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杨 延 圣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同志还曾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②《***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同志反复强调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性，充分表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逻辑起点，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落脚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重大论述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次是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物质性需要，其满足程度可以用量化的考核指标进行衡量，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除了物质性需要外，还包括了社会性需要（如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等）和精神性需要（如价值观、精神、理想信念、信仰等），除物质性需要以外，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难以进行量化考核，因为从主观上来讲，民众基于主体性特征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解存在诸多偏好，难以进行统一的衡量和评价。但从实际工作角度来讲，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其目标完成情况又非常需要构建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衡量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衡量和评价。为此，从理论上读懂弄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出的理论依据及其基本内涵，结合当前中国改革发展实际，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研究的分析框架，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社科理论工作者亟需进行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人的需要理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出的理论前提

在谈及人的需要理论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但追根溯源，我们必须回归到马克思。应该说，人的需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从对人的属性的探究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出发，深刻阐释了人的需要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基于人的社会属性视角，揭示了人的需要与人类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最终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纵观唯物史观的内容，马克思对人的需要理论的探讨，涉及了需要的产生、类型、属性、目的和条件等一系列基本内容，并在这些基本观念和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人的需要理论的科学体系。从需要产生的前提来看，人的需要与人类社会历史的两个前提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共同增进的。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9、79页。因此，“一切人类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9、79页。。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前提也是围绕人的需要展开的，这可以称之为“新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9、79页。从以上的文本分析来看，马克思把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求的衣食住行等称之为“第一需要”，“第一需要”满足后会产生“新的需要”，正是需要的这种不断变化才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前提。马斯洛也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下，提出了“基本的需要”和“非基本的需要”的需要结构层次理论，并系统地阐述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的研究还表明，人们某一层次的需求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就成为其行动的动力，与此同时，其低层次的需求依然存在，只是其对人的行为影响程度降低了。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本质而言，与马克思揭示的人的需要理论的本质是相吻合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人们不断追求自身需要的推动下，通过各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改造世界，建立各种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从而不断提高生活品质，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过程，这样一个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体现为一个不断上升、前进的发展过程。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确立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需要从“物质需要”到“物质文化需要”再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人的需要的层次性，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不仅仅揭示了人的需要的实质，更构建了人的需要的层次结构，为科学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研究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构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衡量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

二、国内外相关指数体系研究基本介绍

开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研究是评估党和政府工作成效的现实需要。相关研究应从了解和借鉴当前国内外相关的、已较为成熟的指标体系研究入手。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指标体系研究关联较大的一个指数研究是国民幸福指数研究，这是因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国民的幸福一样，都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很强的情绪体验和获得感的满足状态。

国民幸福指数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不丹国王辛格·旺楚克最早提出，他构建起了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并以此取代“国民生产总值”。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开始了“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2006年卡尼曼教授开始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GDP一样成为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不丹的居民幸福感指数主要在政府善治、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保护与促进、环境保护等四大支柱的框架下从心理幸福感、生活水平、政府善治、健康、教育、文化、时间利用、社区活力、生态的多样性与恢复能力等九个方面的33项具体指标进行测算。此外，德国居民幸福感指标主要是涉及生活中的14个主要领域——收入与收入分配、健康、教育、住房、劳动力市场与工作条件、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地位、环境、工作态度与满意度、闲暇与娱乐消费、交通、婚姻与家庭、社会参与、公共安全与犯罪以及全球福利状况等。应该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政府对公民幸福感的衡量评价已从单一的经济类指标转向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指标在内的综合性衡量评价，而且具体指标的设计也越来越精细化。

从国内相关幸福指数的研究来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既有国家宏观层面的幸福指数研究，也有中观层面的省、市级的幸福指数调查，还有公民微观层面的调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曾组织过全国性的幸福指数抽样调查①林洪、孙求华：《中国国民幸福统计研究十年简史》，《统计研究》，2013年第1期。；河北省、广东省也曾开展过关于居民幸福指数的省域调查和研究②于飞、王会强：《基于多维度的河北省居民幸福指数因素分析》，《统计与管理》，2014年第11期。③郑方辉、冯淇、卢扬帆：《基于幸福感与满意度的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实证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公民个体层面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学者邢占军基于公民个体生活境况和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从12个方面构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①邢占军、刘珍、吕林：《基于输出型指标的我国公民幸福指数评价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2018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央视重磅发布了2017-2018年度“中国美好生活指数”。这是继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主流媒体首次发布“中国美好生活指数”，该调查发现，住房条件，收入水平，家庭和谐，人际交往，健康状况，心态情绪，物价水平，教育培训，法制观念，生态环境，孩子成长，养老质量，社会保障，是影响中国人“美好生活”感受的核心指标，提升这13项指标的满意度，就能整体提升“中国美好生活指数”②《央视发布“美好生活指数”和10大发现》，中国经济新闻网，2018年3月8日。。总体来讲国内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政策的层面入手，这样的研究所针对的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以及对特定社会进步与发展状况的评价，目的性非常明确，其目的在于帮助不同层面的决策者更好地进行公共决策，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等，使民众能够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除了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以外，国外类似的指标体系研究还有人类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等；国内类似的指标体系研究还有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国民生发展指数、中国发展指数等。这些指数的研究可以为构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指标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涵及衡量指标体系设计

（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涵

2017年7月26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就已提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从***同志对人民群众需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初步归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内涵。一是经济内涵：具体体现在收入和支出等方面，在指标设计中我们可以归结为经济信心程度；二是社会内涵：具体体现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在指标设计中我们可以归纳为社会和谐程度；三是生态内涵：具体体现在环境和生态等方面，在指标设计中我们可以归纳为生态文明程度；四是文化内涵：体现在精神文化需要等方面，在指标设计中我们可以归纳为文化丰富程度；五是政治内涵：主要包括政府信任、政治决策等，在指标设计中我们可以归纳为政治善治程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同志在讲话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方面的民众诉求，但前面四个方面的诉求都与政治内涵诉求有着很大的关联，其他内涵的满足取决于民众对政府工作作风和工作成效的评价，因此，政治内涵其实是隐含在内，不能忽略。对这个内涵的五维解读有助于厘清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重界定，更有助于构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的指标体系。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设计及其主要内容

基于以上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本内涵的解读，笔者尝试构建一套有关衡量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指标体系，以期对开展全国层面的调查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初步分析框架。在具体的设计中主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本土化原则，即与党和国家的政策相结合、与当前民众生活实际相结合；二是关键性原则，即在每一项三级指标中，要对影响二级指标的关键性因素进行评价和衡量；三是实用性原则，即指标体系要简洁，可操作性强，并且能切实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民的主观感受，相应的调查结论能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调查共设计三层指标，一级指标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指标。二级指标分为“经济信心”、“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文化丰富”和“政治善治”五个指标，这五个指标与上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五个层面的内涵一一对应。三级指标共15个，其设计思路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相关满意度，二是相关预期值。这两个数值可以做对比分析，在对比中寻找差异程度和推进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具体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设计

1.经济信心指标设计

经济因素是衡量生活幸福与否的重要指标。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讲，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民众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又直接影响着民众的美好生活感受。因此，民众对经济发展的感受与预期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切身感受。此外，作为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因素还会对民众的观念产生影响，如经济实力增强可提高民众对其他领域的满意度，如公平、信任等，当然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可能会加大民众对其他领域的期望值，如社会保障与民生等。在具体指标设计中，笔者主要以收入和支出作为主要测评点，因为收入与支出是直观体现经济信心的关键性因素。经济信心指标的考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众对当前家庭收入的满意度，从收入视角考察民众在经济方面的获得感；二是民众对未来整体经济增长的预判，以此来考察民众对未来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的信心程度和预期；三是民众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预判，特别表现在对未来收入水平、收入公平、物价水平、家庭财产以及消费能力等各个方面。

2.社会和谐指标设计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因此，从社会和谐视角阐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其侧重点主要在于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的安全稳定程度，旨在反映民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水平。社会和谐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当前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诸多民生问题的满意度，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社会保障、就业等；二是对未来社会和谐的预判，与民生问题满意度的调查相对应，主要考察民众对未来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的预期。以上两个方面是分别从获得感和期望值两个视角进行评测，也回应了近年来党和政府开展的以加强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三是对当前社会安全稳定的评价，亦可称作为民众感受的社会安全稳定程度。社会安全是事关民众生命财产的大事，是民众生活的最基本的要求，更是考察一个社会和谐与否的硬性指标，社会有责任为每一位民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因此社会安全稳定的评价理应成为衡量评估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之一。

3.生态文明指标设计

优美的生态环境，能陶冶人的情操，发展人的思维、智力、体力，大大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民众的生态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不仅反映了民众生活品质的提高，也反映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由此可见，优美的生态环境需要已然成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民对优美的生态环境的需要，最直接地体现在与民众生活需要切身生活相关的环境要素上。环境是体现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境、地质环境、噪声等环境要素优劣的一个综合概念。对生态文明指标的考察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当前环境问题的总体评价；二是对空气、水、土壤、噪音、油烟等主要环境影响要素的民众切身感受程度进行测评；三是考察民众对未来生态环境改善的预期。

4.文化丰富指标设计

文化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包含着对文化的需求，尤其是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显得越来越迫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更应该引起广泛关注。精神生活是人所特有的现象，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是人们生活的需要，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为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品质提供越来越好的文化条件则是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更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化丰富与否的重要考核指标。文化丰富指标的设计主要围绕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展开，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主流价值观是引领民众价值观念和提升民众精神境界的关键，主流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可具体表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维度考察；二是考察民众对当前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三是从个体角度，测评民众精神状况，主要包括压力感、焦虑度、幸福度等，找寻影响民众精神文化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下一步推进文化建设找寻主攻方向。

5.政治善治指标设计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直观层面看是对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的需要，但实际上从深层次来讲，涵盖了民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愿景的诉求，是对政治善治的期待。从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来看，国家既然保障民众一系列诸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的基本权利，那么国家和社会也就有义务保证和促进民众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基本权利。政治善治指标的设计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基于过程的政府信任，主要考察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办理各项事务、与行政执法等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如工作态度、办事方便程度等；二是基于结果的政府信任，主要考察民众对政府办理各项事务情况的主观评价，如对党员干部办事公正程度的评价、对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满意度、对政府出台措施的落实情况的评价等；三是对腐败问题的评价，腐败问题是影响民众主观评价政治善治的关键所在，民众对腐败问题的感受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政治善治的信心，该指标的考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设计的反思

开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首先，从理论依据上来讲，理论研究是开展实证调查的前提，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对开展实证调查研究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从学科要求上来讲，该研究涉及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内容，各个学科之间实证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要在一个实证调查中科学完整地体现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具有很大的难度。再次，从数据处理上来讲，本文所设计的五个指标之间重要性上很难科学合理的设定，因此在赋分相关指标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也就很难最终得出一个量化的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指标分数。最后，从已有的类似实证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宏观的国家、社会层面的研究还是微观的公民个体方面的研究，都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宏观层面的类似指标研究，大都借鉴了外国的指标体系，大都是国外类似研究的引进或介绍，缺乏本土化的特色；微观层面的类似指标研究，研究仅仅聚焦个体层面的主观心理感受，往往仅仅局限在满意度的研究，而忽视了个体的心理预期评估。所以，开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研究又是一项挑战性很高的工作。

但随着党的十九大作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越来越凸显，成为一个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从党和国家工作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成为党和国家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为这个承诺而开展的具体工作的实际成效如何，该如何评估；另一方面，在成效评估的基础上，当前已开展的工作中还有哪些短板，应在哪些方面继续着力等。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从民众自身来讲，经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指标衡量评估以后，民众有可能对自身的主观生活状态加以理性地把握和认识，发现自身主观生活需求的特点和预期，帮助民众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生活期望予以反思和调整，从而真正实现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全面发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指标衡量体系是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监测社会是否良性运转的“预警器”、了解民众需求满足变化的“晴雨表”①郭洪伟：《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指数追踪研究》，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综上所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衡量指标体系研究既具有挑战性，又具有很强的政策需求和实用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展该研究需要充分阐释其学理依据，要在凝聚社会、政府和学界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具有科学依据和适用性的衡量指标体系，充分挥发指标体系的目标导向功能、监测诊断功能和考核评价功能，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完善提供更为准确的参考依据，更好地推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