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记忆和俗世的荣光

谢　泳

我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持了一个纪念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不久,就传来了季羡林去逝的消息,许多报纸、杂志要我就此谈谈自己的感想,我都推辞了。倒不是自己无话可说,而是感觉世道日薄,在历史的选择中,我们为什么总是对那些真正给历史留下记忆的东西不加珍惜,而对俗世的荣光倒很看重。我想起了储安平和季羡林。

季羡林是1911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上世纪40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时,季羡林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政府留学政策的,这样的文章,季羡林后来没再写过。上世纪30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当时季羡林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发表这篇文章时,将季羡林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羡林已在德国。季羡林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少为人注意了。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自由。”

季羡林后来与储安平的关系,我不很清楚,但想到知识分子在时代转移之际的选择,还是很有感慨。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表达过,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他认为“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储安平就是一个拙者,但也是一个贤者,我认为历史更应该纪念的是他。

我们不好判断季羡林1949年后的顺应时代,是不是完全发自内心,但他选择了完全认同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却是一个基本事实。1955年底,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了配合将要召开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搞了好几个调查报告,其中对北京大学的调查,主要在文、史、哲三系,当时统战部按自己对新旧知识分子的理解分类,把季羡林划分在进步知识分子一类中,报告里有这样的话:“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收新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约有54人,以季羡林为代表。季羡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在同一个调查报告中,钱锺书被划在“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里。

个人在历史变革中的选择,自有他们的道理,后人一般不好对这种选择妄加评论,但后人对这种选择中体现出的个人道德和人格,却有保持自己看法的权利。

在储安平和季羡林的人生选择中,更具永恒价值的可能还是储安平,真正纪念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摘自《sohu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