果拿十一届三中全会跟之前的历史时期作对比，人们就会发现该会有划时代的区别。否认或忽视这种区别显然是错误的，但历史的联系又不能完全割断，完全割断它也是不适当的。邓小平于1980年10月就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说是正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好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这里讲的“许多方面”，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切实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二、改革开放后党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至少一百年不能动摇”

改革开放后党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内容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全称是：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建设目标的内涵上后来又加“和谐”二字）。

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艰辛探索过程中，曾这么讲过：“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①他还把社会主义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建成作了区分，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不发达的”和“较发达的”不同阶段，并提出要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探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以及毛泽东关于必须全力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哲学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落后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因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基本路线，应当贯穿于从1956年就实际开始了的到建国一百年左右的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始终。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也有人口头上承认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一回事，在行动上能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是另一回事。例如，1989年春夏之交出现的政治风波和随后国际上出现所谓“苏东”事件之后，有人主张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放到党的工作中心位置上，鼓吹要把“主战场”从经济战线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谬论，都是同我们党关于解决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一致的科学理论相违背的。如果允许这种错误观点得逞，势必倒退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邪路上去。因此，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严肃批评和坚决纠正了这种错误观点，同时，邓小平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奠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至少一百年不能动摇”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思想指导

正确评价毛泽东对新中国领导的得失，不仅是党内，而且也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由此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确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还认为，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0多年来建设的伟大成就，国外正直的人士也都持公允的态度。例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这样认为：尽管毛泽东时代曾经存在着失误和挫折，但是……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最后的20年间……而且大跃进的失误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论，正是这个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①莫里斯·迈斯纳上述的基本观点，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在这“两个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本质上是一致的。

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在新时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时指导人们廓清姓“社”姓“资”的思想迷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自我完善和发展，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使中国至今不仅成为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以及在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等等方面都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谆谆教导我们：“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为总书记的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国梦”理念为指导，继往开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关于加强党建的重要指示，在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清除贪腐分子等各个方面不断取得深得群众拥护的伟大业绩。

以上事实说明，习总书记关于“两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论述，对指引我们把握本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以及指导我们不应以后一个历史时期来否定前一个历史时期，也不应以前一个历史时期来否定后一个历史时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及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①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8—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