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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物主义政治哲思——万斌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先行探索

时间:2024-04-24

罗许成 吴弈晟

提 要:万斌先生的政治学致思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指导,不仅极大提升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哲学意境,而且以新唯物主义定位了政治哲学之“哲学”,以“人类社会”解放政治定向了政治哲学之“政治”,自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一派。先生以新唯物主义为哲学指导,通过主体性、实践和物质生产的哲学思维和分析方法,在个人与社会、结构与功能、观念史与实践史、现实性与超越性、真善美的价值等相统一基础上,形成了富有个性特色的政治哲思学术理路,展示了政治哲思一系列极富思想原创性的真知灼见,向后学者开辟出了一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研究正道。

万斌先生是已故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较早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创立的重要先行者,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后恢复和发展政治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对于新时期我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先生的政治学致思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渗透,不仅极大提升其政治哲思的哲学意境,而且以新唯物主义定位了政治哲学之“哲学”,以“人类社会”解放政治定向了政治哲学之“政治”,构筑起了自身个性特色的政治哲思学术理路,展示了极富思想原创性的真知灼见,自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一派,向后学者开辟出了一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研究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时代是对哲学思想评价的历时性向度,而思想谱系是哲学思想评价的共时性向度。由此,我们置身于政治哲学的学术谱系之中,在政治哲学“继往思、开来学”的意义上,来阅读和品味先生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对先生最深刻的纪念。

一、学术谱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先生在其《政治哲学》论著的绪论中指出:“在政治哲学中,人们已经借助于哲学所固有的超越感性表象的理性抽象能力,达到了对政治内在本质和一般法则的超验的普遍理性的认识。”①万斌:《政治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 页。这表明先生对“何为政治哲学”有着自己的独到的理解,先生的政治哲学“开辟了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和新领域,拓展了人们认识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视野”②白桦:《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万斌著〈政治哲学〉述论》,《浙江社会科学》,1997 年第1 期。。此一评价,十分中肯。

然而,先生的政治哲思既不是冠以政治哲学之名的政治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论说或西方政治思想的引介,也不是以政治哲学为学术祈向,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为对象的政治哲学,更不是借助西方特有的批判现代性或伦理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而介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政治哲学。先生独辟蹊径,守新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之“正”,创为政治生活和政治问题哲思之“新”,系统和深入地探讨了政治学中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呈现了政治哲学研究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意境或哲学品格。因此,先生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学术价值,必须在政治哲学思想谱系的大视野中管窥。

从政治的观念史看,学界对政治哲学学术谱系的认识,肇始于提出并讨论“何为政治哲学”的问题。斯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核心定义表示了两种界定方式:一是用哲学的方法来处理政治生活,一是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哲学问题。他把政治哲学界定为:为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探究政治事物或政治现象的本性和规律,进而获得相应的普遍而善的知识和真理。就此定义,政治哲学便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即规范性与事实性,或曰理想性和现实性;而规范性与现实性似乎也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然而,从政治的实践史看,政治哲学思想谱系,肇因于不同思想家们对自身所处的现实政治生活的不同理解或反思。实际上,任何一个反思者,只要触及到政治生活的根本性和历史性的问题,都会形而上地呈现出其致思的哲学意境。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呈现?这也影响人们对政治哲学谱系的认识。第一,思想家们是怎样看待哲学生活,是把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本质上看成是一体的,还是把哲学生活看成是高于政治生活?第二,思想家们是怎样对待现实政治生活,是出于“自由”的理想价值的批判性的反思,还是出于“正义”的理想价值的规范性辩护?第三,思想家们以何种哲学来处理政治生活,又是以何种政治来构筑一种政治的哲学?第四,思想家们以怎样历史态度来对待社会历史,是游离社会历史,还是现实地、革命地对待社会历史?

根据哲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的不同,政治哲学可分为辩护一种哲学生活的政治哲学和批判某种政治的政治哲学;根据阶级革命及其性质的不同,政治哲学可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自然法政治哲学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根据对待现代性及其偏弊的思想态度的不同,政治哲学可分为批判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和建构现代性的政治哲学;根据学术地域及其关注重点的不同,政治哲学被划分为欧陆政治哲学和英美政治哲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不同,既有从无产阶级革命辩护中演绎出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又有由西方现代性批判延展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等。尽管这些政治哲学谱系性的划界,显得粗糙,也很难全面反映各种政治哲学派系的性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作为探究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秩序之普遍真理的政治哲学,如果要对政治哲学进行谱系性认识,一定要抓住一个首要的而且是关键性的问题,即何种“哲学”与何种“政治”的政治哲学问题。

无论是用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生活,还是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完全是一体的。马克思针对以往的各种所谓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错谬和反动性,抓住的便是何种哲学与何种政治这个关键性问题。在哲学上,马克思明确提出要“消灭哲学”,即批判和消灭立足于“市民”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马克思申言的新唯物主义是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政治上,马克思把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导向揭示其历史基础的轨道上来,公开宣布,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从人类解放的立场来看待哲学的本质、使命和终极目的。马克思于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申明:“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6 页。政治生活的新唯物主义之思,现实政治生活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政治之辩,正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本质、使命和终极目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分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实性维度,它表示了一种不再局限于“市民社会”内部的伦理主义路向,而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革命)的批判性路向;马克思的整个社会主义理论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却堪称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哲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维度,它表示了一种不再局限于价值规范兑现于现实的路向,而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现实应当趋向思想”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路向。由此,马克思与西方近代思想家们的政治哲学就在“立足点”上分道扬镳了。如果说自马基雅维利以降的西方政治哲学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是立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再在伦理上来论述自由、权利、契约、平等、正义诸种价值规范,而是将这些价值规范的说明,改换为对它们的历史基础的揭示和批判,因而在知识或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在马克思那里融为一体。然而,这些价值规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并不是空场的,这些价值规范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及其国家政治生活并不是不重要;尤其是当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现实时,为何需要这些价值规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因此,已经成为政治学内容体系的诸种价值规范乃至政治本身仍然需要得到哲学的审视。这种哲学必须是干预世界、干预生活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

先生把政治、权力、民主、自由、契约、公平、人权等政治学基本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的运思之中,其创意造言独具风格和魅力,深思博辩独出真知和灼见。先生的政治学致思因借助新唯物主义的全面指导,不仅极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境,而且自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一派。

二、学术理路:政治生活的新唯物主义之思

先生展开政治的哲学思考,没有囿于传统教科书的观点,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深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文本,在系统掌握马克思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总体逻辑进程及阶段跃迁,紧紧把握能够全面渗透和提升政治学及其内容的哲学意境和定位政治哲学品格的新唯物主义,构筑起了独具个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理路。

(一)政治哲思的方法论

1.主体性的哲学思维。在马克思那里,主体性思维方式强调:一方面人是自身感性活动的主体,人是自己生命活动即劳动的主体,人也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体,人不是客体的“物”,而是有自我意识的、能动的、感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的劳动活动是对象性活动,对象化既是人的能力的源泉,又是人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规定和自我创造与发展的根本方式;主体性思维把事物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否定性的对立统一,正是这种否定性的对立统一,人才既表现为个性化了的自由创生着的个体,又表现为社会化了的文明进步中的人类。先生借助主体性思维的哲学方法,把政治学中的政治、民主、自由、契约、人权等政治学概念或价值规范提扬到了新唯物主义高度。政治是人类自我规定和自我表现的最基本的社会调节机制;民主是人自己支配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主体性观念表现和活动方式,因而表现为一种主体性规定的自然民主和作为社会规定性的社会民主;自由是人的自主自觉劳动活动的内在规定,表现为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契约是个人与社会内在的对立统一的产物,是人追求自主发展、自我肯定与社会自由、社会肯定的主体性愿望和努力,在事实上表明了人的主体性所达到和实现的程度;人权只是人类自觉自由的劳动发展到了近代后,才在观念和实践上渐次出现的一种重要的价值规范和政治原则,前者表现为应有人权,后者表现为法定人权。先生的此一哲学提扬,便在很大程度上祛魅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比附的有关人与社会的抽象预设。

2.实践化的哲学考察。把劳动活动具体化为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的主体性思维方式就更加具体化了,即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不仅是客观性、现实性、能动性的感性活动,而且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力量。只有实践,人才能联结自然,联结社会,因而才能展开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实践化的考察事物、现实和人的感性生活本身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先生借助这一方法,把政治学中政治、民主、自由等政治学概念或价值规范提扬到了新唯物主义高度。政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正是在实践中才产生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不同实践方式和实践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利益关系、价值关系,因此政治产生于调节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现实需要,而政治本身也构成了人类的一种重要的实践方式。以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和实践的时代精神为参照系,人们才能从历史高度和普遍意义上揭示民主的历史发展和民主实践的一般规律,把握民主的本质和特征。而政治实践与民主本身的实践紧密相关,但又是相对独立的,两者从属于社会生活的总实践过程,因而民主具有自然民主、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三维结构。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方式,内蕴着主客体间的多为、多值关系,因而表现为不同层面和意义上映照出自由的微观结构。只有以实践为基础来考察自由,才能真正把握自由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由观才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自由观。先生的此一哲学提扬,便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唯物主义、意志主义乃至传统教科书般的教条主义的错谬。

3.物质生产的哲学分析。物质生产只是人类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形式,是实践的具体化;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物质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改造现存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并建立起了相应的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这种交往关系或生产关系是由物质生产实践所决定;感性世界中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等,以及它们的观念形式都可以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找到理论和实践的证据。先生从生产方式,即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全面分析了政治的起源与发展、政治的前提与基础、政治的本质与功能、政治的结构与评价,提出了一系列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真知灼见。在先生那里,社会民主是基于社会关系即交往关系或生产关系上的民主,政治民主是基于一定生产方式的国家制度形式意义上的民主,而从自然民主到社会民主乃至政治民主的转变乃是一种具体化的上升,这一过程在本质或总体上,表征的是人作为主体性规定的自由个性的进步。社会契约起源于社会物质生产和个人与社会的交往关系或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尤其是作为自然经济的农业及其生产关系与作为社会化的商业贸易及其生产关系,产生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契约模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和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面临着社会契约发展的困境。先生的生产方式分析,便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政治、民主和契约等概念和规范价值的新唯物主义意蕴。

(二)政治哲思的逻辑理路

1.个人与社会的逻辑线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来是思想家们理解和把握政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个前提,也是学术家们集中争论政治生活中各种价值规范的一个视角。但以何种哲学为依据,以何种政治为祈向,处理和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其政治哲思,则在理论性质和思想效应上存在巨大差别。先生明确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逻辑线索,全面深入地考察了政治的起源与本质、中西政治哲学的逻辑发展、政治的功能与评价、政治的经济形态等,以及权力、民主、契约等价值规范。先生站在新唯物主义高度准确理解和把握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一,个人与社会的具体化。个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具体社会形态、政治国家和阶级关系中的个人,是有具体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和思想情感的个人,社会也不是被抽象化的市民社会,而是具体的社会形态的社会、政治国家、无产阶级。其二,个人与社会的总体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看成是全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基础和根由。其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性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性质不仅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性质和水平,还取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况。由此,先生便把政治及其价值规范的理解,从政治学中的实证经验的低地,提升到新唯物主义的高程。

2.结构与功能的逻辑维度。按照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观点,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而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先生从社会有机体的逻辑维度,理解政治的有机体性质,以物质生产和由此派生的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为中轴,揭示政治的起源和本质,在政治与其他社会有机体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把握政治的结构和功能,以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为依据,揭示政治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从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整体现实和需要出发,提出政治评价的一般价值尺度,从增进人对政治文化和政治管理自觉的角度,检视和提升民族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的文明视野和水平。由此,先生的政治哲思便不是哲学公式、原理对政治事物和政治生活的套用,而是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综合审视。

3.实践史与观念史的逻辑方法。所谓政治的观念史便是政治思想史,政治的实践史便是政治发展史。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政治哲思,不仅注意政治的观念史,更要注重政治的实践史;政治的观念是对时代政治实践反思的产物,不能以观念史代替实践史。先生在展开对政治、权力、民主、自由、契约、公平、人权等一系列政治学概念的新唯物主义审视时,充分重视概念或范畴的历史性,注意概念或范畴的观念生产和演变,但不困囿于某种成见或所谓主流的观点,而是一以贯之地基于概念或范畴的实践史来审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给人以真知和启发。

4.现实性与超越性的逻辑视域。现实性与超越性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祈求和学术特征,也是政治哲思的重要逻辑视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基于对实践与理论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将现实性与超越性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事实与规范、经验与超验、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双重视域内,开辟了以历史性为祈向的政治哲学理论路数。先生始终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理论和逻辑探讨,在论述权力、民主、自由、契约、公平和人权等抽象的理论问题时,常常以其深厚的新唯物主义论功底为指导,把现实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理论的角度展开分析或批判,为解决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对策与思路。先生在论述政治、自由、契约、人权、公平等内在的规范性价值时,并不囿限于规范价值本身的伦理主义意境,也不囿限于规范价值的现代国家或现代社会的框架,而是以“无产阶级—人类的解放”的超越性,把规范价值升华为“为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探究政治事物或政治现象的本性和规律”的“真善美”境界。

5.真、善与美的价值逻辑。按照新唯物主义的理解,政治哲学之“真善美”不仅是解释政治、解释世界意义上的“真善美”,而且是批判和改变世界意义上的“真善美”。对“真善美”的祈求是先生政治哲思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先生理解政治和政治生活之价值的重要逻辑理路。先生总是在“真善美”的高度上来理解政治、政治活动、政治评价、自由、人权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也总是在“真善美”的高度上来审视和祈愿现实政治生活和人的解放。在“真善美”的高度上理解政治和政治生活,使人真正理解和感悟到政治之艺术、政治生活之审美价值的真谛所在!

三、学术思想:政治问题的新唯物主义之辩

先生的政治哲思自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一派,还体现为他依循马克思主义政治全面介入的学术运思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在明确而直接的阶级政治意义上,指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专默精诚、躬体力行的无产阶级政治;但在学术思想意义上,更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探讨政治的新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叩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身后的政治哲学研究,其政治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政治与新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理论和实践的逻辑上是一致的,也是融合为一体的。无产阶级是新唯物主义的物质武器,新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就是坚持与新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融为一体的“人类社会”的解放政治,反之亦然。先生的政治哲思较少直接论说无产阶级政治,而更重视将无产阶级政治与现代政治及其价值规范,置于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思考,进而展示了先生政治哲思的新唯物主义真知灼见和哲学意境。

(一)政治哲思的新唯物主义真知灼见

1.政治的概念之辩。在中外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关于政治的本质的理解或界定,复杂多样,各不相同。然而,受近代以降革命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传统教科书观点的影响,以马克思、恩格斯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红线,划界各种政治的定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侧重说明政治的阶级统治本质,甚至直接把阶级斗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而非马克思主义常常强调政治的社会管理职能,抑或直接在社会管理上定义政治。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实质出发,以新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政治的起源、本质和功能作出系统的逻辑和历史研究之后,认为所谓“政治”是指由人的社会物质生产派生出来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形式,它的根本任务是对社会有机体作出调节,主要内容是对社会公共事务作出决策,对社会资源、利益、价值和权力进行生产、维护、分配和调整,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政治对人类社会具有独特的功能和永恒的价值。政治的阶级性只处在阶级产生与消亡之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先生指出,重视政治的阶级性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对政治哲学研究来说,应该如实地看到政治在本质上和源头上与人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相关联,与共同体公共事务管理相关联,而把握这一点对稳定的社会和国家,尤其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先生是站在人类文明的唯物史观的高点上理解政治的,这种理解在国内外学术界自成一说,不仅在学术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具有返璞归真的作用,而且对政治学基础理论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具有发蒙启蔽的意义。

2.政治评价的尺度之辩。在中外学术界,对社会发展和政治评价系统研究的内容较少,而触及这一研究主题的观点,对评价尺度的探讨多停留在政治学层面,也缺少深度的哲学思考,多以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及其观念价值等尺度来评价社会政治。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中西政治制度的直观认识的结果,在学术思想层面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所得皮相之见的产物。先生在全面而准确把握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政治评价的问题提升到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高度,以考变新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真、善、美为哲学依据,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尺度,以及社会—历史、社会—人文这两个具体尺度,主张从政治与社会物质生活和历史发展总体进程的相互关系上,从政治的形式与内容角度,来系统地、全面地、历史地评价社会政治。先生以这些新的标准和尺度研究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时间经济三种经济形态下的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得出了许多具有新唯物主义意蕴的独特见解。先生对社会发展和政治评价的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

3.政治价值的规范性之辩。自由、人权、民主、公平、契约等等价值规范,无疑是从属于现代社会政治的基本构件,也一直为现代人所追寻。然而,西方政治哲学,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批判现代性的政治哲学,无不在现代政治国家的宪政框架内、在自由主义的观念框架中展开,乃至定格为一种政治伦理主义和程序主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由现代化历史开显出了的这些价值规范,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理应得到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捍卫。先生跳出现代性或批判现代性的哲学视域,基于人的主体对象化活动本性,在人类政治文明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永恒价值追求的历史长程中,申言社会政治诸价值规范的普遍意义。在先生看来,人权只是现代社会中的人,出现为市民社会的“私人”和政治国家的“公民”之后的基本价值诉求,但代表了现代性处境中的人类政治文明和人的解放的一个历史阶段发展成果;民主是人源于对象化活动的自主本质,通过一定的社会调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真实体现,自然民主、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是政治国家中民主的“三维”存在形式;调节社会利益与尊重个体人格平等独立是社会契约的两个重要特征,社会的契约化,表征着人类文明和人的解放的普遍化成就,对现代国家的权力建构、运行,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见,在先生那里,社会政治诸价值规范之人的解放的现实意义,并不是在伦理和程序上呈现,而是在新唯物主义哲学上呈现。

(二)政治哲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意境

1.历史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哲学应该成为烧向外部世界的“火焰”,新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就是使“哲学的外部世界”的社会政治燃烧起来的助燃剂。政治哲学工作者不仅要直面不断展开的社会政治的历史逻辑,揭示现实社会政治及其规范价值的历史基础,而且要把自己任何价值祈向都建立在历史性的地基上,使以历史分析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介入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变革的烈焰之中。这样的政治哲学才是具有历史意境的新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对于自由的问题,在先生看来,自由是历史性的,它不仅是人类亿万年进化的产物,也是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和生活状况的表现;它既是主体创造和内化的成果,也是主体外部生存历史条件制约和变革的结果。因此自由本身的发展不仅在于严格地按照历史必然性而行动,而且包括在历史必然性允许的限度内最大限度发挥主体的超前意识,预见历史进程,使外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符合人的目的的变化,减少历史的曲折和磨难。先生对自由的这种灼见,不仅使自由越出了“市民社会”的逻辑,进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社会”逻辑的界面上了,而且也使自由的历史辩证法真正得到科学地理解和实践地对待成为可能。

2.辩证性。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辩证法是作为新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内容,从唯心主义中拯救出来的。对政治哲学工作者来说,社会政治的任何哲学考察都应当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去反映社会政治生活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这样的政治哲学才是具有辩证意境的新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在看待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问题上,先生指出,我们之所以长期存在许多不民主,乃至独断专权的怪现象,产生某种悲剧,不能仅仅归之于个别人物的失误,也不能从偶然性、道德良心、工作作风等方面去解释,而应该从社会生产、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文化传统,乃至由之形成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出发去求解。而要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求得民主的健康发展,不仅在时间上决非一日之功,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且在内容上,也不是取决于几个领导人的作风,天真地幻想某个人或某些人解决问题,而是必然要经历全方位的改革,更大程度的开放,更高程度社会生产的发展,更高质量社会生活的提升,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逐步积累成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新秩序。仅此,先生的政治哲思不仅展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现实旨趣和历史定力,而且还展示出了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意境。

3.实践性。实践性是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得以变革为新唯物主义的前提,也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得以变革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前提。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所共同缺乏的就是实践性的哲学意境。对于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社会政治的任何哲学考察,都应当从社会生产生活出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揭示社会政治的矛盾和规律,展示出政治哲学应有的实践品格。这样的政治哲学才具有实践意境的新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先生以实践为基础全面考察了自由,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由观。其一,这种自由观扬弃了旧唯物主义自由观。旧唯物主义把对象世界视为独立于人之外的抽象的物质形态和主宰人的异己力量,这就产生了由客体规定主体的根本局限性,即把人的自由意志机械地纳入必然性的因果链条之中,人对自由的追求被贬损为对自然性的消极依附或与必然性的偶然巧合,人的实践被降低为动物的本能冲动,人也沦落为必然性的奴隶和历史实现自身的工具。其二,这种自由观扬弃了唯意志主义自由观。唯意志主义把人从必然性的封闭锁链中解放出来,突出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推崇人的自由和创造精神;唯意志主义却脱离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抽象地发展了人的意志自由,从而又使自由失去了必然性的土壤的滋养和规定,陷入天命、预定的宿命论枷锁之中。先生以实践为基础的政治致思,借助新唯物主义的深度渗透,达到向实践的哲学意境提升。

四、学术地位:继往思、启后者、开来学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加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队伍,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批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之一,先生以他敏锐多思的哲学头脑、厚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寒耕暑耘,毕生潜心笃志,取得一系列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先生承继以往思想家和学者的政治哲思,独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为中轴,较为系统和深刻地呈现了政治学的新唯物主义的历史性、辩证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意境或哲学品格。先生这一范式的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领域乃是第一人,自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一派,不仅对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且对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哲学具有重要的引领价值。

(一)政治哲学研究的“哲学”定位

先生的政治哲思,始终抱定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确立何种“哲学”为政治哲思定位,即以何种哲学为指导进行政治哲学研究。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政治哲学本身的性质及其世界观、方法论基础,而且深度影响研究者对政治哲学研究赖以展开的思想资源、社会现实及其变革和思维方式的把握或运用,从根本上关系到政治哲学的事实性的把握和运用。先生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引领价值,在于以新唯物主义定位政治哲学研究。

1.思想资源的汲取。深厚的学问功底是政治哲学思想原创力的源泉。如果说哲学史或政治哲学史对于政治哲学理论创新起着基础性作用的话,那么审视政治哲学历史谱系上的各种政治哲学之基础的“哲学”、汲取其中有益的思想资源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创新工作。正是围绕“意识形态批判”,在旧唯物主义捩转为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才获得了根本性跃迁。先生以其扎实的政治哲学史功底,检视并汲取中西政治哲学史上丰富的思想资源,进行新唯物主义化创新。

2.社会现实及其变革的把握。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原创力还来源于研究者深切关注和把握社会现实及其变革。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以巨大的思想原创力推动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变革,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够获得原创性的跃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切关注近代社会现实,洞悉和准确把握了近代社会变革的世界历史意义。对于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哲学创新来说,不能真正深入到中国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坐守书斋搞抽象的学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之道;不愿切实了解和切身体认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时代发展、实践创新和政治发展逻辑,用抽象概念剪裁中国社会的实践生活,与其说是对实践在理论创新中的源泉作用认识不足,毋宁说是对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自觉的不足。先生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哲学功底,把握社会现实及其变革的政治哲学意义,观察、体悟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独具个性的概念化创新。

3.思维方式的把握和运用。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原创力与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而正确或科学的思维方式又与研究者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学界所谓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缺陷,从本质上指陈的是研究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缺陷。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辩证性,不仅内蕴着世界历史和社会有机体的思维视界,而且内蕴着辩证的、战略的思维向度。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独特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本土化政治哲学研究的看家本领。先生深谙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质和特点,以娴熟思维技巧把握政治哲学研究中所遇到的理论问题,正确、全面地看待现实问题,在思维方式上进行了创新。

(二)政治哲学研究的“政治”定向

先生的政治哲思,始终抱定的另一个前提性问题是,确立何种“政治”为政治哲思定向的问题,即以何种“政治”为诉求进行政治哲学研究。这从根本上关系到政治哲学本身的性质及其使命和终极目的,即政治哲学的对其自身规范性的把握和运用,而且直接影响研究者对政治哲学研究赖以展开的话语框架、现实问题和学术范式的把握和运用。先生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引领价值,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解放政治定向政治哲学研究。

1.话语框架的选择与运用。一方面,政治哲学总是在一定的话语框架内展开,而话语框架本质上是由其所植根的基本政治祈求所规定的。立足于“人类社会”政治与立足于“市民社会”政治在政治哲学的“政治”定位这一根本点上的分道扬镳,意味着两者在政治哲学的话语框架的选择和运用上也云泥分殊。“人类社会”政治定向的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框架中展开,“市民社会”政治定向的政治哲学在自由主义话语框架中展开。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的话语框架还是由现实的稳定政治实践所规定的,现实政治框架框定了其话语框架。“人类社会”政治定向的政治哲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中展开,“市民社会”政治定向的政治哲学在资本主义宪政民主框架中展开。先生的政治哲思以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为基础,在这两方面的分殊与融合上进行了开创性工作。

2.学术范式的把握与运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界时而视之为现代性政治哲学,时而视之为批判现代性政治哲学;时而视作传统的政治哲学,时而视作批判传统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后,西方学界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固有的社会政治矛盾时,才兴起了这种检视现代社会政治性状的学术研究范式。这种学术范式,尽管在形式上或曰建设性、现代性,或曰批判现代性,或曰反思现代性,或曰后现代性等,不一而足,实质上是“市民社会”政治定向了的学术范式。一旦这种学术范式介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就被多冠以了一种“现代性”名头了。先生的政治哲思跳出了这种“现代性”学术范式,以新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定向基础上正视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矛盾,先生这一创新性尝试为中国建构本土化政治哲学选择和运用科学的学术范式具有引领价值。

3.现实问题的把握与主题化。深入到现实社会历史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真正把握现实问题,在政治哲学理论上使其主题化,才能找到创新的动力源。政治哲学的哲学定向不同,其把握的现实问题及其本质也不同,其现实问题理论主题化的历史高度也就不同。“市民社会”政治定向的政治哲学,其把握的现实问题只是市民社会的现实问题,“人类社会”解放政治定向的政治哲学,其要把握的现实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或社会主义社会的,更是“人类社会”的。先生将无产阶级政治与市民社会政治及其价值规范,置于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思考,这一政治哲思视界对政治哲学研究何以把握现实问题及其主题化具有重要引领价值。

结语

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的辛勤耕耘与杰出贡献,使其成为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探索的重要学术贡献者。先生浸淫乎前辈,商榷乎朋侪;先生的政治哲思,语言绵密深透、新颖灵巧,思想玉润冰清、老成见到。先生的政治哲思以新唯物主义为哲学定位,以“人类社会”的解放为政治定向,自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一派,是为当代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正道。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或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安放于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予以审理和判断,使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覆盖在马克思的理论之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合法外衣,披挂出场;或受动于马克思理论的兴趣和马克思思想的地位,但在哲学基础、政治祈向、概念使用、推理手法、研究范式等等,始终被自由主义之手所牵动和狎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或以辩证法淡化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决定论倾向,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摆脱革命和暴力政治哲学主题的局限,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踏上伦理主义和程序主义学术道路;或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新时代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现实,使马克思主义固有的价值批判、政治导向和政治反思功能弱化。在这种现状下,我们就此试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正道究竟是什么?这是先生政治哲思之于吾辈的醍醐灌顶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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