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革时代经济战略散议

◎左传长

（左传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博士、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民革北京市委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责编 张栋）

一、推进 “强国富民”新战略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实践，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提高。但也不可避免地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典型特征的 “三高”现象：一是财政税费收入占GDP比重过高，即国民经济宏观税赋较高；二是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占比较高；三是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业发展。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有专家会说，北欧一些国家的宏观税负也很高，但人家对应的是高福利，而我们则是高税负、低保障。高税负有可能压抑经济增长潜力，面对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持续调控，地方财政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三高现象”是现有财税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我国1994年包括分税制改革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但现在也面临进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契机。在不改变中央地方分税的主体制度框架下，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税收分享的税种和比重，在总体上降低宏观税负、释放经济发展潜能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来源，降低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与地方政府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创造条件。应当认识到，适当降低税率水平，会相应扩大税基，总体税收可能会不降反升，这是当年美国里根政府所依据的供给学派经济学中拉弗曲线所揭示的道理。当然，我们也要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积累的大量财政资源，以及近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大量央企所积累的国有资产等强大优势，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化利用，积极推进“强国富民”新战略，利用中央财政资源增强关键领域的国家公共支出，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和战略空间开拓能力建设、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等。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为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创造良好环境。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较大。低收入人群对应的恩格尔系数高，收入提高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会显著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对扩大生存型消费需求成效显著；而高收入人群对应的恩格尔系数低，边际消费倾向提升较难，要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关键是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扩大质量型或品质型消费规模。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让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随着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投资乘数也会提高，也就是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会相应增强，形成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持续健康发展。

二、创建战略空间新格局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多元立体的对外开放战略空间新格局。

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也在经济分化重组。欧美发达国家面临危机，市场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的产品出口形成压力；东亚经济潜在合作前景因各种历史政治因素而遭受损失；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基于国际共同利益和相互间经济互补性而成为我国新的国际战略支撑，但这些国家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等难题；非洲、东盟、拉美国家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但也面临西方强国的战略挤压和新兴国家竞争压力，中东乱局对我国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以国家和国民整体利益为目标，立足全球、着眼长远，针对不同国家建立不同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明确各种利益目标选项优先顺序，建立 “菜单式”选择和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构建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为我国经济发展开拓资源保障和投资贸易新空间。

新的战略空间开拓也包括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塑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战略新环境，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与繁荣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更为关键的是构建创新驱动的经济运行模式，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和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体制和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和技术创新，创建我国经济的动态比较优势，避免因为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而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后的经济增长滑落甚至经济衰退。创新不但包括体制和技术两个方面，也包括持续改进的微创新和革命性的巨创新，政策创新的主体在政府，市场创新的主体在企业。对企业而言，既鼓励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做大做强，也要改进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大量中小微企业健康繁荣发展。同时要避免国企、民企对立的思维惯性，强调混合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应当认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为促进我国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我国制定了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等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在文化创意、海洋经济甚至太空经济方面有所推进，有助于形成 “7+3”的新兴产业发展格局。当然创新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光伏发电等产业由于遭受欧美市场的挤压而面临很大的困难，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国际谈判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同时要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同时鼓励收购兼并和资产重组，促进优势产业发展，并有效避免劣势企业破产倒闭所造成的负面冲击。

三、开创改革发展新时代

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挑战和机遇。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趋于减少，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社会建设，形成 “PPP”（Public-Profitable-Philanthropic）即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支撑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局面。要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改革手段，重整地方财政债务，使地方经济发展纳入健康轨道。积极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将养老事业发展作为与教育同等重要的民生领域，通过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和谐与民生安康。将养老等民生工程与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相结合。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通过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大城市之间的互通互联，培育城区集群发展，培育打造经济增长极；中等城市应成为吸纳人口和产业集中的主要新兴载体；小城镇应适当集约发展，培育产业发展能力，并通过引进市场机制促进土地资源的有序流动和优化利用，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资源性城市转型以及棚户区改造等要与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部署相匹配，通过改革创新促进接续替代产业健康发展，形成产城互动，避免有城无产的“鬼城”，也要吸取美国底特律因产业单一而破产衰败的教训。对于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的地区要通过资源调配和人口转移进行统筹优化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存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面临独立货币政策、相对稳定的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当前我国汇率机制不够灵活，国际资本流动又是大势所趋，为了取得相对独立而有效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需要对汇率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也要预防国际资本双向流动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从中长期看，也要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重要战略部署，在国际经济金融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当前美元金融霸权因陷入国内政策目标与国际责任相冲突的“特里芬之谜”而地位受挫，欧元因应对危机的财政刺激政策与其所赖以建立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相悖而面临困境，日本 “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政策”也未能扭转经济颓势。在国际货币乱局中，人民币要顺势而为，走向国际，有所担当，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从短期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个人建议应对年初制订的 “稳健货币、积极财政”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适当调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为经济增长、改革发展、结构升级等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给货币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一个更活跃的空间；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注重防范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