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意蕴

何 显 明

提 要：***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如何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视野，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充分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过程中，围绕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书记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新视野。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为全面深化改革，开启治国理政新境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而且以一系列思想理论创新成果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历史境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论指导。

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一主题蕴含着新时代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课题，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不断提高我们党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治理，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尚未最终破解的重大历史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揭示和批判资产阶级国家“虚幻共同体”本质的同时，构想了未来国家发展演变直至最终消亡的基本趋势，但他们并未现实地遇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问题，因而没有也不愿就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作出设计。他们一再强调，“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页。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是社会主义实践必然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此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之后形成的苏联模式暴露出来的，诸如权力高度集中压制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诱发严重的腐败现象等弊端，表明苏联并没有能够建构形成成熟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是酿成“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临的现实挑战比苏联更为复杂，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很快就觉察到了苏联体制的弊端，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就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建立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建国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也发生了严重曲折，积累了诸多体制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刻地总结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③***：《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要探索和建构既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行逻辑，又充分彰显社会主义价值准则和制度正义；既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制局限，又充分汲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不断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极为宏大的社会制度变革过程，其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想象。改革开放以来，为克服国家治理遭遇的困境，我们党开始从全新视角探索国家治理问题。特别是在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情况下，如何顺应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多元价值的社会变革趋势，从顶层设计上走出以往社会主义试验的误区，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全新的格局，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命题。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围绕“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多个层面突出了“治理”创新的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时，明确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七次强调了国家治理问题，并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十九届三中全会据此对党和国家机构职能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概括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国家治理问题的探索，一个重大的视角转换，就是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把制度建设作为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一部中国改革史，就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创新史。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主要任务是打破旧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改革逻辑，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改革的基本方式，是根据加快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对相关的体制机制进行适应性调整，而不是立足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对各个领域的制度建设进行总体性设计。随着改革进入全面攻坚阶段，中国改革的战略重点合乎逻辑地从“破”转向了“立”，即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建设的理性自觉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统筹安排。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制度体系”的范畴，明确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①***：《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 2014年2月18日。可以说，以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建设来不断提升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能力，预示着我们党在探索“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一历史课题已经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自觉。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展起来以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课题。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历了从未发展起来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重大历史转变。一方面，社会财富的惊人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特别是社会各个领域涌现出来的创造活力，使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传统发展模式日益深刻地暴露出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释放，外部环境的深刻演变，使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挑战的艰巨性、复杂性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实践证明，发展起来以后遇到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之前少，甚至表现得更加复杂。因此，“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②***：《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3日。。这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发展起来以后，如何以制度体系的成熟化、定型化，有效破解长期超常规发展积累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而推动国家治理步入常态化轨道问题，已经极大地凸显出来，成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③***：《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大智慧。只有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与保持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保障个体自由权利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执政党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审时度势，以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作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发展的总抓手，以全面增强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发展起来之后，“我们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 2014年2月18日。更进一步讲，发展起来后意味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⑤***：《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7年10月27日。，它必然表现为人民群众生活世界的全面拓展以及美好生活追求的日益多元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终极境界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此就必须以全面现代化来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丰富个人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赋予个体自由发展的现实能力。***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论述，将现代化的视域从技术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从经济基础层面提升到上层建筑领域，从部门现代化领域扩展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视野，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同一个伟大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进程，清晰地表明，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复兴大任近百年的历程，依次经历了三大历史课题的考验。第一步，武装斗争，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体系；第二步，经济建设，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面貌；第三步，治理创新，在发展起来后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正是在成功地破解三大历史课题的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重大理论飞跃。显然，在发展起来以后的新时代，只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真正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不断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保持国家的持久繁荣，最终终结盛衰交替、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以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是社会主义实践从初级阶段迈向成熟境界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除了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以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还不够成熟定型，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我们党自建国以来就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探索和建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对建国以来形成的制度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创新。实践证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是人类文明进程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的国家制度建设历程进行了总结，明确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显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历程整个后半程的历史主题。

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是任何一项社会实践步入成熟境地的重要前提和显著标志。“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①***：《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制度的成熟性、稳定性以及制度治理的有效性，代表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说到底是要提升我们党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国家的能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步入成熟化、定型化、常态化的轨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告别社会主义实践的初级阶段，进入较为成熟的境地。更进一步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有效性的竞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毫无疑问，体现了人类探索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的崇高追求。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创造性活力，并对长期困扰人类社会治理的一系列两难选择，如社会活力与社会秩序、个体自由与公共权威、效率与公平等等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创造出更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社会主义实践的焦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深刻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社会主义试验的信心和想象力，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内涵、本质的理解。只有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深刻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教训以及西方国家治理体制暴露出来的弊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形成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才能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并开创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

***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广泛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及价值准则等重大理论问题，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治理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以及国家治理的思想理论。

（一）明确提出“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的战略目标，科学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规定，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思想内涵。众所周知，在特定的历史情境和思想话语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的重点，是深刻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性，而不是预测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治理形式。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年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但除了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制度形式作出具体设计。列宁曾经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半国家”，是走向“国家消亡”阶段的暂时过渡形式，②《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列宁的过早去世也使得他未能就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国家面临着极为繁重的赶超发展压力。无论就补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足造成的经济基础薄弱的短板，还是就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来说，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这就必然地提出了如何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探索和建立一整套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在保持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邓小平就曾清醒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34页。在整个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当中，支撑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无疑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②***：《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系统地阐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规定，十九大报告中将此概括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规定，着眼于不断提高执政党“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③《***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建设各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阐述，科学地回答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有效地巩固执政地位，如何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重大问题。

（二）系统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地位，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全面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制度装置之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同样离不开政党制度的支撑，但这种政党必然有着不同资产阶级政党的特殊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尚未登上国家执政舞台，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以一般的政党尺度来看待和评判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强调共产党必须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列宁在国家初创阶段也明确指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⑥《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旗帜鲜明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创新的过程中，邓小平也一再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34页。。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的实践经验，***总书记高度概括地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基于这一重要论断，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毫无疑问，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领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一贯的基本原则。然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充分表明，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体系，甚至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都不等于一劳永逸地确立和巩固执政地位，更不会自动发挥出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只有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转化为实现总揽全局的有效制度安排，才能保证党的领导这一最大的制度优势的发挥，进而通过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指出：“我们说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①***：《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0月10日），载《***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方面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运用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健全党规党法，不断完善制度治党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建立健全总揽全局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问题，开辟了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新局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

（三）深刻论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及国家治理结构的理论，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提示国家的阶级统治功能时从来没有否认国家的公共性职能，并且认为“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某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56-57、121页。。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提出，社会公共职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不可或缺的，“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56-57、121页。这里的“合理职能”，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还专门解释，“不是指政府统治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56-57、121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打碎执行阶级统治职能的旧的国家机器时，还必须把资产阶级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合理职能保留下来。正是由于公共性职能的凸显，马克思曾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4页。。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职能范围作出具体的界定，市场经济条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职能问题更是超出了他们的视野。

在苏联模式中计划体制曾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形式，国家直接垄断社会资源的配置，并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管制，也成为国家治理的制度要件。这种全能型的国家治理体制严重窒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是以往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难以治愈的痼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工具属性，认识到了市场经济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重要作用，通过逐步放松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制，培育出了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效地激发出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组织的成长，政府的职能也发生了深刻演变。十八大以来，顺应国家治理格局的深刻变动，***就更好地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作用的国家治理结构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进行了通盘设计，***明确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⑥***：《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十九届三中全会围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并对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作出了科学的界定。经过近40年的持续探索，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最终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中第一次得到了清晰的界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我国也逐步形成了党统一领导之下的多元治理主体各负其责，又相互协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结构。

（四）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方略，全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的思想理论。国家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现代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国家的治理需要有法治化的刚性规则确定多元主体各自的行为边界以及相互间的互动规则，由此就决定了法治必然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治理形式及其实现机制，却明确地肯定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2页。恩格斯认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来说，都要求有革命创造新的法治基础得到绝对地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无产阶级也不例外，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恩格斯就特别指出，无产阶级要求国家“由人民来管理”，而“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列宁同样十分重视法治，提出无产阶级如不想陷入空想之中，取得政权之后就决不能对法律弃而不用，“假使人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④《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中国是一个法治传统相对单薄的国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了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十八大以来，***更是将法治提到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宏大理念，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⑤***：《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2年12月4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的法治建设战略布局。***把法治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⑦***：《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共产党以什么样的方式执政，社会主义国家以什么样方式进行治理的重大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理论。

（五）深刻阐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式，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民主是现代国家公共权威合法性的源泉，也是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条件下多元社会行动主体达成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基于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使命感和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始终将创造更真实、更彻底的民主，作为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最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民主说到底是一种国家治理形式，只有能够切实“运转”起来，在落实和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同时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民主，才能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福祉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贯穿***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系列重要论述的主线，就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探索民主政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①***：《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近几十年的世界民主实践表明，仿照发达国家现有的制度形式，设计和建构出一套民主政治制度相对容易，而要让这套民主制度运转起来却很难，要让这套制度体系成功地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更是难上加难。基于国家有效治理的民主政治，必须着眼于有效地防范和治理一些国家政治生活存在的种种顽症，如群龙无首、党争纷沓、民族冲突、倾轧内耗，以及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等现象。***明确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②***：《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这种基于国家治理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无疑比仅仅用政治普选一个要素来衡量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更具有普适意义，也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政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主政治必然要超越单纯的形式民主，最大限度实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马克思曾经指出，“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0页。所谓“人民自己的作品”，意味着人民的民主权利决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参与挑选国家领导人的投票机会，更重要的是，它是权利的直接行使。这就要求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过程中。***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④***：《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基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原则，***强调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显著优势。人类的民主政治实践是一个开放性的探索过程，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统一的民主实践，打破西方民主体制那种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脱节、行政民主与政治民主分隔的格局，将民主实践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选举环节扩展到公共事务治理的整个过程，必将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加深民主内涵。更进一步讲，中国以有效治理为基本准则的民主实践，拒绝将某种具体的民主体制、民主实现形式及民主成长路径绝对化，拒绝简单的模式照搬和制度移植，始终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客观条件，在广泛借鉴人类既有的民主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包容各种民主实现形式的尝试和探索，最终完全有可能发展形成一种治理型民主，在促进国家有效治理的过程中，为人类民主实践贡献出中国独到的政治智慧。

（六）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深刻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内在关联，丰富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转化为世界史的思想，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外部世界对中国发展影响的深刻程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今天的中国正日益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史”的丰富内涵。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进程，中国也已经成为推进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积极力量。***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方面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世界眼光，以及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助推社会全面进步的胸襟；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我们党秉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念，以谋求人类解放、实现天下大同的大情怀，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秩序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演变的努力。***强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②《***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2页。。毫无疑问，凝结着深厚的中国智慧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超越了西方近代以来盛行的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思维，必将随着中国日益广泛地参与全球治理而产生日益广泛的国际影响。

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既顺应了全球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变革的大趋势，又始终立足于坚持中国特色、增强中国自信、完善中国模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致力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有效治理的一整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打破“普世价值”的神话，超越西方传统国家治理话语的束缚，推进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创新，展示了一个极大的想象空间。

毋庸讳言，“二战”以来的现代国家治理话语，一直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话语体系所支配，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种植根于西方国家特定历史背景和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经验，以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为制度蓝本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一直是西方国家居高临下评判其他国家治理优劣的标准。其他国家任何偏离这种标准的探索创新，无论是否取得了更好的治理效果，都会被当作异类遭受贬斥，遭受“失语挨骂”的境遇。借助于西方的经济实力和话语霸权，西方国家将这一话语体系上升到所谓的“普世价值”高度，对非西方国家进行话语殖民，以致许多非西方国家在逐步丧失话语自信的过程中也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制度和话语为圭臬，以模仿、移植西方国家制度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变革的根本出路。

当今世界的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秩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时代降临，既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也给各国的国家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各国遭遇的治理危机表现形式和体制根源各异，但治理话语在全球范围所引起的共鸣，无疑预示着人类社会正酝酿着进入一个国家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大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持续性创新及其取得的显著绩效，引起了日益广泛的世界性关注。正如***指出的那样，“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①***：《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在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绩效的今天，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复杂的体制变革、应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挑战中积累的极为丰富的执政经验，立足于中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具有显著的治理绩效优势的国家治理体制，“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的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②《***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页。，从理论上讲清楚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合理性以及中国治理经验的普遍意义，逐步提高中国话语的影响力，无疑是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进而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重大现实课题。***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一系列鲜明的特色，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

（一）理直气壮地突出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总揽全局的核心领导地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政治优势。坚持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及其创新实践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7月1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轮替制度下的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居全面领导地位的，长期执政的特殊执政党。正是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凸显了中国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最鲜明的特色。在西方政党体制普遍遭受“否决政治”体制困扰的背景下，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摆脱了西方政党制度及其政治思维的限制，展示出了现代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政党治国新的可能方式。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艰辛历程充分表明，执政党的统一领导，是缺乏现代性因素积累的后发国家组织动员有限资源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政治组织形式。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角色时，总结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认为现代化对传统国家的首要挑战，是集中必要的权力，“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该体制中扩大权力，以吸收新近动员起来的参政团体，从而创立一个现代体制”④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2页。。后发国家基本上是被动地被拖入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因素积累的缺乏，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靠国家力量来充当现代化的组织者角色。这种现代化境遇，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具有高度的组织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的特殊执政党，更能代表国家意志实现社会有效整合，将有限的资源动员和投入现代化建设，进而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和治理，制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保持国家治理大政方针的稳定性，以显著的战略定力形成发展的累积效应。相反，盲目引入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反而可能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以及“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①***：《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不仅无法保持社会的总体稳定，反而将有限的资源消耗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

其次，资源匮乏的后发大国，现代化的建设更需要具有高度统合能力的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作为一个巨型国家，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是世界罕见的，超大规模的人口以及近代以来遭受严重挫折构织成的巨大发展压力，广阔的疆域内部存在的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国家由富到强的转变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深刻影响及其反过来对国内发展的作用等等，都使中国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超出了其他国家的想象。要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统筹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建设，有效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提出的挑战，避免全局性、颠覆性的失误，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全面统一领导是不可或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性推进体制改革，并在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剧烈变动中保持社会局势的总体稳定，之所以能够在应对国家治理的重大挑战中高效率地作出决断并保持“全国一盘棋”的贯彻能力，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次，中国的实践还表明，党总揽全局的领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优势的重要前提。***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将“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②***：《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概括性讲，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既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地汇聚社会各群体的意愿和智慧，又通过党的统一领导，高效率地实现国家意志集中和执行。既突破了“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③***：《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的形式主义民主局限，又防止了西方民主体制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的“否决政治”低效率弊端。

（二）旗帜鲜明地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准则，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人民属性。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准则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到“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从“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到“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始终坚持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而且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人民作为国家的治理主体，既是国家治理成果的共享者，也是国家治理成效的评判者，更是国家治理的直接参与者。从总体上讲，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准则的统一，保证了党作为人民意志忠实代言人和执行者，将始终以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实施国家治理各种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统筹协调全局利益与地方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从而最充分地实现了人民国家的自主性，从根本上避免了西方国家那种政策体系为强势集团所俘获的局面。与此同时，也正是这种国家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的人民性，赋予了国家公共权威最广泛、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奠定了国家治理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

（三）积极主动地探索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效实现形式，充分彰显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实践努力探索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积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进取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命题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创新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取向，预示着中国既“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同时也要不断深化“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2015年***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讲话，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区别所谓的“普世价值”，突出的正是价值共同性与价值实现方式多元性的统一，拒绝以建立在特定国家历史进程和政治格局基础上的特定制度框架作为共同价值的唯一正当实现形式。“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不同民族、国家对美好社会秩序的共同向往，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各国可以而且应当相互借鉴共同价值的有效实现形式，但将某种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体价值偏好定义为“普世价值”唯一正当形式，将某个国家的制度定义为共同价值的制度标配，既是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霸道逻辑的体现，更是狭隘的自我中心思维的僭妄。

顺应历史潮流，推进文明进步的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导向，体现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上，就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所集中表达的中国智慧。针对“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②***：《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的国际秩序变动大格局，***全面阐发了中国倡导的双赢、多赢、共赢，以及合作、协商、正义等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阐明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展示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志趣。这种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以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方式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无疑远比西方近代以来盛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思维，更能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更能彰显人性的尊严。

（四）深刻认识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演进的内生逻辑，理性地汲取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有益经验，充分彰显国家治理及其创新的中国智慧。任何一种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创新，总是在特定的历史前提和文化背景中展开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深刻地认识制度演进的内生性，赋予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创新日益深沉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2014年10月13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专门围绕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集体学习，***明确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虽然这套治理体系的长期演进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暴露出了一系列痼疾，导致近代以来中国走向衰弱，但不能否认，其中也积淀着不少独到的国家治理智慧，也反映出某些与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以及文化性格等相联系的国家治理体系演变的内生逻辑。***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①《***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新华网，2014年10月13日。这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预示着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经验必将成为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智慧来源。

（五）理性务实地坚持问题导向和有效性准则，充分展示国家治理体系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的改革创新，无论持续时间之长，还是变革力度之大、创新涉及面之广，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关键性领域的体制突破，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表现出了少有的制度创新的强劲动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迷信、不盲从、不固执，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始终以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提升为导向。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猫论”、“摸论”；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到“生产力标准”，“有效性”一直是中国改革战略选择的基本尺度。在2016年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显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的，不是要脱离实际搞出一整套形式上完美、体系上完整的制度体系，而是要始终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治理。坚持以有效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基本尺度，有利于打破对某一种模式或具体制度形式的迷信，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其他国家创造的有益治理经验，同时又始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着力破解国家治理面临的现实难题，以此保持制度体系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有效应对国家治理面临的纷至沓来的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