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区精神的辩证唯物主义意蕴

陈慧平

提 要：特区精神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个心怀人民的政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践行辩证唯物主义过程中所形成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重要精神里程碑。“特区”是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求变思维等相互作用的实践产物。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特区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敢闯敢试、埋头苦干等特区精神也无不放射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光芒。弘扬特区精神，就要继续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在推进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和开放，创造新的伟大奇迹。

特区精神是解放思想的敢闯敢试精神、埋头苦干的求实奋斗精神、勇立潮头的改革创新精神、勇担使命的无私奉献精神的浓缩。它除了具有一般的时代信念所具有的先进性，体现了高尚正义、提神振气的人文价值，还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来的自然科学精神不谋而合。特区精神所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内涵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不惧任何风险与挑战的伟大政党以开阔胸怀自我革新的结果。

一、“特区”产生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

任何一种精神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求变思维等相互作用的实践产物，特区精神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曲折发展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直面落后的社会现实，以大无畏的勇气自我反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通过解放思想，突破陈规的辩证唯物主义抉择，通过“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抓住时代机遇，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踏上了复兴的征程。“特区”因此而产生，“特区精神”因此而锻造。

（一）“解放思想”：“突破陈规”的辩证唯物主义抉择

从特区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看，我们不能回避“大逃港”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深圳（当时隶属宝安县的一个小镇）曾出现过四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排除万难”，由深圳越境逃往对面富裕的香港。一部惊心动魄、令人感叹的逃港史警醒人们，中国共产党苦苦追求、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并没有显示出它的优越性。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艰辛的探索，其中有值得肯定的成果，但也有值得反思的失误之处，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唯物主义视角看，当年的深圳与香港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不是偶然的，其中存在值得深思的规律性因素。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活动的产物会聚合为一种统治人类、不受人类控制、使人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人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现象。社会的发展不能从“自我意识”所设想的“良好”主观意愿出发，而必须从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每个个人和每一代人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为“自我意识”代言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受干扰，而反抗规律的人最终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如果还没有具备实行全面变革社会的物质基础，那么，正如人类社会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多大意义。

逃港事件说明了什么？该怎样处理这种特殊的群体事件？这是摆在百废待兴的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考验。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选择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虽然这并不容易。面对惯性思维的压力，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同志清醒而坚定地认为，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是不能从根本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解放思想，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并治的举措，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这才是解决外逃问题的根本。邓小平坦诚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依照书本和理想化的路径来建设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会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理应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曾强调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物质前提产生的。可以说，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反思和“世纪之问”中，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扭转乾坤”；是因为突破了固化的关于社会理想的观念及其对人们头脑的束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路线，中国的命运才得以“成功逆袭”。

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发表了一段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纲领性意义的精辟论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走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自觉，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在调整中不断地遵循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不因袭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也不因袭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和道路，更不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是要践行更科学、更彻底、更符合中国国情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和路线。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说过，随着科学的每个划时代发现，唯物主义都要改变自己的形态。这意味着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俱进的。20世纪以来，物理学经过相对论、继而量子力学的革命，正向着量子论和相对论结合的新高度迈进。宇宙处于膨胀中已得到新科学发现的支持，天体物理学展示了宇宙空间的分子如何在原子核的基础上形成，以及原子核又是如何在恒星大熔炉里诞生。人类实践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也有许多新的时代特点，以微处理机、新功能材料技术、新传感技术、新通信技术等在内的新技术群，造就了具有全新特性和功能的主体性工具系统、方法系统和信息传输与处理系统。在近一百年间，现代交通工具和电信技术已经使地球缩小了99%。X射线晶体学为DNA结构的发现铺平了道路，在人创造科技的同时，科技也纠正和重塑着“人”，基因技术甚至可能改变千百年来的伦理观，这对全人类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如何深入理解“人”、理解“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而如果忽略了深层的统摄主体与客体的整体系统（宇宙、自然、生命、社会、信息的演化过程）的存在，忽略了整体系统永无止境的演变性及其对主体与客体的决定作用，不进行世界观的更新，人的“自我意识”就会把自己当作世界的旁观者和主宰者，是“永世长存”的主体，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这种存在了两千多年的“自我意识”为唯物主义演变为唯心主义，辩证法演变为形而上学打开了通道。把有问题的“主体形而上学”观念当作真理来实践，就可能使人们不自觉地陷入作茧自缚的生存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抉择是追求真理、向深层客观规律的回归，是在科学时代，对辩证唯物主义与时俱进的探索。

（二）“改革开放”：“扭转乾坤”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开辟出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不开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宗旨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它是革命性的人类实践活动。但任何革命性的变革都没有捷径可走，都是艰难的。

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任何社会都会面临改革开放的任务，但能否取得成功，还要看是否符合彻底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否把目光和注意力从主观转向了客观。苏联领导人也希望通过改革来推动社会发展，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战略和“全人类利益优先”的论调不过是资本主义启蒙理念的翻版，仍然隶属于主体形而上学。主体形而上学把主体看作世界的主宰者，而非世界运行中的灵活要素，这貌似抬高了主体地位，实则束缚了主体的头脑。比如：有人曾经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作斯大林的伟大成就，奉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和缺陷都是“破坏分子”“人民的敌人”所为，这完全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历史结果的多方面综合作用，神化了个人在历史中的能动性；赫鲁晓夫又从反面“神化”了斯大林，把这个模式下的所有弊端归结于斯大林个人所为，以为否定了斯大林，保持对理想的信仰，恢复理论的“纯洁性”和本真状态，就可以在一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实际上恰恰掩盖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失利的理论和实践原因。由于推卸责任，把原因归结为党内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遵从斯大林模式的结果，就无形中否认了在落后的、资本主义严重不发达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进程中必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则更倾向于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甚至把社会主义也一并“倒了出去”。上述种种做法皆是在主体形而上学思维框架内所采取的条件反射式思维，这种简单化线性思维方式使人们只关注领袖个人本身，而很少或根本不去对历史事件、社会发展的客观矛盾，很少对革命的经济和自然条件进行深入的思考。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大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观念，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大前提的基础性无与伦比，它筛选和规定着一切“现实”和后续的观念。Gregg Braden:,Hay House,2017,p.3.进入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启蒙理念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人类理性主体形象，但也随之暴露出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显示出人类的自我认同，或者说人性观念存在脱离物质系统和现实生活的缺陷。人自身的物质属性、自然属性并非“理性人”之外的附属物。如果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人也就很难真正地知道自己是“谁”。

量子物理学使我们可以从分子水平上了解生命。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来自一条DNA的进化之河，这条河既在时间中流淌，也在空间中漫延。它既是一条信息（意识）之河，也是一条血肉（物质）之河。一部自然史是各种存在物克服艰难险阻，在竞争和联合交织的进化河流中发展、壮大自身，而后功成身退，为后来者开辟道路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同样是各阶段的不同人类群体既克服外部的艰难险阻，又克服自身的思想局限，在各种力量斗争与合作交织的运动中前赴后继，谱写辉煌文明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40年只是短暂一瞬，但中国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书写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克服自身思想局限的伟大篇章，它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由超过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现实主体，所开拓出来的一场波澜壮阔而又生机勃勃的社会革命。作为20世纪下半叶人类整体自我反思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反思实质上是思想坐标系的一次更新，当人们不再拘泥于一个“抽象的人”，不再生硬地实施无反思的“社会愿景”（这种理想社会往往具有封闭特征，与由反馈、异质性和标度定律、自组织临界等自然规律创造出的复杂真实世界相距较远），客观实践便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社会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不反思人自身，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没有意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主要不在于对错误二元观念的取舍，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人”自身，或者说把“我”摆在何处？一个人如果认识不到自身大脑的局限性，把片面的观念奉为圭臬，如果认识不到自身本能的制约性，盲目地自尊、自大，那么他陷入“无明的困境”就是个大概率事件。只有摆正了“我”的位置，不固执于唯心主义的幻象，人们才能领悟到物质与意识不可分割，世界是时间、空间、物质、意识浑然一体的有节奏运动过程。破除了集体或个体的“我执”，社会整体才能解放思想，摆脱作茧自缚的观念，与宇宙自然的演化能量相接通；党员主体才能在为自己“保乌纱”和为人民“干实事”中自愿选择后者；群众主体才能把自身融入集体奋斗的洪流，调动出自然赋予的能动性，开辟人类社会的存在新境界。

二、辩证唯物主义贯穿于特区精神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出现的频率最高。可以说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基础。如果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大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建立的，为了人民解放和国家独立冲破国民党政治打压、军事围堵和经济封锁而被迫闯出的“特区”，那么，“经济特区”则是中国共产党不再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大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了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而自觉设立的“特区”。二者时代不同、背景各异，但“实事求是”“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与“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是相连的，使命是接续传承的。特区精神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血脉，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继承和弘扬。回望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特区犹如精神灯塔，为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特区精神穿越时空、改革之火燃遍神州，中华大地一派生机勃勃。

“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马克思说过，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特区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大胆地对唯心主义“思辨”之网的冲击，就是勇敢地对各种形式的意识“空话”的破除，以及与之相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闯”和“干”。首次、第一、全新、先行先试……这些词汇，对于敢为人先，充当改革创新“试验田”的经济特区而言，已是司空见惯。当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还是法律“禁区”的时候，特区人敢于“吃螃蟹”，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创造性地实施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安排，推动了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当股票还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代名词”的时候，特区人敢于涉险滩，率先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创建了证券交易所。当“三来一补”产业还很“吃香”的时候，特区人敢于打破既有的路径依赖，顶住经济“减速”的风险，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埋头推动转型升级，在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荒漠”上建成了一片“科技绿洲”。特区人勇敢地打破条条框框的每一步，都不是观念先行，不是贸然采取所谓“休克疗法”，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因时、因地，以明智的方式进行“试错”，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纠错，所采取的方式是有理、有据、有节，在抓住机会时大胆进行突围。为了让广大干部保持闯的勇气、创的热情，深圳早在2006年便在国内首次提出“容错机制”，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免责条款”。如：《条例》规定，改革创新工作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同时符合一些有利于发展之情形的，可以免于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2016年，深圳再次出台《关于支持改革创新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规定（试行）》，态度鲜明地鼓励和保护改革创新的干部，以制度的关怀与包容调动干部积极性。可以说，深圳特区之所以能从“杀出一条血路”到“走出一条新路”，与容错气度不无关系。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没有苦干和实干，再好的设计都不过是纸上谈兵，不珍惜时间，不讲求效率，再好的机会都可能失之交臂。在198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游行中，队伍中出现了一辆反映蛇口工业区建设成就的彩车，彩车上有一幅醒目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观念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壳的标志，也是特区精神的逻辑起点。从蛇口工业区分配制度、管理体制改革对高效率的鼓励，到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这句口号一直激励着特区人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冲破观念和制度的禁区，用埋头苦干、追求效率换来了世界发展史上的“神话”。与“苦干”和“实干”相对的是浪费时间的“空谈”“妄论”。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141亩鱼塘，夫妻俩干不过来，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2人。《人民日报》还开辟专栏，针对陈志雄是否具有剥削性质展开讨论，讨论持续了3个月，最后竟然有个戏剧性的结尾。有人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作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作雇工，8个人以下不算剥削。正是这些无谓的争论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浪费了中国发展壮大自身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浪费时间的“坐而论道”却始终“伴随”着特区的成长。1990年，部分中央媒体发表了一系列质疑文章，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搞市场经济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恰在这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很多中国人带来震撼和困惑。随之，一场关于特区姓“资”、姓“社”的诘难风起云涌。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视察南方，发表了高举“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旗帜的谈话。1月18日，邓小平在汉口火车站对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广富说，“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对，一百年不动摇。”3月26日，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长篇通讯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一夜间风靡大江南北，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特区精神之所以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而是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换言之，特区精神的内涵，不是随意加上去的概念，而是从大量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人物事件或重大决策过程中为人们所感知、所体验的。深圳市委门前的“孺子牛”雕塑被百姓概括为“拓荒牛”，这个名称是特区群众对第一代深圳领导干部满腔热情地解放思想、勤政实干精神和行动的肯定。没有他们当时的精神力量和出色表现，深圳特区不可能迅速打开局面，更不可能有后来惊人的发展速度，深圳居民对此有目共睹、称赞有加。经济特区的创业者们就像拓荒牛一样，在压力巨大、条件艰苦的现实中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员干部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把强大的真理力量与强大的人格力量汇聚在一起，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平凡而伟大的几代特区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这片南方热土更快、更好、更省、更可持续地创造财富，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坚实基础。“拓荒牛”代表的正是特区奋斗者们敢闯敢试、务实开拓的勤勉精神，改革开放40多年，变的是时代风貌，不变的是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拓荒牛”精神。

三、弘扬特区精神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遵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遵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划时代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弘扬特区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开放就要以改革创新为“驱动力”，不断推进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永葆“闯”的劲头、“干”的作风，把自我革新、突破陈规作为一种常态，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征程中，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弘扬特区精神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永葆“闯”的劲头要始终以科学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视野看，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面对这个“心智模型”中的主体形而上学障碍，只有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才能取得进步。从发生学角度看，如果没有时间性的自然运动装置和信息编码，大脑这一自然的产物就不会具有从外界输入信息的功能，而如果没有空间性的镜像式综合活动，大脑也不可能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产生确定的抽象思想。上述两个前提决定了人类意识的天然局限性：其一，已知大脑中的概念和范畴是原始人适应进化的产物，是古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分类信息和叙事，这套概念和范畴系统并非永远适用。其二，受制于演化规律，作为产物的人不是静态的存在，物质世界同样也不是静态的存在，人与物镜像的、面对面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是暂时性的，具有主体形而上学的狭隘性，但思想却必须要经过这一暂时性的和狭隘的关系而产生。一旦被“抽象”出来，动态的事物就难免失去了时间“动力”，思维框架（或者说心智模型）难免也具有非真的一面。由于产生于前科学时代，奠定了人类“三观”的主体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存在认知盲点，如忽略了人的自然起源，以及人在至今尚未落幕的、包括社会进程在内的自然演化过程的中介性位置。然而，在几千年的文化与生物双重复杂“遗传”过程中，主体形而上学已经构造出一个俨然“固若金汤”的文化王国，它编码在集体无意识的神经回路中，阻止了19世纪以来哲学反思的深入，也使今天的思想领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创新”的复兴之路必然永远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任何时刻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必须反思和破除主体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坚持不懈地以改革创新来驱动各项事业的发展。2021年喜迎新年之际，***总书记出席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以“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的号召，激励全党全国人民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经济特区的成功昭示：一个社会唯有改革开放，且不断创新才能行稳致远。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改革开放和创新不是盲目的，而要以各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推进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时代化，赋予“科学发展”以新内涵，赋予“以人民为中心”以新特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不断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伟大奇迹。

（二）永葆“干”的作风要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引领科学发展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特区的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贫富差距较大的现象，但两者的矛盾只能通过不断发展经济这一客观途径来解决，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从人性化的浪漫幻想出发，从不计时空、地点的教条出发来解决只有导致失败，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如果缺乏科学头脑，不懂得辩证地看问题，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唯经济建设独尊”，只计一点，不及其余，那同样陷入了主观化误区，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客观规律的背离，而不是遵守。摆脱了主观偏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为中轴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个有活力的系统，其中，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环境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共同服务于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也是已被人类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时间和演化不可能停止，活动着的人也不会封闭于自身已是的“样态”，不再有任何变化。无论如何，“以人民为本”中的“人民”是需要辨析的，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只能以真实的、现实的“人民”为中心，而不能以虚幻的、观念中的“人民”为中心。举例来说，其一，这个“人民”是抽象的存在者，还是现实的存在者？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不得不接受与生俱来的“受动性”，不得不接受既定的生产力，不得不接受外部世界变动不居的事实，不得不在与环境互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推动历史发展；其二，这个“人民”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存在者，还是联系着的整体中的存在者？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不得不在服从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把自己组织起来，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活动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真实生活；其三，这个“人民”是像物一样、以“自然界最终目的”自居的存在者，还是积极进取的、未完成的存在者，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的身上具有自然性的冲力，积极进取是他们的健康存在方式，他们必然要打破各种平衡，不但内部身体的完全平衡意味着死亡，而且外部的稳态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出于对物质生产的蔑视，或者出于狭隘人类中心生态论等，人为地“控制”经济增长等短视行为，可能导致增熵和系统的封闭，结局注定是糟糕的。

能否以现实为导向、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是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的重要区别。经济特区，曾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典范，“闯”和“试”是经济特区走向成功的基本经验。但是，在改革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条件下，经济特区的“闯”和“试”也要随之做出调整，比如：要在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建设法治特区的基础上，进行“闯”和“试”。实际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本身也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现实世界是动态的、开放的，而观念世界因为主体形而上学框架的束缚则可能是封闭的，在浩浩荡荡的现实大潮面前，一切旧观念都要经受检验和修正，否则就会成为被盲目崇拜为神话式“目的”，成为束缚实践的教条。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以人的封闭“目的”为转移，哪个国家和民族能走在符合客观规律的道路上，尽快统一民众意志，降低主体间在无意识本能支配下造成的内耗，节省时间和精力，大力发展经济，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壮大和发展自身，哪个国家和民族就能走在世界前列。

（三）开辟新境界要始终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

“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很多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不失时机、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效能。”新时代面对的新任务，没有哪项轻易就能完成。全面深化改革，既不是挽起裤腿就可以趟过的小河，也不是闲庭信步就能走过的大道，因此要顽强地敢闯、敢试、敢破、敢立。每一波攻坚、每一步探索，都需要非凡的勇气、不寻常的智慧和突破条条框框的担当。什么是创新？创新是一种开放的理念，一种灵活的思维方式，一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对资源的经营和对效率的追求，一种尊重现实服务现实的机制，也是一种可以不断优化、协调、整合，始终处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状态。只有转变我们以往的思维定式和僵化的理论观点，创新才会名副其实。因此，在理论上，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不断完善和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马克思说过，对一个社会的正确认识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主体形而上学话语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下，一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内外学者不自觉地用陈旧的抽象观念、概念取代鲜活的现实生活、事物，用自己“中意”的概念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进行裁剪，于是恶意歪曲者有之，曲意逢迎者有之。陷入陈旧概念争论中的“解读”不是彰显而是遮蔽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义”。只有“舍近求远”，勇于“跨学科”，打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进入一个“大历史”视野，拿出更有科学含量、更具思辨力度、更经得起审视和检验的创新理论，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致力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致力于基础理论的创新。中国要发展科学与技术，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去解决根本问题，避重就轻是行不通的。从全球范围看，目前的基础物理研究的前提存在问题，需要创新性突破。具体说来，运用某种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思维框架从事研究，这是物理学最根本的方法论前提，但这一前提并不完善。编码在目前大脑皮质中的神经回路包含远古的求生本能和非理性思维因子，在运行上具有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二元对立的特征，且具有强大复制能力。人与世界在变动中互为中介，但中介的两端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后者的产物，反之则不然。任何清醒的物理学家都不会把种类和级别不同的量纲强行纳入等式两端进行运算，他知道那是无意义的，但却很少有物理学家想到支配他头脑的概念框架，或者说他的逻辑运算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与物质（心与身）问题绝非局部性小问题，它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宇宙及其规律的理解。只有进行颠覆常识的突破，赋予意识以恰当的物理量纲，我们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地符合“科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宏观与微观、人文与自然等相分裂的“基础理论”离“基础”相去甚远，这是波及各门学科的共性“关卡”，造成了很多问题。Alfred Land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9.人类无法解释暗能量，无法解释是什么让宇宙加速膨胀，无法解释黑洞信息佯谬、视界疑难，磁单极疑难等问题。认为生物变异总是随机发生的观点，也暴露出人类的无知，如果没有相应的自然“指令”，合成晶状体视蛋白的概率近乎为零。因为基础理论“不基础”，人文学科整体上落后于时代，主体形而上学的闭路循环使人类的非理性本能和思维局限得不到应有反思。

在2021年5月28日召开的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总书记强调指出：“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以科学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登科学技术的高峰，望人类未来的远方，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这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义无反顾的选择。为此，要革除一切陈规陋习，勇于冲破各种思想禁锢，只要有利于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历代经济特区建设者以他们的智慧、勇气、汗水书写了辉煌篇章，今天的我们也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