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探寻历史的真谛——万斌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性思考

王学川

提 要：万斌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较早进行了系统而集中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其历史哲学学术思想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历史主客体理论、历史动力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社会调节机制论等方面。其中，历史主客体理论的领先性探索，奠定了历史哲学体系构建的人学基础；历史动力论问题上较早提出的综合动力说，是一种富有新意的见解；历史价值论的开拓性研究，构成了历史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审美论的初步探讨，揭开了历史哲学研究的一个崭新论域；社会调节机制论的深入研究，为历史哲学结合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重要契合点。其历史哲学思想的基本特色是理论彻底性和变革现实性的内在统一。

万斌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浙江大学教授，是改革开放后国内较早系统而集中地展开历史哲学研究、并构建了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学术体系的学者。其历史哲学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万斌文集》第三卷中。2020 年8 月1 日，先生因病不幸离世。在此，笔者梳理了先生历史哲学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色，以寄托思念。

一、历史哲学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在理论界拨乱反正的大潮下，先生是国内学界较早地潜心投入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之一。他孜孜追求的是，怎样遵循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从哲学层面揭示历史的本质，建构起一种同人类总体实践相吻合，体现着人类对社会历史最一般性质和规律的最高认识的历史哲学体系。其实，在他着手研究历史哲学之前，已有了一些学术上的历练和积累，在政治学、法理学、社会学等方面都有过涉及和建树。例如：早在1979 年，先生还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以第一作者身份与一位同学合作撰写了一篇《试论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根源》论文，发表在《哲学研究》该年第2 期上，引起了国内理论界乃至海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响。此后，他在短短几年内接连出版了《论社会主义民主》《论社会主义自由》《法理学》《论社会主义文明》等四部著作。通过这些研究，他明白了一个深刻道理：“民主、自由、法、文明”等，是四个密切相关而又有逻辑联系的问题。但他觉得，自己通过对“民主、自由、法、文明”等四个问题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些研究毕竟只是对于社会历史某个领域的哲学思考，还没有能够做到在宏观上再现社会历史的整体图景和发展演进的内在节奏。这就引导他由点到面、由窄到宽地进行深入研究，力求达到理论升华和融通，由此便自然过渡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

但历史哲学研究遇到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国内学界虽有一些零散的研究和成果，但自成体系的研究和成果尚不多见。1992 年，先生撰写和出版了《历史哲学论纲》一书，是国内较早系统而集中地展开历史哲学研究，并构建了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体系的一本著作。该书约22 万字，分6 章18 节。2008 年，先生与笔者在原书基础上又把在那些年里不断耕耘、不懈努力而取得的诸多成果吸纳、增补进去，出版了《历史哲学》一书。全书49 万字，分10 章28 节，在核心内容和论证深度上都较前有了明显的进展。例如：“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历史方法论”“历史认识的本质特征”等几章内容都是新添加的。该书于2009 年获得了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1 年，先生又与笔者合作出版了《社会调节机制论》一书，28 万字，分18 章61 节，是作为原《历史哲学》一书中第九章“历史调节机制论”之内容的完整展开和全面细化。自《历史哲学》出版后，先生也一直笔耕不辍，没有停歇过对历史哲学的探索，后来又陆续发表了《历史镜像中的公民意识》《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法治的道德基础》《论文明与宽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看社会建设中现实个人的主体性存在》《人权与法治关系辨析》《论人权“社会性”的内在逻辑和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浙江精神的演进》等几十篇重要论文。这些历史哲学研究的系列成果，可以说已构建成了一种较为新颖和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并且能够逻辑融洽、自圆其说。

先生的历史哲学研究在我国这个学术领域里的领先地位和开拓性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研究起步时间较早并且持续时间较长，他的研究在同类研究中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和突出贡献。从1992 年出版《历史哲学论纲》著作起，直到2020 年离世，在前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理论探索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第二，研究范围和论域的开拓，有力地促进了历史哲学体系建设的系统化和完善。例如：他对“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社会调节机制论”等研究视域的大胆开拓，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国内历史哲学研究的某些空白。第三，研究深度的推进，有力地将该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和新水平。例如：先生是国内率先从人学原理视角去系统地研究历史主客体理论的学者，尤其是对历史主体的详尽探讨，为整个新的历史哲学体系的建构铺垫了深厚的人学基础，也在基本原理上使得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三者的统一和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三者的统一在逻辑上具有了合理的铺延和拓展。第四，对历史哲学理论结合社会现实之生长点的长期探索，为历史哲学研究与发展带来了一股新的生机和活力。例如：他对社会调节机制论的全面深入探讨，既是历史哲学之理论创新的需要，更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迫切要求。

二、历史哲学学术思想的主要内涵

（一）历史主客体理论的领先性探索，奠定了历史哲学体系构建的人学基础

历史哲学就其研究范围、内容和性质来说，既要以历史现象本身作为对象和前提，但又不能满足于历史表层，而必须从历史主客体理论的视角出发，去把握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本质的根本观点在于：历史就是人类劳动或实践活动史，而劳动或实践活动史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是历史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无限动态过程，因而历史主客体理论的探讨就成为历史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第一，对历史主体的探讨，不仅作了共时性考察、历时性考察，而且别开生面地作了发生学的考察，这就突破了理论界当时对历史主体的一般认识水平。先生认为，首先，历史主体的共时性考察，揭示了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着的人，在逻辑上必然内含了主体的基本规定和属性。这种基本规定和属性将作为主体的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其本质通过在与历史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充分完整地展现出三个特征，即历史主体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是目的、手段、对象的统一，是真、善、美的统一。其次，历史主体的历时性考察，揭示了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着的人，随着历史活动的发展，在与历史客体的关系也在不断开拓和深化，必然逻辑地经历相应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差异，显示出历史主体经历着某种演变过程。历史主体在时间中演化的大致过程是沿着自在主体、自立主体、自为主体的方向发展。第三，历史主体的发生学考察，揭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形成和相应的社会建构经历了三个具有根本性变革意义的阶段或环节，即人从自然界的提升、个体自我的形成、自我意识的确立。“人只有通过对自身和自身活动的反思，才能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真正按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从而由受动的客体上升为能动的主体，由盲目自发走向自由自觉。同时，人也只有通过自我意识，才能反思和改造自身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明确追求的目标和人生的价值，并以此为准绳，达到‘自我控制’、‘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向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迈进。”①万斌：《历史哲学论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78 页。

第二，对历史客体的探讨中，不仅采用和完善了横向考察，而且引入纵向考察方法，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深入分析。当时理论界对历史客体的探讨比较多于横向的考察，而少于纵向的考察，这就难于比较详尽地论述历史客体的诸多层面和动态发展。先生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一是对历史客体进行横向考察时，在分析“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社会意识”“社会共同体”的同时，还补充了“生活方式”一节。这样做不仅可以使人们对历史客体的构成内容较易于获得全面、深刻、整体的理解，而且使人们感到历史哲学并不是远离现实的玄学，而是基于生活、有助于指导生活的哲理。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生活方式问题便日益引起我国理论界的重视。但在学理上明确提出把生活方式范畴作为历史客体的重要部分和要素，并对其基本含义、形成、演变机制及其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加以详尽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刻意求新。先生认为，在历史哲学中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应该是在广义上来使用的，即包含着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和社会（狭义）生活方式这三类。“生活方式的演变和更替，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不断进步的历史趋势。”①万斌：《历史哲学论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1、119、31、156 页。二是在对历史客体进行纵向考察时，力求从自然与社会、历史活动、社会与人三个相互贯通的层面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作用的视角，综合地动态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客体，揭示其逻辑结构和发展规律。这样做，是一种独到的见解，因为对历史客体的纵向结构三个层面及其依次递进内在关系的揭示，是有其客观依据的，“绝不是任意的推演，它不过是社会在其丰富的规定中得到展开的历史辩证法的观念表现”②万斌：《历史哲学论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1、119、31、156 页。。

第三，对历史主客体的总体性关系之表现的探讨中，不仅阐述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三者的统一关系，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三者的统一关系。应该说，这是两个虽相互关联但又不同向度的探讨。前者在理论界已是普遍的共识，但后者相对而言却研究不深、论述不多。先生认为，首先，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三者的统一关系，标示着历史哲学作为历史观，既是历史本体论（即历史本质及其规律的逻辑再现），同时又是历史认识论（即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人对于以人为主体的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还是历史方法论（即贯穿、指引一切历史研究的基本的和普遍适用的方法）；其次，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三者的统一关系，进一步标示着历史哲学“在承认历史本体客观性的根本性前提之下，突出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能动地位，反思人类合规律、合目的、合享受地创造属人理想社会的历史过程，在历史观领域实现知、情、意，真、善、美的内在统一”③万斌：《历史哲学论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1、119、31、156 页。。

（二）历史动力论问题上较早提出的综合动力说，提出了一种富有新意的见解

社会历史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因此既要考察各种社会因素自身的活动及其变化，又要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交互作用，这才是研究社会历史动力的正途。但从一种单一（单项、单向）动力说到综合动力说，无疑是理论上的进步与提升。与当时国内有的学者仅仅从客观的或外在的方面来界定社会历史动力的观点不同，先生认为，社会历史动力应该包括主观的与客观的或内在的与外在的两个方面。

其一，是客观的、外在的历史动力，“一般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矛盾运动。在这种历史动力的诸多因素中，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因素是更有力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以经济为中轴和基础的现实物质条件，不仅孕育产生了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道德观念，而且把它们置于广阔的社会现实环境中加以矫正和修改，使之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道德观念以及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否认经济的物质的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性的决定作用，或者把这种决定作用绝对化为社会历史演进的唯一动力，都是有失偏颇的”④万斌：《历史哲学论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1、119、31、156 页。。

其二，是主观的、内在的历史动力，一般包括需要、利益、价值及由此三者融合而表现出来的目的、意志力量等要素。先生认为，需要、利益、价值作为社会历史演进的决定因素，实质上都可归结为人的主体性作用，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指令和意志力量。所谓人的需要是“人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而对外部世界产生的一种依赖和追求状态，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能动关系的内在化”，“需要作为人的本性和人表现自己的内在欲望和冲动，也就构成人的活动的原动力，并且外化为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所谓利益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决定因素，作为某种社会历史共同体的整体需要，构成归属这个共同体的各个个体的利益。利益的共同性构成不同主体目的与行动一致性的前提。所谓价值范畴，更能体现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属人的本性，是人这一自由的、有创造力的生物的万能性的表现”。①万斌：《历史哲学论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5 页。由社会物质生活客观地决定的需要和利益，便构成价值的基础和内容，并作为主体价值目标，启动和规定着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主体又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改造外部环境和自身，形成新的需要和利益，建构起新的价值关系和价值目标，从而冲破原有的自然历史局限，扩大人类活动的范围和质量，推进社会历史行程。

可见，这种综合动力说显然是源于和运用了马克思的“两个尺度”的思想，即“主体的内在尺度”（价值尺度）与“客体尺度”（科学尺度）的内在统一的思想。据此，先生把历史动力的运行方式即历史动力作用于社会历史的方式归结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文明进化两大类型。前者是历史动力外在的、客观的运行方式，后者则是历史动力的内在的、主体的运行方式。因为历史客体的运行与进化必然源于历史主体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是历史主体借以发展和实现自身的方式，而历史客体的运行与进化又必然转化为历史主体文明素质的积存和丰富。应该说，综合动力说的这种辩证分析方法无疑是正确的，而且颇见理论功力。

（三）历史价值论的开拓性研究，构成了历史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开展历史价值论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历史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深化对历史哲学的本质及其当代性的理解。历史价值论旨在揭示主体是如何以“价值的方式”来对待“历史”的，回答历史价值的本质以及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历史价值活动有哪些类型和规律、历史评价的合理性依据何在等问题。历史价值论之所以不可或缺、不能替代，盖由于人类的历史活动离不开“价值”的关照和引领。主体除了以实践的方式、认识的方式、审美的方式对待历史客体，必然还要以价值的方式来对待。因此，历史价值论的研究对象、范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价值及其评价。②参见万斌、王学川：《历史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304 页。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者排尿方式调查表和应用间歇导尿影响因素的调查表，内容包括脊髓损伤者的基本信息、排尿方式和应用间歇导尿的状况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调查者以问卷为基础，与被调查者交谈，充分讲解问卷中各项问题及填表要求，使患者完全理解后填写，并当场回收调查表。共发放76份，回收有效问卷76份，回收有效率100%。

可是，过去长时期来国内理论界对历史价值论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而缺少历史价值论这一块毕竟影响到历史哲学体系的构建，导致其内容缺环或不完整性。当时，在国内已出版的“历史哲学”著作中，几乎难觅“历史价值论”的章节。有的哲学著作中虽提及了历史价值论这一概念，但由于都没能展开，无论在系统性方面还是理论深度上恐怕都远远不够。先生的开拓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生成论和功能论两个视角出发，深刻揭示了历史价值的本质。先生认为，历史价值是历史作为客体对于主体人的作用与意义。这种简洁表述无疑是正确的，却还不够深入彻底，因此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和辩证法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前者把历史价值问题与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联结起来，从生成根源上揭示了历史价值的本质；后者把历史价值问题与人的现实存在方式联结起来，从功能特性上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价值的本质。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因而，从生成方面看，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从功能方面看，历史价值则是历史客体对于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的作用和意义。应该说，上述两种角度的考察也是相互关联和互相补充的，这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历史价值之本质的理解。

第二，从认识活动、创造活动、实现活动三种类型划分出发，科学界定了历史价值活动及其规律。先生认为，历史价值活动是指在社会历史中的人的生命存在和优化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是历史主体作用于历史客体的双向运动的对象化过程及其结果。人的历史价值活动就是价值的运动过程，是从自在价值到自为价值，再到创造价值，再到实现价值的过程。因此，历史价值活动包括历史价值认识活动、历史价值创造活动和历史价值实现活动三种类型或者说三个阶段。此外，先生还断定历史价值活动是遵循一定规律进行的，因而有必要探讨历史价值活动的一般规律。但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和能力不足，仅仅有选择性地剖析了三条极有代表性的历史价值活动规律，即“人们的价值生活决定人们的价值意识”“历史价值活动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价值活动过程是发展与代价的统一”等，并没有梳理归纳出更多的规律，也没有全面展开论述。

第三，通过对历史评价的结构和过程、历史评价的尺度体系、历史评价的合理性等问题的分析，确立了历史评价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理想模型。当时，国内理论界对历史评价论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发表论文不多，专著尚未出版，是一块亟待开拓的理论园地。先生认为，所谓历史评价是指主体根据人的需要对历史客体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做出价值判断。它贯穿于历史价值活动过程的始终，无论在活动开始之前，还是在活动进行过程中，乃至活动结果呈现之后，历史评价都是不可或缺的。①参见万斌、王学川：《历史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341 页。首先，从历史评价活动的横向结构来看，含有历史评价主体、历史评价客体、历史评价中介系统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其次，从历史评价活动的动态过程来看，往往要经过明确评价目的，获取评价信息、确定评价尺度、形成评价判断、检验评价结果五个阶段和环节。第三，历史评价尺度是指主体从自身特定的需要、利益等内在价值尺度出发判定历史客体及其变化是否具有价值、价值大小的标准、模式。历史评价尺度体系在较高层面上由生产力、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尺度组成。第四，提出了一个历史评价合理性的理想模型，能够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乎人情与合乎理性的统一，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这样对“合理性”的诠释，应该说是既综合了当时国内学者已有的较有代表性的理解和界定，又独到地有意凸显了“合理性”在现实与理想之关系上的必要张力。

（四）历史审美论的初步探讨，揭开了历史哲学研究的一个崭新论域

历史审美论通过回答历史审美的本质以及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历史审美活动的规律何在等问题，来揭示主体是如何以“审美的方式”来对待“历史”的。先生勇于涉足历史审美论研究的领域，不仅是由于其构建历史哲学体系之内容完整性的需要，也是为了在现实社会中可以为国民的审美教育提供一种学理支撑，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做出应有贡献。可是，当时国内理论界很少有人系统研究过历史审美论问题，几乎是一个学术空白。先生认为，历史审美论正是探讨主体如何把“历史”作为客体审美对象予以美学审视和价值评判，从而达到直观和领悟历史活动中的美的感受和自由超越性的一门新兴学科。历史审美论研究，要对历史审美的发生发展、本质、层次形态、运行机制和规律等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分析和概括。先生力图通过自己的率先探讨，形成历史审美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框架，为后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路。

第一，在历史美的本质与特征问题上的独到诠释，既依赖逻辑论证推理，也符合历史真实。先生认为，所谓历史美就是包括或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能够引起人们的愉悦情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形象。从本质上说，历史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确证和展现。人类在历史活动中按照美的规律不断地显示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创造着历史美。因而，历史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高度凝聚。历史是美的一种载体，美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因素。我们倘要完整地把握历史就必须正视美这一对象性存在。历史与美的关系确乎是内在的、相当紧密的。而且历史美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完全可以按美的规律来予以把握。历史美可分为历史的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类。历史美具有的三个根本特征是广博性、可感知性、情感性。应该说，这样对历史美的本质与特征之诠释，不仅是完全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也是与历史美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与发展的真实状况相符合的。

第二，对历史审美活动的分析，形成了对其活动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和深入的理解。先生认为，所谓历史审美活动是指把“历史”作为客体审美对象予以美学审视和价值评判的过程。历史审美活动是在人类漫长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历史审美意识和能力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历史审美的本质就是在人们创造的历史中审视人类的本质力量。先生还把历史审美活动的研究落脚在如何开展历史审美教育活动上。认为历史审美教育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造就完整人格，引领人们进入精神家园，促进人们营造和谐环境等。其主要任务是向人们展现历史美，让人们在品味、享受历史美的同时，逐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崇高的审美理想，锻炼较强的审美能力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培养一代审美新人。①参见万斌、王学川：《历史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374 页。

（五）社会调节机制论的深入研究，为历史哲学结合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重要契合点

社会调节机制是指以社会发展需要为目标，整合社会的各种资源来防控和调节社会矛盾及冲突，实现社会合理有序、良性运行的一种自组织系统。有关它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之理论创新的需要，更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伟大实践的迫切要求。可是，国内理论界过去对它的研究没有引起普遍的足够重视，学者虽有些零散的探讨，但都不够系统和深入。早在1992年，先生在《历史哲学论纲》一书中就辟了“社会历史调节机制”专章，下列三节：“法的理性调节”“道德的情感调节”“宗教的信仰调节”来论述。但当时对之既没有能够深入展开，也没有能够覆盖社会调节的其他方式或手段，显得不够系统和全面。后来，2011 年出版的《社会调节机制论》一书中，在内容上就不仅有对社会调节机制的发生、内涵、本质、特征、内在结构、基本功能、运行过程、发展趋势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且也添补为“经济调节、法的调节、政治调节、道德调节、艺术调节、宗教调节、社会舆论调节”等七章作为社会调节方式或手段。由此初步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节机制理论框架。该书出版是国内该问题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第一，对社会调节机制的发生学考察。先生认为，社会调节机制的产生及其必要性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它既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又服务于人的实践活动。原始社会已存在各种禁忌和礼仪，虽具有自发性、非理性和零碎化，却已是社会调节机制的雏形。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社会调节主体即国家的确立、社会调节主导观念即意识形态的构建，分别奠定了社会调节机制之全面完整形成的主体基础与思想依据。社会调节机制的发生，经过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少数形式到完整系统确立的历史过程。当时，这种采用发生学方法，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来揭示社会调节机制的发生轨迹，应该是学理上的一种大胆尝试。

第二，对社会调节机制的七种基本形式及其不同特点的探讨。先生认为，社会调节机制包含了经济调节、法的调节、政治调节、道德调节、艺术调节、宗教调节、社会舆论调节等七种基本形式。它们的性质和职能各异，但大目标则相同，面对当今更加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必须综合起来发挥作用才能见效。同时，还要揭示传统的社会调节机制是如何过渡到当代社会的新颖形式的，特别是要关注和凸显在现代社会中诸如宽容、妥协、契约等软性社会调节形式的作用。

第三，前瞻性地探讨了社会调节机制的未来发展趋势。先生认为，我国社会调节机制在未来的发展，将会在其基础、结构、功能、目标等方面都发生符合时代发展特征的与时俱进的重要变化。在理论基础上，由以突出阶级性为核心向以强调人民性为核心转变，充分保证它的合法性；在形态结构上，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由封闭向开放转变，充分体现它的创新性；在基本功能上，由偏重理论解释论证向强调实践操作转变，充分体现它的实践性；在根本目的上，由传统的维护经济增长、社会安定向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转变，充分体现它的人本性。①参见万斌、王学川：《社会调节机制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80 页。

三、历史哲学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色

先生就学术研究曾在《万斌文集》自序中说：“我的科研工作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惊人成绩，但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即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其变化，并尽可能地对其作出深层次的理性思考。”②《万斌文集》（第一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版，第6 页。笔者觉得，这番话不仅表明了先生在一生学术追求上始终抱着一种严谨而谦逊的态度，也是我们理解其历史哲学思想之基本特色的一把锁钥。概言之，其基本特色就在于理论彻底性与变革现实性的内在统一。

所谓理论彻底性，是指某种哲学理论只有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根本，把握其内在本质与规律，才能保持理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并形成系统、准确、完整、辩证的理论阐述。这个提法，可以溯源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的经典名句：“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9 页。无疑，这表明了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理论的性质与宗旨的一个根本要求。笔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先生构建的历史哲学体系就具备了理论彻底性的特征，因为它正是把握到了“人本身”的一种哲学理论。因为它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逻辑起点，以历史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为中轴，说明了由人的历史活动所引发的人对社会的生存和社会对人的生成的内在统一，严格依据历史主客体分化与统一和同步进化的思维方式和原则，来开启自身的一系列逻辑铺陈的。而且，它同时又坚持把整个体系落脚在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上，从而形成了一条贯穿到底的逻辑链条。笔者认为，这种坚持以人的实践活动为逻辑起点，以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论旨归来建构的历史哲学体系构想，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彻底性”思想和观点的。

所谓变革现实性，是指某种哲学理论只有指向现实、指导实践，重视和关切自身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通过理性反思能够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才能真正体现时代精神的发展，实现理论自身的存在价值。这个提法，可以说源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1 页。这也是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理论的性质与宗旨的另一条根本要求。笔者认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构建的历史哲学体系具备了变革现实性，因为它正是一种既服务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哲学理论。如前所述，它在体系构成上，既强调和探索了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三者内在统一的向度，又坚持和贯彻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三者内在统一的向度，由此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经纬分衍的体系构架和反思触角，就是用来系统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来服务于实践和指导实践的。再如：先生多年来对社会调节机制论研究的坚持不懈和热衷不改，也表明了他在学术上一直主张和倡导学者应将视野投向广阔的现实社会，把哲学回归到现实生活世界，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此外，先生在担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曾主持多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出版过诸如《浙江改革开放20 年的理性思考》《学者视野中的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等多部著作，这些无不是通过他的理性思考与研究成果来服务于社会和实践的。

可见，坚持理论彻底性与变革现实性的内在统一，使得先生的历史哲学思想具有了自己的创新特色。而这些创新特色的获得，则是与他一生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较强的创新意识和掌握运用了较为先进的科研方法等完全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