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金 延 锋

提 要：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伟大的革命精神以及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就是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认识和理解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从而真正做到***同志所要求的“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这一重大理论判断，确定了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上的历史地位，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科学而重要的理论论断？笔者认为可以从红船精神的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实践等方面来加深认识和理解。从而真正做到***同志所要求的“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①《***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 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

一、红船精神的提出，填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历史空白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了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2005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上，最早的是井冈山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即党的创立（1919.5-1923.6）、大革命（1923.6-1927.4）、土地革命战争（1927.4-1937.7）、全面抗日战争（1937.7-1945.8）、解放战争（1945.8-1949.10）。井冈山精神是从第三个历史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的，党的创立和大革命这两个历史阶段，一直没有提炼、形成一种能够反映党的创建和发展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上，缺少了最重要的革命精神——建党精神。

从2005年以前已有的革命精神来看，都有一个形象化标志予以呈现。这些形象化标志，基本上都是按照地域、事件、会议、人物等具体载体来命名呈现的，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大庆精神等，是以地域命名呈现的；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是以事件命名呈现的；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是以重要会议命名呈现的；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等，是以人物命名呈现的。这些地域、事件、会议、人物，构成了这些革命精神的形象化标志。

建党精神以什么作为形象化标志呢？2005年以前史学界一直没有进行过统一的提炼和概括。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集中体现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建党实践活动中。早期共产党人的建党实践涉及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东、广东以及海外的日本、法国等多地，而且建党不是个别人所能及的，它是一个优秀群体共同的实践。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也经历了一年时间。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很难用一个地方、一个事件、一个会议、一个人物来作为形象化标志进行命名，因为这些都无法涵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不同时空中所展现出来的全局性、整体性的精神。2005年6月21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了红船精神这一鲜活、生动而富有象征意义的命题，则历史地、科学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难题。

***同志在文章的开头就明确指出：“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在文章中，***同志再次强调：“当初，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因此，***同志认为红船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明证：“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②***：《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所以，***同志亲切地把红船比喻为我们党的“母亲船”。

“红船”，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形象化标志，不仅非常形象鲜明，而且寓意深刻。

***同志提出的红船精神，首次精辟概括和全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精神精华和实践写照，填补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大革命之间的革命精神的历史空白，使得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一致性，使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有了统一的精神领航，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有了真正的源头。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充分体现了红船精神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实践是红船精神孕育产生的基础。早期共产党人在进行这场“开天辟地”大事变的实践中，充分体现了首创、奋斗和奉献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诞生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和掠夺。自1842年清朝政府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到1949年的107年左右的时间内，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等等，一共2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种手段，强迫中国签订了750多个不平等条约。1900年的8月14日，八国联军的火枪利炮攻破了北京城的大门，1901年9月7日，中国被迫与英、美等11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华民族是带着被外敌攻占首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的这样一个深重耻辱跨入20世纪的。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还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已经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国家，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后，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但由于他们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竭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封建主义制度在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中国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中国成为一个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还在对中国的长期侵略中打造出一个为它们服务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是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和民族灾难、人民痛苦的根源。这样，中华民族在近代就一直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团结自救。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对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宣告结束。事实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就需要中国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新的阶级、新的理论来开创新的革命道路，承担起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

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就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基础条件，与近代任何政党都不同。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和一批掌握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理论基础。在这些基础条件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谋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毅然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而宣告成立，劈波斩浪、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正如***同志当年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从此使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们党从这里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政党、任何仁人志士都无法达到和实现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在创新中诞生，在创新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壮大；没有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不变，坚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始终不变；没有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始终坚持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谈治国理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三、早期共产党人的建党实践，充分体现了红船精神

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集中体现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建党实践中。在这一系列的实践过程中，始终体现着首创、奋斗和奉献精神。

首先，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中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使他们明显地感觉到，俄国工农大众敢于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71页。的结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71页。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特别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不仅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19年5月，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共同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在湖南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同年8月，为了筹组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李大钊兼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后，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广泛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他多次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的这段时间，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他从理论到实践，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④[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其次，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坚持真理，英勇奋斗。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极端恐惧。他们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它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了不少进步报刊，甚至逮捕先进人员。但中国先进分子不畏恐吓，甚至被捕，坚定不移地为追求真理而奋斗。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陈独秀，在1919年6月11日散发传单时遭北京军阀政府逮捕。在全国各界的营救下，北京军阀政府被迫于9月15日释放陈独秀，但却一直对他进行监视。为了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于1920年2月从北京秘密前往上海。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离京。在离京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传世佳话。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联合会报》和《觉悟》，9月，又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想。1920年1月29日，在抵制日货的请愿斗争中，周恩来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周恩来向难友们作了5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演讲。

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统治者力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从新文化运动阵营中分化出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于是，在中国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让人们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①《胡适论学近著》（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5页。。胡适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率先撰文进行反驳，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迅速展开。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革命的论争。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场论争，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撰文，反驳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于在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也不能建立共产党等言论。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场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取得了论争的胜利。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还开展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批驳当时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

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经过论争交锋，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第三，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劳工为伍”。

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中国先进分子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早在1920年1月，李大钊就号召和组织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就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陈独秀除了自己到工人中去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浙江的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也在陈独秀指导下纷纷深入到工厂做工，调查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在此基础上，陈独秀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专刊。这个专刊共刊登28篇文章，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劳动节纪念号》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关键。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也宣告成立。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从中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红船精神是对中国先进分子在建党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反映。

四、中共一大会议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充分体现了红船精神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在中共一大上海会议的基础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和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的具体工作。

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纲领庄严宣告：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

纲领还包含了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如关于入党条件、接收党员的手续、新党员的考察期等；关于各级组织的建立及其隶属领导。纲领特别规定了党的纪律，要求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任何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拯救中国社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正如***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为落实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大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宣传工作和成立工人学校以及工会组织研究机构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并明确要求，所有工作必须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决议决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党应该采取独立进取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根据这个决议，中共一大结束后的8月11日，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8月16日就创刊发行了《劳动周刊》。随后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立了分部，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说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宣布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其纲领和决议充满了首创、奋斗和奉献精神，充分展现了其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从党史学的角度来分析，红船精神回答了关系中国共产党创建、发展、壮大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建党靠什么——靠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中国共产党建党干什么——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建党为什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早期共产党人在建党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就是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所以，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