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

时间：2024-04-24

窦春芳+苗体君

【摘要】李德来中国前，仅有两次简单的军事经历，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把他请到中央苏区的，并在博古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成为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李德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独立房子”里按着地图指挥战斗，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长征的初期，他采取了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再次使中央红军损失惨重。黎平会议最终否定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战略方针。

【关键词】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中央苏区反“围剿”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长征占领贵州黎平县，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问题。黎平会议“经过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和的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①黎平会议也结束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领导。

一、李德来中国前简单的军事、革命经历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李德”是他在中国活动期间使用的名字，意思他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当年，李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活动期间，曾经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因此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曾称李德为“华夫”。

（一）两次简单的军事经历

1900年9月28日，李德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李德的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在李德6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随后李德被送进了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并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读书时，李德很勤奋，学习期间成绩一直不错，还获得了奖学金。1913年，李德被慕尼黑一所初等师范学校破格录取，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他加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18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作为一个列兵，李德上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并战斗在最前线。他在部队里仅仅呆了几个月时间，战争就结束了，他又回到学校继续读书。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一次军事经历。

1919年4月，李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李德被选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负责慕尼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同年，19岁的李德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在29天的街垒战中，李德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武装进行浴血奋战，因为李德有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所以他在街垒战中，显得异常出色。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二次军事经历，这次战斗给李德印象最深刻的是街垒战，后来他到了中国，常常把这段经历看作他的一种荣耀，也把城市街垒战的经验推广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最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

（二）三次被捕入狱的经历

第一次入狱后他被狱方误放而获得自由，后两次他成功越狱。第一次入狱是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李德被捕入狱，并在狱中关了整整三个月。1919年秋，李德逃亡到汉堡，并在汉堡加入了党组织。1921年初，李德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论著，还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的传记，但他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显得不屑一顾。1921年底，李德第二次被捕入狱，在狱中，李德联合狱中其他犯人，一起越狱，并获得了成功。1924年初，李德被调往德共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同年，李德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的女青年，并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两人便结成夫妻，这是李德的第一次婚姻。但好景不长，1926年秋，夫妻俩同时被捕入狱，3个月后，妻子奥尔加被释放，而李德却一直监禁到1928年4月，为了打发监狱中无聊的时光，李德开始自学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李德在战友与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又一次成功越狱。为了躲避抓捕，李德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德国共产党秘密将他送到了苏联。

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于1932年春毕业。

二、博古为何把李德作为“洋钦差”请到中央苏区来？

1932年春，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①李德携带奥地利护照，乘特别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来到哈尔滨，接着他在中国以旅行为名，开始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

1932年秋，李德从哈尔滨乘车到大连，然后又从大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李德同其他几位共产国际代表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这时的李德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又受着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尤尔特的领导，特别是共产国际驻华总军事顾问弗雷德“指示的束缚”。②后来又是谁让李德成为凌驾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的呢？这个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年仅24岁的博古。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出生在江苏无锡城内，“博古”是他留学苏联时使用的名字，是俄文“上帝”的音译。

大革命失败后，因为瞿秋白曾经以记者的身份在苏俄呆过，是较早接触苏俄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共早期党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之一，八七会议时，瞿秋白临危受命，28岁即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随着赴苏俄学习人员的增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新一拨“留苏派”开始崛起，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二十八个半”的头头就是倍受米夫青睐的王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迅速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在米夫支持下，中共中央的工作都由王明主持，他成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在去苏联前曾指定中共中央由博古负责。

李德一到中国，就表示坚决支持博古一派，并对博古等人大谈凯撒、拿破仑等西方军事学家，谈起正规战争时更是津津乐道，对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游击战，李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红军应该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并极力推行他的街垒战术，认为这一战术能有效地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军事观点与毛泽东严重分岐，使他与博古成了好朋友。

1933年1月初，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机关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经请示共产国际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人到达瑞金。博古等人从上海临出发前，要求李德也到江西苏区去，经请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得到同意。

博古为何要求李德到江西苏区去？其实是王明、博古等人想把持党在江西苏区的军事领导权，因他们自己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他们请来李德，以李德“洋钦差”的身份来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为李德做过翻译的王智涛回忆说：“李德原来不是共产国际正式的军事顾问，他只是被那位正式顾问派来打前站，为其进苏区探路作准备。但是李德到达后那位正式顾问却因故不能来了，这才由李德充当了顾问的角色，他在一段时间内仍得按上海的那位军事顾问的指示办事。”①这说明李德一开始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正式军事顾问。给李德当过翻译的伍修权也曾说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取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给他的，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在中国方面”。②李德自己也承认说“‘应中共中央之邀做军事顾问工作的，他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提出的，李德本人则认为此事应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几次发电报向莫斯科请示，直到得到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限定其职权范围为‘没有指示权力的指示后，李德才离沪潜入苏区，其时博古等早已先行进了苏区”。③

三、李德是如何成为凌驾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的？

博古到中央苏区后，正赶上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④正当博古手足无措时，李德来到中央根据地首府瑞金，时间是1933年9月，⑤从此，他也开始使用“李德”这个名字。

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洛甫亲自到李德的住处看望李德，对李德的到来表示极大的欢迎。为接待好这位“洋顾问”，在当时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广大红军指战员有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的艰苦条件下，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建了一个三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四周是稻田，在稻田里还专门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独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步行只需五分钟，“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⑥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两位高水平的翻译，并配备了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一整套服务人员，李德生活上的用品也都由总参管理局等部门特殊供应，有时李德还不满足，亲自去要。

到中央苏区后的李德对妇女有着极大的兴趣，据陈士榘上将后来回忆说：“李德刚来到部队，提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⑦博古知道后，对李德依然是言听计从，在博古还没有来得及办理时，李德出事了。

此时李德已经看上了在团中央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他“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⑧李德还不断地去找她，那位女同志的丈夫知道此事后，急忙向领导反映此事，对此有关领导对这位“洋钦差”也无可奈何。博古知道后，决定通过党组织，在红军女战士中郑重为李德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妻子，最后通过中央妇委物色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广东籍女子。肖月华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她反对嫁给李德，后来经过领导的多次说服动员，她以完成组织交办政治任务的态度，奉命与李德结婚。由此可见，博古对李德方方面面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的，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⑨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是博古，伍修权说：“我认为，李德自己并没有篡权，而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了他。”⑩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围剿”采纳的是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内参谋人的建议，即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战术，以慢慢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求消灭红军和摧毁根据地的目的。由于博古不懂军事，他让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后勤的组织等军事上极其重要的工作。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顺利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随后李德以独断专行的作风代替了原来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李德自己也就成了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十几万红军的命运就这样交给了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且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他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独立房子”里按着地图指挥战斗，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程。

四、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众叛亲离

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说李德刚到江西时，与朱德等军队指挥官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因为他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①其他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对李德的态度也很好。

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李德推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推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李德极力推行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短促突击”、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方针，完全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游击战术。李德、博古二人还一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在李德、博古的授意下，“1934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②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李德要求红军与国民党部队进行大兵团作战，打大仗，他甚至认为红军是有机会攻取长沙、福州那样的大城市的。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几乎都要损失2000—3000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到敌人手中，引起了许多指挥员的抱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队的指挥员开始与李德发生争执。“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对李德的做法他们敢于提出意见，而其他“许多别的指挥员都不愿意公开表态，他们害怕遭到非难”。刘伯承也曾经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与李德算是校友，学院出身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许多问题上公开质疑李德，“有一天李德大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③ 足见当时李德的飞扬跋扈。

李德的瞎指挥，导致彭德怀指挥的第3军团损失最大，“彭德怀对李德等人在军事上死板的、教条的指挥十分不满。”1934年4月1日，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写信，“建议组织几个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敌人大后方进行扰乱，破坏联络，捉土豪，征集款项等，以解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但“李德等对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仍不予采纳，继续推行一套不切实际的作战方针”。④

4月28日，广昌战役失败，彭德怀对在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的李德和博古十分恼火，当面批评李德说：“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5年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⑤当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话翻译给李德后，“李德暴跳如雷，连声大吼：‘封建！封建！你是因为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倔强的彭德怀回骂：‘你无耻”。⑥聂荣臻对李德也十分不满，他回忆说，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受巨大损失。”⑦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在长征的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在军事指挥上，李德又采取了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当年，李德刚到中央苏区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力已有八万多人”，⑧当红军长征渡过湘江时，“只剩下三万多人”。⑨所以黎平会议否定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战略方针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窦春芳：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苗体君：广东海洋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71-172页。

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

② [德]李德：《中国纪事》，转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①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第323页。

②《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第6页。

③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第232页。

④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24页。

⑤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第242页。

⑥[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5页。

⑦转引自于继增：《李德在中国的婚恋传奇》，《文史精华》2009年第3期，第36页。

⑧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