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李 张 容
提 要: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论述表明党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关联。它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知反映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成为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成果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与优秀品格。
1940年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这一论述成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与中国革命问题关系的经典表达。可见,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性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因此,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关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要做到二者的结合,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客体(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客体(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一开始就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尽管“幼年的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是那么完整和全面,但由于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等,因而并不影响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和总体进程。①参见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系统及其历史开放性》,《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而对于中国实际的了解则是处于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因此,相比较而言,在这一对矛盾关系中,对于中国实际的认识显得更为关键和主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实际、中国国情的过程。
首先,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需要以正确认识中国实际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则因不同的国家的具体情况而不同。”③参见《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275页。可见,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要以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初就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④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张闻天也指出,除了“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外,还必须严格地估计到中国的各种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教导我们要认真地研究现实,学会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但总有一些人直接违反这一真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就要以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即了解中国现状、中国国情为前提。
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以正确认识中国实际为前提的。重视理论的应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基于新的实践而产生的新理论。这既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践的自然发展和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毕竟,实践经验只有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才能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并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发挥出毛泽东所说的“精神变物质”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⑥《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的过程。无论是总结中国革命实际,还是创造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都需要以认识中国实际、了解中国实践需要、重视和总结中国经验为前提。
最后,正确认识中国实际的关键就在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如何了解和认识中国实际呢?毛泽东的方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中国社会性质就是中国实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也就是中国最为基本的国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才将“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与“认清中国的‘国情’”问题等同,并将这一问题当作认清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⑦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正确认知就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1941年,张如心就指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质问题”“是马列主义者解决中国问题的出发点”。⑧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1941年第127期。1943年,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工业和农业等基本国情之后指出,以上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民主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在实践上,党也是以此为行动指南的。民主革命时期,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现状及其变化,得出了关于“中国已经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②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的科学结论,从而科学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可以从理论体系与理论基石的关系来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全的理论体系,也有其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直接的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石。
首先,成熟的理论体系自有其坚固的理论基石。理论基石是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依据。理论体系是以这一理论基石为“起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自有其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石。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石。1877年夏,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发现是“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二者共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从而“第一个给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基础”,并使空想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新发展,同样也是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为理论基石的。因此,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自然也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石。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二者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因此,毛泽东思想也遵循着“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可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石。
其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更为直接的理论基石。真理永远是要继续发展的。列宁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于马列主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而继续发展的理论往往建立在更为具体、更为直接的理论基石之上。列宁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新发展。列宁是“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完全不同于马恩所处的时代;列宁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的条件下形成的,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③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5-186、395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帝国主义问题”又“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根基”,这也是为何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称之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缘故。④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5-186、395页。总之,列宁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创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基于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一时代特征和社会性质的判断。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论基石,也就是列宁主义更为直接的理论基石。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就表现在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并指导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从而使社会主义从西方一国实践变成了具有东方(即中国)特色的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包括多个方面,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其主要内容(就民主革命时期而言)。1943年,刘少奇就指出: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①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自从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结合的代表”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中,“中国革命”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页。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则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为基石的。
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为前提的。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革命的基本问题。”③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可见,在民主革命时期,要判断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要以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确定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为前提。因此,毛泽东所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对近代中国国情,尤其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和前提的。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为依据或出发点发展而来的。这可以毛泽东阐发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名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为例来论证。从该文的篇章布局来看,文章包括两章。第一章为“中国社会”,分析了“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④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第二章为“中国革命”,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⑤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可见,该文是先分析中国社会,再阐述中国革命问题。从该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述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于是,反帝反封建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确定了主要的革命敌人和主要的革命任务之后,无产阶级需要寻找革命的同盟者以解决革命的动力问题,于是无产阶级在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定了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力量构成。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时代条件,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则意味着中国革命有着全新的领导阶级。以上这些共同决定了中国革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的革命过程”;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⑥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至此,毛泽东初步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总之,从思想逻辑上来讲,毛泽东正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出发,以此为起点和基础,建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而建构毛泽东思想的。这就解决了毛泽东思想建构的直接的理论基石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历程,就是党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社会,确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这一实践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自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首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为寻找中国未来出路、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接续奋斗”。正是在这一奋斗的过程中,党始终就坚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客体与中国实际这一实践客体的结合为工作指针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王稼祥早在1943年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时,有一个评价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志也指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因其突出的贡献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①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692页。。
其次,“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早在1926年就由蔡和森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提出,并于1929年初在党的文件中首次使用。但这一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党内的高度认同,也并没有在理论界迅速传播开来。这一概念的传播主要是以新思潮派等为代表的党的知识分子通过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来完成。后来,到达延安之后的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陆续接受了这一概念和说法,并成为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这主要出现在毛泽东于1939年至1940年发表的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文献之中。在1939年至1940年初发表的系列论文或讲话中,毛泽东基本上都是使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来表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而且使用了多达30次。其中,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报告(一部分后改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使用了1次,《五四运动》一文中使用了1次、《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学的演讲》(后改为《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使用了3次,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使用了1次、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使用了11次(只有一次使用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话语)、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中使用了9次、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使用了2次、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使用了2次。这是在以往任何时期或者任何文章中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已经成为毛泽东经常使用的概念,而且通过毛泽东的演讲、发表文章陆续得到党的高层的认可和肯定。后来,这一概念还写入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话语),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3、795页。并在党的七大(用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话语)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上作为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章。
最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作为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成果,也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力量。因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之时指出:“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④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3、795页。。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用于解决中国问题,探索中国特色道路的历史进程。这一历程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以明确中国社会所处的方位,确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这一活动也就是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进程。因此,后者也就构成了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部分。那么,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成果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了。其二,从理论体系与理论基石的关系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也自然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理论体系与理论基石的关系犹如一座大厦与地基的关系。理论体系建立在理论基石之上,是由这一理论基石为“起点”、为“中心”发展而来。因此,理论基石本身也是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还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一点在1940年代党的知识分子中间得到普遍的认可。1940年7月,杨松在总结最近十年在马列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成绩时,把党“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方面”的成果即“确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占统治地位”列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绩簿的第一位。①杨松:《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第5期。1941年4月,张如心也把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质问题”的观点看作是毛泽东“发展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著的例证”之首。②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1941年第127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其“三个基本方面”。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时的讲话中继续强调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基本特征与突出品格。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5页。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和理论基石,也必然会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以上重要特征与基本品格。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党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特点。其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坚持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最基本国情出发的体现。从实践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与党探索中国实际的历程是同步进行、协调互动、利害相关的。从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始终。但中国的实际状况又是变化的,因此,了解中国实际的工作也必须随着中国实际的变化而发展。越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越是要了解中国实际尤其是中国社会性质。什么时候党能够科学地把握中国实际,那么党的奋斗历程则比较顺利。反之,则相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党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经历了较多的曲折,就与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判断密切相关。正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从而认清了近代中国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这一最基本国情,并以此为基点和基础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体现了党所坚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与品质。其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理论创新。列宁尽管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也认为中国是半封建社会,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也没有系统分析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这一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社会得出的新结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正是以这一社会性质判断为基础,来决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这样,既达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目的,又通过总结新的中国革命经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可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完全是马列主义创始人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但又是完完全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是符合中国国情,又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新的理论创造。
其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作为党的领袖、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互动的结果,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一切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特征。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党一直在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史结论的得出,也是党的领袖、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互动的结果。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困惑。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有人提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人提出中国还是封建社会。为了回答现实斗争中的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也必须对此做出探索和回答。于是,党的六大之后,以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发表文章,阐述他们关于“现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并领导知识分子进行学术研究、理论探索并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就是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新思潮派”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探索。于是,经过论战,“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得以普遍使用和认可,“新思潮派”等也从学术上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这之后,毛泽东等党的领袖吸收了这些学术成果,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进行理论阐述和系统建构。这一理论成果得到党内的高度认同,并在理论界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反响,并得到宣传和普及。可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形成完全是集体智慧的结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典型代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坚持群众路线这一特点。
最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党坚持“走自己的路”的结果,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独立自主的特征。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先进分子的不懈追问。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自从十月革命之后,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即“走俄国人的路”。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毛泽东也逐渐意识到这方面的弊端,并早在1938年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49年之后,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教训和“少走弯路”的考虑,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尽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中国革命能否走向胜利终究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上。尽管列宁指出过中国是“半封建”社会,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但是并没有据此完整地把握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吸收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明确提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并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独立创造。在这一意义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独立自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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