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名人与“冬都”从化的不解之缘

东山涛

在绚丽多姿的华夏大地上，星罗棋布着不少风光旖旎的度假胜地。这些度假胜地，除了其独特的风景为人们所熟知以外，更被人们所记住的，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历史意蕴。它们中间，有的是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舞台，有的是重要历史人物长期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有的则是党政高层集体性光顾的常态化场所。比如庐山，因其长期被国民政府高层所光顾，诸多重大事件在此发生，故而，被学界称为民国历史的鲜活见证者。又如北戴河，因其被中共高层“钦定”为官方的消暑和夏季办公场所，共和国历史上不少重要决策都和它密不可分，所以被某些海内外人士称为“中南海夏都”。

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岭南，同样有这样一处所在，这就是隐蔽在南粤崇山峻岭之中的温泉明珠——从化。这里山清水秀，四季如春，泉水之中矿物质的含量极其丰富，自古便是达官贵人和名士们冬季里的避寒养生宝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叶剑英、方方、陶铸等历任地方领导者的关心下，这一避寒养生胜地被官方得以很好地完善和扩建，逐渐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南方休假和办公的重要场所。从195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中共的开国领袖们曾多次光顾这里，他们在这里疗养休息，在这里搞调查研究，甚至还在这里开会和会见外宾，在某些特定时段（1960年代初期），这里几乎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和中心。为此，有人将其与夏季的北戴河等同起来，称它为中南海的“冬都”。

群贤毕至的“冬都”盛况

从化温泉成为全国知名的度假区，并非只是建国以后的事情。远的不说，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广州一带的名人富商便纷纷开始在沿着流溪河的温泉带修建别墅。由于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国民政府的要人只要是冬天到广州来，多半都会到这里来小憩一会。蒋介石、胡汉民、林森等党国巨头，都曾在这里度假休闲。

建国以后，政府继续对这块风水宝地加以开发利用。当然，与民国时期不同，建国之后的开发，更加带有组织性和行政性。之前，这里是达官贵人们的私家后花园，1950年代以后，国家慢慢成为从化温泉开发的主体。一些面对普通职工和党员干部的招待场所逐渐建立起来，像华南干部疗养院、温泉招待所、中国旅行社等等，都开始在这里生根，来这里疗养、度假和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

1950年代前期，来从化温泉的名人还不算太多，到1950年代中后期，随着这里招待设施和安保条件的日益完善，大量中共和各界的高层人士才开始经常性地造访。据不完全统计，来从化温泉游览或居住过的中共高层人士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彭真、李富春、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习仲勋、邓子恢、谭震林、薄一波、王首道、邓颖超、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华国锋、蔡畅、粟裕、罗瑞卿、陶铸、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康克清、乌兰夫、肖华、张闻天、肖劲光、杨成武、余秋里、王震、杨得志、胡乔木、宋任穷、周士第、陈永贵、李雪峰、胡绳等人。此外，荣毅仁、张治中、何香凝、李宗仁、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史良、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钱伟长等著名人士也来过这里休养。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在中共的第一代中央领导层里面，除了极少数人没来过从化以外，其余大部分人都来过这里。在中共八大产生的最高领导层中，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都来过从化温泉。从中共八大到中共九大的10多年间，除上述几人外，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又曾多次增补，先后有林彪、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除了陈伯达、康生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来过从化以外，陶铸和李富春都来过这里，林彪可能也来过这里，但缺乏有力的影像或文献资料来说明。到中共十大、十一大，增补的政治局常委叶剑英、李德生、董必武等人也都先后来过从化温泉。在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这个层面，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几乎都来过这里。至于各部部长、各省区党政领导和部队的将领，来过这里的更是数不胜数。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高层和知名人士来从化温泉的人数和频次有所减少，但是，仍然有江泽民、胡耀邦、乔石、田纪云、叶选平、霍英东、马万祺等来过这里。

领导人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温暖的从化，除了单纯的休息疗养以外，有时还带来不少工作。这些领导人来了以后，大都会走出温泉，去老百姓中访贫问苦，搞调查研究。还有一部分人带来了文件和文稿，在寂静的夜色下奋笔疾书。更有一些领导人把这个小镇当成了会见外宾的舞台。不经意间，从化这座原本籍籍无名的岭南小城，竟然与国家的神经中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与北戴河、中南海这些赫赫有名的地名一样，成为折射共和国历史的一面镜子。“冬都”之名，亦因此而声名鹊起。

毛泽东入住“松园一号”之谜

在从化温泉宾馆里面，坐落着几座雅致的别墅，这些别墅都以“松园”命名，分别为松园1、2、3、4、5、6、7号楼。这几座极具岭南特色的小楼，乍一看朴素无华，但是，细细品味一下它们树立在宁静山水之中的身影，再浏览一下曾经入住过这里的一个个客人的名字，一种苍凉肃穆的历史感不禁油然而起。

七栋别墅之中，1号别墅显得尤为神秘。据悉，“松园一号”是专门为招待毛泽东而建的。然而，关于毛泽东是否来过从化，至今仍存争议。从目前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传记、画册、文集、选集等权威资料来看，并未出现有关毛泽东来过从化温泉的记录。一部分在广州参与过接待毛泽东的当地人士也对此作出佐证：毛泽东好像没有到过从化温泉。对于这些否认毛泽东来过从化温泉的说法，另一部分人却提出反驳。持这种意见的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曾在温泉宾馆工作过10多年的作家陈乐中，他在《中南海冬都》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可能先后两次来过从化温泉。第一次是1954年11月3日，第二次是1959年1月23日。为了印证这一说法，相关单位还提供了照片复印件。还有一个人是曾在温泉宾馆工作了30多年的张本川，他也通过资料证明，毛泽东曾到从化温泉来过。

建国后，毛泽东曾8次到广州。这8次分别是：1954年11月3-26日，到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和审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12月，到广州编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956年5月3日-30日，到广州召开20余次会议，并听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领导人汇报；1958年1月23日-24日，到广州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其夫人；1958年4月，到广州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年12月13日-26日，到广州写下《对所作诗词的注解》并度过65岁生日；1960年1月27日-3月9日，到广州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持编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1年2月13日-3月29日，到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业六十条》，并大力提倡调查研究。①很显然，毛泽东在广州所呆的时间如此之长，相关文字和音像要完全记下其活动内容是不太可能的，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加上保密及意识形态宣传的要求，即使有某些活动内容得以完整记录下来了，也很难得以有效保存和完全公开。

光阴似箭，世事如棋。转眼间，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在现有条件下，要论证毛泽东在广州的100多个日日夜夜里面是否到过从化，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是毛泽东真的入住过“松园一号”，其中的故事，估计也很难在历史的烟云中寻觅一二了。

周恩来浓浓从化情

中共高层领导中，与从化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周恩来。建国以前，周恩来就与广东结下了深厚感情。1920年代，他曾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担任过中共广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此外，他还在潮汕一带从事过军事工作。1949年以后，他来广东的次数更加频繁，据相关人士回忆，光从化，他就来过8次。

要一一查出周恩来8次莅临从化温泉的记录及其细节，估计已很难做到。根据现有的资料，笔者发现，周恩来到从化温泉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59-1963年。这4年中，明确记录他来过的次数就有4次。此外，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他也来过几次。周恩来到从化，日程安排很丰富，既有休养，又有考察，还有探望老同志，以及与在这里疗养的外宾会谈。

1959年1月4日，他从北京飞抵广州，次日，他就赶到了从化，入住温泉疗养院的翠溪2号楼。周恩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探望在这里治病和疗养的邓颖超。据当时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温泉疗养院里面与服务人员有说有笑，打成一片，形成了很好的友谊。当时在温泉负责保卫工作的邝柏辉后来回忆：周恩来的平易近人真的令他无法想象。一次，他看到周和邓在疗养院里面悠闲地散步，恰好，有一个女服务员推着一辆三轮车过来，车上满载着毛毯。见到服务员推车有点吃力，周恩来立刻走了上去，要求服务员把车子给他，由他来推。见到总理要为自己推车，服务员顿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只得任由周恩来接过了车子。于是乎，一张让人倍感温馨的照片便由此产生了。照片上，共和国的总理愉快地蹬着三轮车，旁边的护工人员稍带紧张地扯着车子上的毛毯，谨慎地引着路，而在最后面跟着的，则是满带微笑的总理夫人。除此以外，周恩来的这次温泉之行，还帮当地的百姓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他与温泉大队的干部座谈时，听到干部们反映的一个困难：社员们冬天洗澡成问题，由于温泉水离得远，社员们不得不提着桶去招待所的温泉池提水洗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提出，可以想办法建一个社员浴室。为了能让浴室早点建起来，他还和邓颖超各自捐出了100块钱。这次在从化，周恩来一共呆了8天，1月12日，他离开从化到了广州，两日后返回了北京。

1960年2月13日，周恩来故地重游从化温泉。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呆了差不多1个半月的时间。此时，正逢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共的政策正受到严峻考验。毛泽东选择离开天寒地冻的北京，来到温暖的南方读书，这样的举措，是别有一番意味的。因为毛泽东常住广州，中央要员们自然也就不得不频频南下了。此次到广州，周恩来主要是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其后，他赶到从化，开始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组织相关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与其他领导人开会商讨国事。与前一年来从化的休闲与潇洒不同，这一次的从化之行，政治色彩更为浓厚，气氛亦更为紧张。

1963年9月21日，周恩来又一次来到从化。这次来从化，他的主要目的，是与在从化参观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会面。当时，陪同会见的高层领导还有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此行4年之后，周恩来才再次来到从化。1967年的4月和6月，他先后两次来到这里。4月份，正值广交会即将举办之际。然而，广州的造反派组织却出现严重对立倾向，对广交会的举行形成严重阻碍。为确保交易会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决定亲赴广州处理派系斗争。14日中午，他由北京飞到广州，下午便马不停蹄赶到珠江宾馆召开交易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大会，布置交易会工作，晚上，出现在中山纪念堂，向在场群众发表讲话，号召各派组织停止争斗，确保交易会如期召开，午夜，又亲赴交易会展馆现场布置工作。15日白天，在珠岛宾馆召开会议，调节派系矛盾，晚上，向广州地区陆海空军1500名干部作报告。直到16日下午，他才稍微歇下来，轻车简从地来到从化温泉。到温泉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了正在这里疗养的胡志明，并与他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次日，他就离开温泉，赶到广州，继续与干部群众座谈。直到19日，才离开广州，飞回北京。6月份，周恩来和邓颖超乘专机飞赴广州，专门到从化来看望胡志明。需要提一下的是，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共和越共关系处于蜜月期时，越共的领导人经常会来中国考察休养，而从化，便是他们经常来的目的地之一。胡志明、武元甲、范文同、阮维贞、文进勇、黄国越等越共高层都来过从化，胡志明更是这里的常客。1967年4月，他来从化疗养，一住就是三个月。1967年6月，胡志明在这里度过了77岁生日，回国前夕，他亲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对中共的好意表示感谢。10余年以后，中越两党关系出现裂痕，曾经亲密无比的朋友最终兵戎相见。彼时彼刻，如果我们回头凝望一下发生在从化的这段中越友谊，个中滋味，着实令人感叹。

1967年以后，“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心力交瘁的周恩来与从化这颗明珠的交集亦越来越少。1970年代前期，他还来过一次从化。这次，他已经没有五十年代的从容，行色匆匆地拜访了一下在这里疗养的柬埔寨宾努亲王，次日便飞回了北京。

刘少奇、邓小平匆匆从化行

据记载，邓小平曾在1960年1-2月间到广东和海南视察。他是1月26日从北京飞到广州的。那时，他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与他同时到达的中央领导人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等人。邓小平到达广州以后不久便乘专机到海南视察去了。直到2月2日才和彭真等人回到广东，到湛江、江门、新会、佛山等地视察。6日，他来到从化温泉。

邓小平来从化主要是休息，时间不长，因此，可供还原的活动并不多。参与警卫的邝柏辉回忆：一次，邓小平曾与卓琳一起在住所前面的空地散步，邝正好赶过去。邝和邓小平夫妇打过招呼以后，就和邓的警卫去交流了。邝发现，邓小平似乎在等什么人。不久，董必武从房间走了出来，两人开始愉快地交谈着。又过了一会儿，邓小平突然叫了一声邝：“小同志，请你上去叫彭真同志下来。”当邝上去叫彭真的时候，恰好看到彭走出了大门。于是，邓小平夫妇与彭、董一起，按约定驱车前往从化有名的景点百丈瀑游览。当时，从化的接待条件有限，去百丈瀑要爬一段山路，路途虽不长，但登起来却颇为不易。然而，游者数人却一点也没有畏惧，卓琳搀扶着邓小平在前面，彭真在中间，邝柏辉陪着董必武走在后面，一路走到了观看瀑布的最佳位置半山坡。到半山坡以后，大家皆兴致盎然，董必武甚至还诗兴大发，吟起了古诗。另据当地媒体报道，邓小平在温泉期间还参与了招待所职工的劳动，亲自种下松树。

刘少奇曾于1960年代前期来过从化。详细的次数和时间有待考证，但有一次是可以肯定的。那是1961年的冬季。当时，中央刚在广州开完工作会议，党的主要领导频繁光顾广州，刘少奇自然也不例外。根据记载，刘少奇是在11月18日偕夫人王光美来广州的。在穗期间，刘少奇会见了越南的副总理武元甲，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了一批内战及伪满战犯。12月，他和王光美去了从化温泉。在温泉时，刘少奇入住“松园一号”别墅。刘少奇在温泉主要是休息，但是，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政策上的失误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果让这位国家主席的心情很是沉重。工作人员回忆：刘少奇在温泉期间，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和夫人王光美边散步边聊天，其他时间则总是在不停地思考，处理政务。一个颇为令人感动的事例就是，他在从化修养的时候，竟不忘与夫人去温泉附近的树林捡栗子、橡子、苦桔子等野果，去溪边挖野菜，并拿回来“试验”，以此来研究解决经济困难时期的代食品问题。

在第一代领导核心层里面，刘少奇和邓小平来从化的次数不多。他们虽行色匆匆，但是，来的时间点却非常特殊，而他们在休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忘工作，务实稳重的作风更是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将星云集在流溪河畔

有文章指出，中共的十大元帅均在从化留下过足迹。这种说法虽有待证实，但说此地曾经将星云集，却丝毫也不为过。

笔者初步考证：十大元帅里面，有公开影像或文献资料记载来过从化并留下活动印记的，有朱德、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七人。1960年2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除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而被撤销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以外，其他九大元帅齐聚广州。元帅们是否趁会议间隙去过从化，尚不得而知，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元帅们个别或集体去温泉的可能性。除了几大元帅以外，粟裕、罗瑞卿、谭震林、许世友、刘亚楼、杨成武、杨勇、肖劲光、韦国清、王震、李克农等高级将领也都来过这里。

在从化的岁月里，将帅们大都带着一颗悠闲潇洒的心，将昔日的金戈铁马和彼时的郁闷不解都抛到了脑后，度过了不少令其怀念不已的欢快日子。朱德是来从化次数最多的元帅。早在1954年初，他就和罗荣桓、聂荣臻两位元帅一起，来到从化视察和休息，住进了温泉的河东2号楼。之后10多年间，他来从化的次数日渐频繁，尤其是1959年以后，差不多隔一两年就要来温泉一次。因为年龄较大，朱德来从化，多是休养，因此，他的心情大多数时候都是轻松开朗的。期间，他和夫人康克清散步聊天，到附近的乡村视察，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看到百丈瀑的雄伟壮观，他题下了“山舞银蛇”的墨宝，见到流溪河水库的迤逦多姿，他写下了“湖长四十里，蜿蜒绕四周”的诗篇，得知温泉附近山野中有美丽的兰花，素喜兰花的他甚至带人驱车专程去寻觅。1969年10月，中共九大开完半年之后，朱德又一次来到从化。此次，朱德的心情与前几次截然不同。因为，进入垂暮之年的他，在政治上再次遭遇打击。在当权派的安排下，他被“紧急疏散”到从化。陪他一同来的，除了夫人康克清以外，还有李富春、蔡畅等人。来到从化之后的朱德，被严格限制了活动范围，不得随便去广州市区，不得随便与群众接触，甚至，连散步也不得超过温泉宾馆附近的“桥头警戒线”。如此安排，几乎相当于是软禁了。就这样，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朱德在这方寸之地，散着步，采着野菜，不知不觉度过了他在温泉的最后9个月时间。

其他元帅和将军们来从化的次数不多，但是，留下的故事却很值得回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紧张年代里一份难得的闲情雅致。1958年3月，聚集会神的人们正在温泉疗养院的电影院看着电影，忽然之间，一位眼尖的观众发现，坐在自己右前方的一个人好像很熟，再仔细一看，这位竟然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徐向前元帅。1959年1月，陈毅元帅来到从化温泉。其间，天性直率潇洒的他决定“微服”出游，只身带了几个随从便到附近的街市“私访”。小憩的间隙，《从化日报》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冒昧地提出了请他题写报名的要求。没想到，陈毅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就着匆匆忙忙准备的笔墨，元帅诗人挥毫写下了“从化日报”四个大字。1959年的某天，正在温泉疗养的粟裕和肖劲光忽然来了兴致，决定到温泉所在的街口镇逛逛街，于是，两位大将带着几个警卫就出发了。在简陋的小街上，他们慢慢地散着步，听着街坊们唱着委婉动听的粤曲，再踱到杂货店里买了几包豆豉，然后，像普通的游客一样不动声色地离开了。1961年的某天，温泉迎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不久，人们便在俱乐部里发现，这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原来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舞者。1970年的春节，在温泉疗养的董必武，偶遇到南方来治病的叶剑英。此时的叶参座正倍受当权派的冷落。为此，董必武赋诗一首以示慰藉。诗云：羊城农历岁云凋，满眼风光兴趣饶。破旧已无花上市，迎新将有艺如潮。曾经绚烂归平淡，不信怀柔与叫嚣。备战相逢岂易得，余生能乐几今宵。患难之中，战友相逢，个中滋味，唯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此情此景，足令人唏嘘不已。

（本文参考引用了以下资料：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朱德年谱》；陈乐中先生撰写《中南海冬都》；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情系南粤——老一辈革命家南粤纪行》、《中共名人在广东》；《从化文史资料》刊载“回忆中央首长及国际名人在广东从化温泉”系列口述史料和回忆文章，等等。在此一一表示感谢。）

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名人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