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赵家祥

提 要：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学说、政治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从多方面作了总结、归纳、概括、阐发。这些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著，对他们所用的抽象方法、典型研究方法、“从后思索”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相互关系做了具体考察，并谈了学习心得。

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十分关注，并且做了深入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学说、政治学、历史学等等，并且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从多方面做了总结、归纳、概括、阐发。这些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关于抽象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马克思主要论述两种抽象法：一种是关于概念形成的抽象法，另一种是关于原理和规律形成的抽象法。

下面以价值概念的形成为例，说明概念形成的抽象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首先讲了商品的二重性，即商品包括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然后讲体现在商品二重性中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任何劳动都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作为使用价值，首先有质的差别；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人的手里也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这些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这样，它们就不再是具体的劳动产品了。例如，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和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在抽象人类劳动中，剩下的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消耗的单纯凝结。这些物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抽象出商品价值概念以后，还要说明如何计算商品的价值量。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来计量的。“形成价值的实体”是什么呢？是劳动时间。简单地说，一种商品的价值量是用生产这种商品所使用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由于每个人的技能高低不同、劳动熟练程度不同，他们生产同一种商品所花费的时间多少就不同。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消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做一个统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取得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做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所以，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商品的价值就越小。与此相反，劳动生产率越低，生产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商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地变动。

说明了价值概念是如何用抽象方法抽象出来的，以及如何计算价值量和价值量的变动，就为说明价值规律是如何用抽象法抽象出来的奠定了基础。下面以价值规律为例，说明规律是如何用抽象法抽象出来的。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和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进行交换。在出现货币以后，商品的价值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称为价格。商品的等价交换，要求价格符合于价值。就是说，价值决定价格，价格要符合价值。这是就纯理论上说的。在现实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价格除去受价值决定以外，还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如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受积累和消费比例高低的影响，受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受税收政策的影响，受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受金融规律的影响，受产业结构变化状况的影响，受自然灾害有无和大小的影响，受人们消费心理的影响，受国际贸易状况的影响等等。所以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不相一致或不完全一致，而是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于价值。在特定的情况下，价格往往与价值严重地背离。例如，由于自然灾害严重而造成粮食极其短缺时，食品的价格就会远远高于它的价值，有时甚至用一两黄金买不到一个窝头；农民由于不了解市场信息等情况，某种农产品由于生产过多或过少时，这种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严重背离它的价值，“将（姜）你军”、“算（蒜）你狠”等现象的出现就属于这种情况；不法商人对某种或某些商品“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破坏市场秩序，也会造成价格严重背离它的价值。价值规律就是撇开诸多社会因素对价格的影响不谈，或者说把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从诸多影响价格的社会因素中抽取出来，对价值以外的其他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在思维中撇开不管，只考察价值对价格的决定作用，才能在思维中或者说在逻辑上抽象出价值规律。如果把各种社会因素对价格的影响与价值对价格的决定作用混杂在一起考察，就难于发现价值对价格的决定作用。由此可见，不使用抽象方法，在人们的思维中就形不成价值对价格的决定作用，即形不成价值规律。社会发展的各种规律，都是用这种抽象方法从复杂的社会联系中抽象出来的。

二、 关于典型研究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23、87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又说：“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做例子。”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23、872页。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在英国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呢？马克思在这一章的末尾对这一点作了总结。

首先，资本的原始积累所剥夺的私有制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这种所有制的典型国家是英国。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③私有制的性质，依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是非劳动者；在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是劳动者。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2、873、861、873、871页。英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剥夺的主要是这种“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即个体农民（或称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

其次，对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剥夺，符合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英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在消灭这种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英国，农奴制度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即个体农民。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个体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大约在1750年，个体农民消灭了，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个体农民的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个体农民被彻底剥夺了。英国是当时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被剥夺得最彻底的典型国家。

再次，英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确立具有典型性。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即生产资料相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与此相反，是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即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生产资料的剥夺者成为资本家，生产资料的被剥夺者成为雇佣工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确立。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2、873、861、873、871页。

最后，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所采用的暴力方式具有典型性。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2、873、861、873、871页。“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2、873、861、873、871页。“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2、873、861、873、871页。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经济状况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英国为典型的话，那么，他们研究政治状况及其发展就是以法国为典型，研究哲学状况及其发展就是以德国为典型。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所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中，讲到法国在政治形式的变动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典型形式时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8-469、217-218页。马克思写的《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就是对法国阶级斗争和政治形式变动的典型性的具体论述。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就曾指出：“大革命以后，法国在欧洲是惟一注重政治的国家。在法国，任何改良，任何学说，如果不体现为某种政治形式，就不能得到全国的重视。看来，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上，法兰西民族注定要起的作用是经历一切政治发展形式，从纯粹政治开始，以达到一切国家、一切不同的道路必定要汇合的地方——共产主义。”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479页。“在法国，任何一件事情要想得到全国的重视，就必须带有政治性质，否则就不会成功。”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479页。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讲到，英国人达到共产主义的结论是通过实践，即由于自己国内贫穷、道德败坏和赤贫现象迅速加剧；法国人达到共产主义的结论是通过政治，即他们起初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继而发现这还不够，就在政治要求之外又加上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通过哲学，即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具体论述了当时德国哲学革命的发展状况。德国的哲学革命是随同法国的政治革命发生的。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17世纪末欧洲大陆上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兹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自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全都结合在一个体系内，归纳成一个基本原则。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进展是如此连贯，如此合乎逻辑，如此之必然。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说，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在德国，就是因为德国民族是“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比重要，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在各个行业中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发展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受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受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8-469、217-218页。

恩格斯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看法是全面的。虽然他批评了英国人“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的缺点，同时也赞扬了他们注重实践的优点，这个优点比起德国人片面注重理论原则而忽视实践比较起来，他更加赞同英国人的做法。他说：“我们的基本原则固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从包罗人类全部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中得出的，不过在有关实践、有关影响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方面所做的一切，我们发现，英国社会主义者远远超过了我们，所以要做的就很少了。我想顺便提一下，我接触了一些英国社会主义者，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我都同意他们的看法。”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494、495、495-496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494、495、495-496页。在这本书的1891年柏林版中，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条脚注：“‘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 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态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得出确实的结论。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494、495、495-496页。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还有一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工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还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是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他是站的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德国的工人运动不会达到现在这样高的发展水平。现在德国的工人运动所以能够达到比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更加先进的地位，是由于“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三、关于“从后思索”的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马克思认为，复杂的事物是由简单的事物发展而来的，在复杂的事物中包含着简单的事物的残片和因素，是借简单的事物的残片和因素逐步建立起来的，同时又还包含着未来事物的某些萌芽。只有理解了复杂的事物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在它以前的简单的事物。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社会是当时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它是借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包含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萌芽。只有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具体指的是哪些社会的经济呢？理论界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封建的”经济指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经济，“古代的”经济指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经济，“东方的”经济指的是奴隶制的经济之前的农村公社的公有制经济，主要是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同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①《马克思县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经济的社会形态”一样，只不过是把顺序颠倒过来了。

从马克思对整个人类历史全过程的实证研究来看，他不是首先研究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这些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而是在充分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上最复杂的社会机体的经济结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再去研究这些前资本主义社会，揭示这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很多地方论述了原始公社所有制、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生产方式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专辟一章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其中论述了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其解体以后所产生的各种派生形式。马克思在晚年又研究了古代社会史并写了《古代社会史笔记》（或称《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由于他是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以后，去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它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就比一般历史学家的理解更正确、更深刻，解决了一系列长期没有解决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问题。例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结构的“骨架”。原始社会是否存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是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理论上的难题。马克思以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理论为依据，分析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认为在原始社会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氏族社会的家庭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亲属制度则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亲属制度随着家庭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就意味着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这种亲属制度和古老形式的氏族组织，通常是一起被发现的。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354、503页。马克思在《摩尔根笔记》中摘录了这段话，并且补充说：“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354、503页。这表明，马克思认为，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也适用于说明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否定血源关系是氏族制度的基础，认为氏族只是观念地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根本的结构和观念的基础”在一切氏族中都是相同的。马克思在《摩尔根笔记》中辛辣地予以讽刺：“不是观念的，是物质的，用德语说是肉欲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354、503页。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血缘关系是一种物质的社会关系，属于氏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关于氏族的观念，则属于氏族制度的上层建筑。像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在原始的氏族组织中，也存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把“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这种研究历史方法，运用到理论研究中去，就形成了“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这一“从后思索”的方法，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可以按时间先后顺序，从前到后研读，也可以反过来，从后向前研读。最好的方法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但是，“从后思索”的方法所得到的某些效果，是“从前思索”的方法所无法达到的。“从后思索”的方法，有助于防止把以前著作中的观点僵化、凝固化和教条化，有助于防止误解和曲解以前著作中的思想观点，容易掌握以前著作中某些观点的演变过程，容易准确掌握以前著作中的思想观点的确切含义，能够从更高的思想角度、更广阔的视野把握以前著作中的观点。下面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认识的演变过程为例加以说明。恩格斯在1874-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马克思在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有可能不经过个体农民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1881年马克思在《给唯·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把这种直接过渡称为“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后来，由于俄国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已经丧失，俄国已经大踏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俄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已经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国理论界相当多的研究者，由于没有采取“从后思索”的方法，看不到俄国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不了解恩格斯在以后的著作中已经放弃了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至今仍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都是坚持这种观点的，并且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这种观点的证实。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极大误解。②赵家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305-313页。如果采取了“从后思索”的方法，认真阅读了恩格斯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就会防止这种误解。同样，如果我们读了马克思写于1849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11月1日写的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再去读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会对后者有更准确、更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读了恩格斯 1895年3月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再回过头去读马克思的《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就会对后者有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读了恩格斯为自己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写的《 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再回过头去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会对后者有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读了恩格斯为自己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写的 《1870年第二版序言》和《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再回过头去读《德国农民战争》，就会对后者有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读了恩格斯为自己1880年编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写的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和《1892年英文版导言》，再回过头去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会对后者有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说明“从后思索”的方法对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

四、 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具体地论述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应该从实在和具体开始，在经济学上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是实在和具体，所以应该从人口开始。而人口是由阶级构成的，应该从人口中抽象出阶级这个概念。而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由雇佣劳动和资本构成的，所以应该从阶级这个概念中抽象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概念。而雇佣劳动和资本又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例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所以应该从资本这个概念中抽象出价值、货币、价格等概念。马克思指出：“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4、24、24、25页。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的逆向过程。马克思指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4、24、24、25页。。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在它的初期，还没有分清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在叙述方法上也采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他指出：“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4、24、24、25页。一旦形成这些抽象概念，政治经济学就采取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了。马克思指出：“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4、24、24、25页。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既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政治经济学初期采用的叙述方法。马克思把这种方法称为第一条道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则是马克思采用的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马克思把这种方法称为第二条道路。他指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4、24、24、25页。

马克思的《资本论》采用的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资本论》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从商品开始的。商品是最简单、最抽象的概念，然后从商品概念进入较为具体的货币概念。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担负着其他商品所不能担负的职能，所以比商品概念更复杂，是一个比商品具有更多规定性的概念。然后从货币概念上升到资本概念，资本不仅包含着货币，而且包含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等方面的内容，因此，资本这个概念比货币这个概念更加复杂和具体。资本积累是《资本论》第一卷所论述的最复杂、最具体的概念，它包含着此前一切概念的内容，是这一卷一系列概念的总结。《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把资本流通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货币转化为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即资本家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资本的存在形式；第二阶段是资本家使购买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从事生产的消费；第三阶段是资本家出售商品，换回货币。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资本概念显然比第一卷中的生产过程的资本概念更为丰富和具体。《资本论》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个总过程涉及资本的更加丰富的内容，包括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剩余价值转化为借贷资本家的利息、企业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

总之，在《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辩证运动的经济范畴，正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一步一步地展现出概念、范畴的发展层次，再现对象本身的客观逻辑。从商品到货币，再从货币到资本，高一级的范畴建立在低一级范畴的基础上，同时又是更高一级范畴的基础。只有考察了前一个范畴，才能说明后一个范畴，只有考察了商品，才能说明货币，只有考察了货币，才能说明资本，只有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才能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只有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才能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说明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既不能跳跃，也不能颠倒，从整个范畴体系中抽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后面的范畴就难以理解。这种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看起来似乎是“先验的结构”，其实，它以对大量材料的研究为基础，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由此形成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统一。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应该遵循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对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不能机械地理解。诚然，逻辑的起点和进程应当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如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开始，进展到货币，再从货币进展到资本，这是对现实过程在理论上的反映。但是逻辑和历史的一致不是绝对的，而是“经过修正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十分复杂的，它在遵循一般的发展规律的同时，又包含无数的细节和偶然因素，而且经常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来表现其规律性。逻辑的任务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过程做出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撇开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和偶然因素。

此外，在运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时，还应该注意下面一种情况。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5、25页。例如，在从事定居耕作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有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依附于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地租出现在先，资本出现在后，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地租之前来说明。这就是说，经济范畴的次序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必须先讲资本，然后再讲地租。

马克思和黑格尔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方法都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但二者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则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5、25页。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5、25页。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与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时，也着重强调了它的唯物主义性质。他指出：“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页。

我国编写的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中，在讲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时，常常讲到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等等，这些方法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因此而不讲或忽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归纳总结出来的抽象方法、典型研究方法，“从后思索”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