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尹 占 文 刘 岚 清

提 要：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经典文本，它的问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贡献集中体现在：第一，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构成；第二，首次初步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化；第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深远意义。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指南，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本，它的问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构成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尤其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经济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内容的译介和研究。陈独秀、蔡和森重点围绕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研究，陈独秀是在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而不是在严格的唯物史观框架内对阶级斗争进行宣传和研究，蔡和森在宣传和研究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实践方面比较激进。而李大钊则着重宣传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因此，在解决中国革命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虽然萌生了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实际的初步构想，但是还没有比较彻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分析》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基本构成，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那样，“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把握在于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唯物史观深入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使得唯物史观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也就是说，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该时代社会的性质及其阶级构成，因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在阶级社会，这一原理主要体现在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一阶段的社会基本结构及其阶级状况，而且“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6页。。在《分析》中，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的社会构成和阶级构成情况，认识到了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由此考察了中国社会性质及其构成的复杂性。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基础是封建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依旧表现为以农业生产为主，虽然也有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由曾经完整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构成所发生的这一系列深刻变化，不仅加深了中国社会的落后程度，而且还导致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存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生产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

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以封建主义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必然决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同时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产生，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到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本国封建经济的限制和阻碍，使得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逐步分化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既依附于国际资产阶级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又与封建军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共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当然，帝国主义也是依靠并直接或间接通过地主阶级、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来统治中国的。面对来自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底层劳动人民灾难深重、生活极度贫困，于是农民群体也出现了分化。因此，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压迫、实现人民解放，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两大任务在近代中国已经浑然一体、无法分离。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过来说，只有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因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在研究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国的现实针对性，《分析》内在地体现了毛泽东扎根中国社会、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并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方法，即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从整体上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构成及其阶级结构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为进一步解决革命问题提供方法根据。

二、第一次初步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化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阶级是在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人们的经济地位及其阶级属性。马克思曾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样是受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建立在社会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那么，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体现。因此，在社会矛盾积聚、阶级矛盾激化的近代中国，只有通过撬动阶级斗争这一实现社会变革杠杆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进步。可见，推动阶级社会的变革离不开对这个社会发展阶段阶级斗争的考察。

毛泽东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坚信“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据他自己回忆，他是1920年平生第一次读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英国人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毛泽东在这里所强调的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指的就是他从中析取的“阶级斗争”四个字，并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体悟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革命，通过阶级之间的斗争与合作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分析》体现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构成及其阶级结构，第一次初步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化。在创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过去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因而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就是要认清阶级斗争的方向，找到革命的朋友和斗争的对象。

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简单化，毛泽东在《分析》中指出了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具体来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从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社会延续到近代的社会主体结构，但是外敌入侵使得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强烈地冲击和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城乡手工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出现破产，于是，也就给资本主义造就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市场；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产生及其发展。因此，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在近代中国几乎是同步发生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产生和发展，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脱胎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无产阶级，既是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又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企业而发展的。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部分破产的农民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演变成农村无产阶级。在城市，中国的资本主义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束缚而缓慢发展，同时他们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作为国际帝国主义的附庸，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中国落后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盘剥和政治统治的工具，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进行压迫和盘剥的过程中，传统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发生了变化，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勾结起来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灾难深重的农民也逐步分化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逐渐走向破产，还有中国城市和农村中广大失业人群的出现，他们成为社会中的游民无产者。

毛泽东具体剖析了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最后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毛泽东从经济社会结构关系的角度出发，宏观上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等几个部分，由此区分出了革命要团结的朋友和斗争的对象。同时，他还根据各阶级内部不同群体占有生活生产资料的多寡进行了进一步的阶级划分，剖析了各个不同“细别”的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初步理清了革命的前途、动力、对象及领导者这一系列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中国化。

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实际和世界革命形势的新特点，提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中国革命的探索过程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更确切地说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在理论上的集中概括，这条总路线就是中国特色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实际上，关于这一总路线的内容精髓和理论框架，毛泽东早在《分析》中已初步呈现出来，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力量的确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体来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是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毛泽东在《分析》中对革命的对象分析道，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而生存，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人民的工具，始终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地主阶级代表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势力，利用对土地的占有残酷压榨农民阶级，为帝国主义所豢养的买办阶级也和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相互勾结剥削和掠夺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他们代表和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是革命的反对派，属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已经分析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即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在《分析》中对革命的动力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工业无产阶级虽人数不多，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处于重要地位，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对于农民阶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分析了自耕农、半自耕农和贫农，在文章的注释7中标注自耕农是指中农。他指出中农占有少部分土地，一般不剥削别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所谓农民问题主要指的是他们的问题，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深受地主的剥削。贫农中一部分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另一部分人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因此，综合而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其中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小律师、小事务员和小商人，他们是占有部分少量的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但是主要以自己的劳动为生。毛泽东根据财产状况把小资产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其中有剩余财产的部分人，不受剥削也不剥削别人，经济地位和中产资产阶级颇为接近，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对革命持有怀疑的态度；另一部分在经济上基本可以自给，人数上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他们受到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剥削，惧怕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对革命持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少的人是生活下降的，属于小资产阶级左翼，在革命运动中颇为要紧。当革命潮流高涨时，小资产阶级会加入革命的队伍。小资产阶级一般能参加革命，是革命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革命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当自身发展受到打击和挤压时，便赞成革命，但在革命形势高涨时，便会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左翼会跑到革命派一边来。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会表现出动摇性，要区分革命不同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不同时期他们可以成为中国革命可以尽力争取的动力之一。

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先进性、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本优点之外，还具有自己特殊的优点。他们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种压迫，在革命斗争中，他们比其他阶级表现得更坚决和更彻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破产的农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革命联盟。总的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坚固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是一段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一根本规律在《分析》中也有所体现：“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在《分析》中分析了决定革命任务的社会性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统治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要打击这两个敌人，就必须进行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民族民主革命。

因此，区别于马克思面对的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简单化，毛泽东则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杂的物质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面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相互交错、同时存在，而且不同阶级对革命态度不同的情况，通过分析清晰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等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以及具有中国特色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分析》不仅是毛泽东从整体上立足中国国情首次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光辉典范，而且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考察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并把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文本。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中分析中国社会现实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在扑朔迷离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中明确阶级斗争方向和革命目标，从而指导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分析》中蕴含的方法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不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分析》的问世不仅在宏观层面、而且在具体方法的运用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作用。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呼声。”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时代不同问题固然不同，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不同时代问题的思想和方法永远不会过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历程表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正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相结合，我们才对社会主义基本国情有了科学的认识和正确把握，也才成功地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崭新的篇章。新时代，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必然会遇到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为此，我们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继续发挥《分析》在革命年代分析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贡献，深刻把握当今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主要矛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要勇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气魄和智慧，一以贯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过程，着力解决新时代“为了谁、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根本问题，不断夯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凝神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