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忠实践行者周恩来

李新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内在地规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巨大作用，坚信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阐释者和忠实践行者，这里记述的是他坚定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些感人事迹。

一、不断地巩固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群众基础

1934年，中央红军的长征队伍到了湖南省通道县城，红军总部驻在一所小学里。次日，周恩来同志到部队指导工作，刚出门，这所小学的几位教师便迎面朝他走来，告诉他：“两天前听说要来部队，学生全给吓跑了，没想到来的是你们。红军纪律严，作风好，处处为老百姓做好事，和别的军队不一样，大家又都回来了。现在想继续上课，可教室都让你们住上人了，想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让出几间教室来，学生们好复课。”他们刚说完，周恩来同志就喊来号房子的管理员，对他说：“现在你去传我的话，动员大家马上把教室统统让出来，给学生上课用！”很快，学生们复课了，周恩来同志焦急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下来。

1935年，红军进入云南后，遭到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战斗异常残酷。一天，部队路过马龙县，夜间在一个村子里休息，周恩来同志又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可仍然没吃上饭。村子里的老百姓都让国民党兵吓跑了，几个警卫员跑遍全村也无法买到任何食物，实在没办法，只好去老乡的家里寻找食物了。在一位老乡家里，找到了两碗苞米饭和10个鸡蛋。这几个警卫人员，见不到人，无法付钱，就想先让周恩来同志吃上饭再说。当他们做好饭给周恩来同志送去时，他得知这饭还没有付钱，立即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要求立即把这些食品送回去，还说：“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绝不允许乱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警卫人员恳求说：“我们已经把老乡的这些食物做成了熟食，这样送回去如果老乡看不到，也就浪费了，不如写一个条子向他们说明情况，多留点钱，这些熟食能不能就别送回去了？”周恩来同志这才勉强同意了。

1935年中秋时节，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入甘肃境内，群众正在收获梨子，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挂满了果子，院子里、屋里也是水果成堆。经过连续长途行军的红军战士，真想吃几个梨子消除一下疲劳。这时，周恩来副主席的病刚好，部队休息时，他一手端着开水，一手拿着铅笔，坐在挂满梨子的大树下，在专心致志地看地图。战士们看到周副主席大病初愈，还这样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极为感动，决心学习他这种时时处处维护群众利益的高尚品质。就这样，中央红军主力经过甘肃盛产水果的地方，秋毫无犯，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

不久，部队要通过甘肃回民区了。红军指战员翻了一天的山，晚上驻在一个小山村里。这地方，水贵如油。全村几十户人家就靠一口十几丈深的水井饮水。小村里一下子驻进这么多红军部队，吃水就更加困难了。警卫员急急忙忙地向老乡借了一只水桶，抬着两盘井绳，跑到井边去排队打水。等了好久，才轮到他们。因为井太深，他们又非常着急，一下子把水桶底摔坏了，只好回来再向老乡借一只桶。一直折腾到晚上9点多钟，才烧好开水。警卫员送开水来了。周副主席对晚吃晚饭、晚喝开水这些事情一句话也没提，可对摔坏老百姓的水桶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同志啊，你们为什么做事情不小心，打坏了老乡的水桶让人家用什么，你们一定要挽回影响，马上去问问多少钱，赔人家，并且要好好地向老乡道歉！”周副主席让警卫员赔偿回族老乡水桶的事很快在当地传开了，红军战士秋毫无犯的良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1947年中央会议后，周恩来副主席派工作人员到基层调查农村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作战参谋张清化回到了晋西北的临县三交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活动。张清化回到中央支队以后，周恩来副主席找到了他，让他谈谈在临县三交镇的所见所闻所感。张清化说，不敢讲，怕认识不准，讲错了会犯错误。周副主席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你有什么就讲什么，我绝不会给你扣帽子。”于是，张清化就汇报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看法，他对周副主席说，晋西北临县三交镇正在搞划阶级、定成分、斗地主、挖地财、挖元宝运动。在定成分时要查三代，如果三代中曾经有地主或富农的，即使现在是贫农，也要定成地主或富农；给工商业者定成分，如果拥有大一点的铺子的店主，就定成地主、富农，而且把他们的铺子都给分了。周副主席了解到农村土改中这些“左”的错误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经过研究，中共中央在全党发出纠正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的一系列指示，确保党在新区和老区的土改运动正确开展，夯实和扩大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群众基础。

二、把清正廉洁作为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条件

周恩来同志对自己的衣食住行要求非常简单，并且也这样严格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把正人先正己作为与群众相处、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原则、一个重要条件。

建国后，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在出国后，看到国外豪华的办公楼，便联想起中国也应有自己气派的国务院办公大楼，并且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周总理。没想到，总理对他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打消大兴土木的念头，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除了绝对必要的开支外，总理不同意多花国家的一分钱。庆祝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计划交他审批时，他坚决从计划中删除了一项工程——国务院办公大楼。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就不盖国务院大楼！”为此，周总理向国务院解释说，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和西花厅两处，他的办事人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更要处处为人民着想，必须勤俭建国。

西花厅是周总理的住所兼办公的地方，这是清朝留下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油漆剥落，陈旧不堪。尤其是到了下雨的时候，砖铺的地面湿漉漉的，大家都担心，这样下去会危害周总理的身体健康。行政处和保卫处的人员一致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几次修缮方案都因总理不同意而搁置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周总理出差去了广东，行政处的人员趁机组织人员修缮了一下。总理回到北京发现后，当即对他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还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了检讨，反省自己没有把好关。他说，自己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以后，未经总理同意的事，行政处的同志再也不敢自作主张了。

为了减少会议经费，国务院经常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多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会议时间多在一天以上。为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大家往返吃饭花去的时间，国务院为与会者安排工作餐，即合餐，通常一张桌上摆上四个菜，一个汤，大家正好能够吃饱，不浪费，周总理称之为“四菜一汤”，他说，这样既经济，又实惠。于是，“四菜一汤”就成了政府公务接待提倡节俭的一种惯例。

周总理到外地视察，吃饭后常常补交饭费。1966年7月28日中午，总理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调研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同学们一起到师生食堂就餐。他和师生们一样，从厨房里端出主食、烧茄子和炒青椒，和同学们一样站在饭厅里吃饭。这时，炊事员特意做了一碗汤送到总理面前，他随即问：“同学们有这样的汤没有？”当他得知同学们没有汤时，他也不喝这碗汤了，而是倒了一碗白开水喝。饭后，总理让随行的工作人员向食堂交了粮票和菜金，并补交了汤钱。学生食堂的午饭是贰角伍分，而总理的饭费收据上则写着：“贰角伍分，伍分”。

三、敢于同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

1955年至1956年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当地干部救灾措施不力，导致500多人饿死。周总理听了汇报后，心情极为沉痛，他说：“我们的党必须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广西发生的事是绝对不应该的，不管它是局部，是一省、一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必须严肃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不久，广西饿死人事件得到了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1960年五一节前夕，周总理在听取北京市治安状况的汇报时，听说前一天发生了电车被烧的事件，他立即询问汇报的同志到过现场没有，回答说，没到过。周总理立即带领相关工作人员赶往现场。他和同志们在现场仔细地查看，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在回来的途中，总理沉痛地说：“我们险些为官僚主义所害啊！”总理简单的一句话，字字千钧，爱护群众、憎恶官僚主义的态度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教育。从此以后，公安机关立了一条规矩，凡是重大案件和治安事故，领导同志必须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第一手材料，全面掌握情况，亲自指挥战斗。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总理听到下级同志的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强迫命令、浮夸风、讲假话等不良作风。在谈到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对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周总理说，这几年，党风不正，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讲真话，首先领导要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脸色行事，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说假话不对，上面的领导对下属采取高压政策更不对。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对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使唐朝兴盛起来了，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养成听真话、讲真话的良好习惯了。接着他说，我们必须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

1963年5月，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专题报告。他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几种政治病之一。”他还把官僚主义分为20种：第一种是，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的落实，不做思想政治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危害极大。他说：“一旦不切实际地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他进一步指出：“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业务部门在执行的过程中给阻塞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给隔开了。”他告诫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周总理还列举了官僚主义的其他表现，如对群众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迷失方向、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颐指气使、不能平等待人的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学无术、浮夸谎报、弄虚作假、不诚实待人的官僚主义，遇事推诿、办事拖拉、麻木不仁、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不学政治、不钻研业务、滥竽充数、行政能力差的官僚主义，糊里糊涂、人云亦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还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架子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走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等等。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官僚主义的丑恶嘴脸，并对这些思想意识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1973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宋平同志向总理反映，甘肃中部的定西，是一个有十几个县、200万人口的地区，许多人还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子盖，有的因为没有衣服甚至不能出门，日常生活极为困难。但有些领导无视群众的疾苦，还在唯心地说形势一片大好。周总理听了之后，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们搞了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这样，国务院有责任，我有责任，过去我们不晓得，事实上，200万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不是小问题，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军队仓库里有物资，为什么不救济，要赶快解决。”会后，周总理立即通知军队和地方的有关部门迅速进行救济，帮助甘肃定西等地区的人民群众解决生活困难，积极发展生产。

四、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治国理政经验

周恩来同志把与群众交朋友、向群众学习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他号召全党要“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其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的经验十分必要。”他强调，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吴春安，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翼城县西梁大队党支部书记，1954年、1955年，他两次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两次来京，周总理都接见了他。1955年春天的一天，总理问吴春安：“你们的棉花长得好，是怎么种的？”吴春安向周总理详细地谈了如何施肥、选种、下种、管理等一整套种植棉花的方法。总理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有时为了弄清楚种植棉花的一个细节，他常常要问好几次。总理关心地对吴春安说；“你们还要搞科学植棉，看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斤棉花，还要搞科学实验，不要怕失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准能成功的。”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山西省西梁村成立了植棉科研小组，经过八年的反复实践，他们终于总结出一套棉花生产经验，皮棉亩产达到166.6公斤，对全国的棉花生产具有重要的示范推广作用。

1959年9月，周总理第二次到密云水库视察，当他看到水库沙盘模型上没有移民标志，就对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说：你们的模型图表中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修密云水库有5万人需要迁移，你们对这5万人作了安排没有？回答说，没有。总理批评说：“你这是见物不见人啊，这是一条腿走路，是走不好的。”接着，总理对在座的修建水库总指挥部副政委、密云县委书记阎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就对我们有意见了，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把移民群众的房子盖好，我就月月催你。”1960年9月的一天，周总理第6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视察，当他听说仍有一部分移民群众的房子没有盖好，便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就是见物不见人，你们不把移民群众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在周总理的亲自督促下，到1960年底，密云水库移民搬迁的房屋全部建造完成，周总理听到此消息后，欣慰地对有关人员说：“这就对了！”

1961年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时，周总理派出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了20多天，可是仍未了解到真实情况。随后，他亲自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蹲点，在这里住了5天，他访问了许多干部和群众，与他们交知心朋友，寓调查研究于工作、活动和交往中。这样，总理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回到北京后，他把这些资料中反映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指出，绝大多数甚至是全体群众都要求解散食堂，回家做饭，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高级社评工记分的办法。这为毛主席最终决定取消食堂大锅饭，提供了重要的群众愿望和诉求依据。

1972年11月，身患重病的周总理仍然坚持工作，他顶着初冬的严寒，到北海公园检查北京市的烟尘污染情况。总理徒步登上白塔，站在塔的平台上，仰望远方，当他看到远处有烟囱冒黑烟时，对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首都烟雾弥漫，污染相当严重，要赶快采取措施解决啊！”从那时起，北京的环境保护问题，就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