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源流与发展

周 佳 松

提 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体系。建党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回顾建党以来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演进历程， 理性分析思考中国在新形势下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无论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还是指导现实中国外交实践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就形成了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国际关系思想。经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继续完善，逐步形成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国际关系思想。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不仅继承了党的开拓者们的智慧，并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进一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立时代潮头，把握世界大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新理念新举措新战略，在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回顾建党90多年来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演进历程，理性分析思考中国在新形势下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无论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还是指导现实中国外交实践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的国际关系思想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西方思潮被介绍到中国的，其关于“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主义理念，正好顺应了当时时代潮流。但由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稚嫩和自身全国性政权的尚未建立，当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早期的“俄化”倾向成为必然选择。无论党的指导思想、斗争纲领，还是经济来源，很大程度上都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也导致指导国家间交往的国际关系思想也不例外。当时党中央明确表示要遵守共产国际的命令，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号召全党“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137页。。可以看出，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思想已呈现出显著的超越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化的国际主义特征。在认同苏联及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以一种阶级分析视角的唯物史观去看待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性质，在认识上将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联系起来，赋予了中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崭新的意义。因此，对于成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执行的完全是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路线，其特征可谓“纯粹国际主义”②参见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也受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主要还是体现国际主义的。这一点从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对“工人没有祖国”的论断可以判定。他在《究竟是谁无祖国》一文中阐述道：“一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保护工人的祖国；二是说全世界工人阶级应该不分国界的联合起来；三是说各国工人不应该在‘爱祖国’的名义之下为本国政府侵略别国，为本国资本家格外多做点牛马；并不是对强权的帝国主义者讲什么无祖国，讲什么打破国界的大同主义。”③《陈独秀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瞿秋白也认为：“中国的解放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援助，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中国平民的民族民权主义，没有国际的民主主义是决不能实现的。”④《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6-527页。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国际关系思想，很大程度上对于党的初期建设和斗争有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深厚的“国际主义”情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猛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维护了新生力量。而且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抗敌，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人民一道瓦解了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这对于整个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有着重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俄化”倾向也给早期中国革命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同一段时期内党内教条主义的共同影响下，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国共分裂后军事冒险的失败，多次“左”倾错误的出现等也都与苏俄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插手”有关。

二、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思想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解放战争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当时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与这一时代主题和自身国际环境相适应，中国的对外战略遵循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即通过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等手段来维护世界和平，并制约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首要任务是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为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尽快融入国际社会。鉴于以上国内外形势，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较上一时期增添了更加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也更加趋于理性，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但国际主义色彩依然浓于爱国主义。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末期就形成了包括主权观、国际合作思想、民族平等思想、反帝反霸思想等内容在内的国际关系思想。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系统阐述到：“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1085页。这些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深刻反思、激烈党内争论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果，确立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赋予了国际主义新的内涵。以这一路线为方向，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不断高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战略上与苏联基本保持一致的立场。毛泽东认为：“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68页。“自从有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间这样休戚与共，这样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319页。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国际格局变革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又特殊的历程，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三元素也在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不断交互变化着。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的诞生，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东方一个大国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大大增强了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当我们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认识“一边倒”外交战略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理性看待不能将其神圣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任何外交战略都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外交战略的调整必须坚持与世界的变化发展相一致，不断与时俱进。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分析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法去判断中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中国的民族革命与世界殖民体系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坚持国际主义的同时，也兼顾了长远的国家利益，形成了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国际关系思想。

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思想

这个阶段是整个国际关系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转折时期，也是我们党国际关系思想发展比较独特的一个阶段。此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由两大阵营对抗，开始向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转变。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特别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其间，尽管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判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使得我们同一些国家关系产生了疏远，尤其是科技文化交流、国际贸易发展等方面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纠偏，及时排除造反派干扰，有效地捍卫了国家利益，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

这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依旧非常重视国际主义，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热情，坚持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路线。根据国际局势出现的新变化，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战略。毛泽东指出：“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380页。并强调：“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380页。从毛泽东对于当时的时代判断可以看出，在苏联逐渐背离列宁的国际主义道路，越来越表现出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特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则希望继续沿着列宁的国际主义道路走下去。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再判断，及时纠正了外交上以世界革命为主要路线的错误方针。此后，中国积极广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集中力量应对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的战争威胁。特别是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而且，中国共产党根据现实国际力量对比，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明确提出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思想来源既不是解决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基于西方的权力政治理论，而是源自中国历史文化所孕育的和平思想及现代国际关系民族平等的国际主义信念的有机融合。在这个艰难时期，我们党对国际关系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历经考验的20年。这期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大力援助发展中国家等，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丰富党的国际关系思想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20年所走过的艰难历程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一是，2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在“时代主题”这一最基本问题上的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大局的成败。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对“时代”有合理的认识，时时关注世界潮流的变动，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二是，时刻认清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国际上的重大损失要铭记在心，不能重蹈覆辙；三是，时刻坚持国家利益的最高准则，不管出于对政治和经济变革进程的实际需要，还是为了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都要恪守国家利益的价值主线。我们曾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一度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由此而造成的代价自不待言。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思想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之间从苏攻美守向互有攻守的对峙态势转变。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少，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变化了的新形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实行了重大调整和战略转变，国际主义已不再单纯是最重要的外交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外交路线也从过去意识形态至上被国家利益至上所替代，爱国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更进一步重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的特点在这一时期有着显著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大政方针进行重大调整的历史性关键时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政策与外交思想来说，最大的调整就在于摒弃了以意识形态为总体框架的错误思想，把国家利益确立为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他明确提出不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别来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思路，并把“不扛旗”、“不树敌”、“不当头”作为外交总方针，“韬光养晦”作为一项长期国策。而且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国家间关系应该遵守的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2页。。在这新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继续丰富了国际关系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内涵。邓小平认为，维护国家主权，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他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2页。党的十二大对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明确：“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0页。从党的十三大开始，中国的国家外交战略显现出相对成熟形态，“国际主义”不再被正式提起，而“爱国主义”被延续了下来，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党的十三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世纪末期的中国，更加关注祖国统一，将爱国主义思想融入到国际主义的精神中，巧妙地实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结合，妥善处理了中美摩擦、中日纠纷、中欧关系，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的国际主义贡献不应再局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支持和无偿物质帮助。解决好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使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贫困，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此时中国共产党国际关系思想的转变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伟大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国内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实际发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力争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发展对外关系和应对国际问题时，坚持原则、纵横捭阖，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扩大了回旋余地，争取并获得了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走进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作了新概括，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理念包含着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内涵，是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现实表现。它的构建是建设“和谐社会”命题的延伸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与外交相互联系的体现。客观地看，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谐世界”则是构建 “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两者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捍卫民族独立与国家安全，以经济优先和国家利益至上为根本出发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并一致而持续地向全世界展示其愿意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承担责任的决心。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时代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它指引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国际形势发展来看，虽然世界格局处于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不确定与不稳定因素也不断增多，地区热点问题和冲突此起彼伏，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国际关系更具复杂性和脆弱性，但可以判断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趋势依旧没有发生改变。正如***同志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新形势、新问题必然催生新思考、新思想。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保持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际社会进步理念中汲取精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将国家情怀与世界主义视角融入一体，从根本上回答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走向的疑问，为指导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具体而言，***同志提出的包括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以及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文明观、新全球治理观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关系思想，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既是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超越，也是对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国际关系思想的发扬光大，既蕴含着中国智慧，也针对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继承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哲学观与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有机结合，发展了共产党人“四海皆兄弟”的国际主义情怀，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中发掘和扩大共同利益，在应对全球共同危机和挑战中明确共同责任，在日渐密切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共建和秉持共同价值，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到新高度、新境界，是国际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深刻体现和又一次重要飞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同时表明，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履行什么作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同志一再强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②《***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③《***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页。。他用鲜活的语言诠释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真诚意愿，生动阐释了中国发展与世界的共同发展结合起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统一起来的价值内涵，深刻体现了***外交思想融通中外、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这无疑是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创新、丰富和发展。

结 语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实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姿态和风度活跃于国际舞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有两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一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有机结合。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不同时期曾经历过多次不同程度的调整，但根本的指导思想却保持连续性。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始终不渝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坚定不移地站在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国家一边，站在国际主义和人类进步一边，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国际视野和历史责任感，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使命和责任。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高度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结合。

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基本原则。独立自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历届领导集体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是新中国平等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最本质的区别。独立自主同样也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历来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也认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中国共产党认为，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最可宝贵的经验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不可少的条件。面对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必定要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在转型变化的世界体系中为中国谋求更大的发展机会。

纵观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关系思想的曲折发展历程，从毛泽东的“一边倒”、“三个世界”理念，到邓小平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一国两制”，以及江泽民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胡锦涛的“和谐世界”，再到***同志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程同样也是从早期“国际主义”到当前“新国际主义”发展的历史。这里所指出的“新国际主义”，其主要含义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社会主义大国履行国际责任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外在要求与内在品质。②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新国际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内敛”型的国际主义，是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相对应的外交策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宗旨；积极推动多边外交，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物品来承担其全球责任是其重点；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其基本诉求。总之，这是中国共产党再一次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从世界新秩序到国际关系民主化，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内在的战略选择趋势正焕发着新国际主义精神的盎然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