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茅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贡献

钟 桂 松

一、率先为文革前十七年文艺路线正名，为文艺界践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路

197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并由此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了“四人帮”反党罪行，紧接着在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

经过十年的文革，文艺界受到很大摧残，“四人帮”将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说成黑线专政，这种是非颠倒的评价，给文艺界的创作思想造成极大混乱，“高大全”的创作模式以及文革中的那一套文艺思想，让文艺界百花凋零，队伍青黄不接。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文艺界纷繁复杂的局面，人们依然心有馀悸，包括对文革前十七年的评价等等，普遍存在着等待观望的态度。作为经历过大风大浪、习惯于对历史作深刻思考的茅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对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任务作了充分的思考和思想准备，所以粉碎“四人帮”不久，就能解放思想，先人一步。1977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刚刚过去一年的时候，茅盾就率先解放思想，针对文艺界人们思想中存在的疑虑，一向谨言慎行的他就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当时，《人民文学》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盾应邀出席并在座谈会上作即席讲话，除了批判“四人帮”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所谓文艺作品外，第一次公开肯定在文革中打倒和否定的一些作品，认为“延安时期就出现了长篇叙事诗《王桂与李香香》、《漳河水》，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刘白羽、康濯的短篇小说，还有秧歌剧、新歌剧《白毛女》等等。此后，新人新作品，陆续出现，风起云涌，蔚为巨观，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例如《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王汶石、王愿坚、李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从延安时期到‘四人帮’霸占文坛以前，所有的好作品，都是万人传诵，将记载在中国文学史上，永远保持其生命力。这个成就，‘四人帮’是否定不了的”①茅盾：《茅盾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45、45页。。对文革前的小说创作以及文艺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须知，这是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从“四人帮”的文艺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的情况下，这些作品还没有完全解禁的情况下，茅盾在公开场合表明的态度！这些需要何等的思想勇气！当时，北京图书馆最早开放的一批文革禁书，还是在1978年1月的事。就在这次座谈会上，老作家马烽提了一个当时还非常敏感的问题：文革前17年文艺界究竟是红线占统治地位，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后来主持会议的同志将这个问题提给茅盾，茅盾一听，立刻回答说：17年文艺创作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是红线占统治地位了。这在当时，茅盾的回答，同样还是振聋发聩的，让与会的作家精神为之一振，受到极大的鼓舞。马烽后来回忆说：“经过十年浩劫，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1977年秋末，那时《人民文学》在京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我也参加了。会上我提了个问题：十七年文艺界究竟是红线占统治地位，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现在看来，这是个非常简单明白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大家心里都清楚，私下也有所议论，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回答这样的问题。谁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宣判了‘十七年’的死刑，这个《纪要》是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可它又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的，虽然林彪‘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但那时中央对此还没有表态。大家在那种惊魂未定的情况下，还没那样的勇气，我所以提这个问题，也就说明自己心有馀悸，希望领导上说话。在座谈会临结束前，茅盾同志来了，主持会议的同志把这个问题向他提了出来。他毫不犹豫地说：十七年文艺创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是红线占统治地位了。很显然，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他早已深思熟虑过了。他面对的是事实，而不是考虑个人得失。就这么简简单单两句话，却给了与会同志极大鼓舞，大家痛痛快快舒了一口气。”②马烽：《怀念茅盾同志》，《汾水》，1981年第5期。历史事实也是如此，这个禁锢文艺界十多年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了1979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撤销这个纪要。所以，正如马烽所言，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思想，才能作出如此肯定的回答的。

1977年，茅盾已经是81岁高龄，但他依然在思考如何繁荣文艺，考虑如何在文艺界、读者界通过拨乱反正来推动文艺的发展。他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作家们“大显身手”打下了新的基础，相信今后“可以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了”③茅盾：《茅盾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45、45页。。所以他“希望评论方面真正做到‘百家争鸣’”。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召开批判四人帮文艺黑线座谈会，茅盾在孙女的陪同下，专门去参加座谈会并且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批判了“四人帮”的文艺方针，正本清源，重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文艺创作多样化的问题，认为“过去，‘四人帮’的评论一出来，就是定论了，如有不同意见，就得挨整。文学评论只是‘一言堂’。读者习以为常。这种习惯势力现在还是有，至少有些读者身上有”④茅盾：《茅盾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45、45页。。繁荣文艺，评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茅盾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对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的真谛的理解，可谓切中肯綮！ 对“百花齐放”的理解，在茅盾看来，就要求做到两个“多样化”，即“题材的多样化”和“体裁和风格的多样化”，多样化并不排斥重大题材，同样，也不能排斥重大题材以外的生活的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就是“与大潮流俱生与大潮流共进的小浪花”。他在座谈会上还就砸烂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世界观的决定性作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创作方法、关于技巧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问题发表书面讲话，讲了这些多年不讲的文艺创作常识问题，让文艺界同志耳目一新。所以，作为创作过《子夜》，也创作过《春蚕》、《林家铺子》的文学巨匠，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就在公开场合呼吁文艺创作回归到创作规律上去，这是需要何等的情怀？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茅盾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上，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他在1978年10月20日写了《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在同年12月23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联席会议上作书面发言。他在文章中强调：“实践是检验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功，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作家世界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①茅盾：《茅盾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81-82、94页。他还结合作家创作实际，认为：“一个作家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深入生活，是写不出作品来的；同样，一个作家光有革命热情，领受了政治任务，甚至有了重大的主题，但不深入社会实践，也一定写不出好的作品来。‘四人帮’推行的那套‘领导出思想，作者出笔杆’，是彻底摧毁文艺百花园的大棒。”“一个作家的思想落后于时代，或者对新事物的敏感性萎缩了，其根本的原因都在于缺少社会实践。”而现在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面前，给作家无限的创作空间，“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②茅盾：《茅盾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81-82、94页。。所以，茅盾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为文艺界的解放思想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武器。

文革结束不久，一些青年作家写了不少控诉文革摧残人的灵魂的极左暴行但又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竹林的《生活的路》、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以及《冬》等等，当时出版社对这些作品的出版还心有馀悸，把握不住，而且还有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见。为此，出版社将这些作品送茅盾看看，请茅盾帮助把关。茅盾建议出版社召开一个座谈会，他想亲自听听大家的意见。后来，在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茅盾听了大家的意见，在会上充分肯定这些作者的探索精神，并明确表示支持。③韦君宜：《敬悼茅盾先生》，《文汇月刊》，1981年第5 期。有茅盾的出面和肯定，让中国作家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就在这次座谈会上，茅盾对刘心武的 《班主任》高度评价，认为写得“深刻”，对卢新华的《伤痕》，也给以肯定和鼓励，认为文革“这段历史是很惨痛的，只要写得深刻，教育意义也是很大的”④茅盾：《茅盾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81-82、94页。。同时又提出要求。在当时舆论并不一致的情况下，茅盾能够慧眼独具，体现出一代文学大师的风范。

二、积极推动恢复全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

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是文艺界和中国作家自己的群众组织，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组织和发挥文学艺术家的才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经过十年文革，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事实上已经瘫痪甚至取消，文艺界百分之九十九的知名人物被打倒了，靠边了，或者进了监狱，进了干校，有的虽然解放了，但是没有分配工作。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党和国家正面临着百废待举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工作，所以文艺界的文联、作家协会等组织机构恢复问题还来不及摆上议事日程。同时，经过十年文革，人们对此也还都心有馀悸，不敢涉及恢复文艺界的组织机构问题，担心被扣上否定文革的政治大帽子。粉碎“四人帮”过去一年多，耄耋之年的茅盾对恢复被文革砸烂的文艺界的组织机构就亲自出马，在公开场合呼吁。1977年12月31日，茅盾到北京东城区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的礼堂，出席《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茅盾激动地说：“刚才主持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中央也没有命令撤销过。‘四人帮’却不承认我们，连文联也不承认。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要以作家协会的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①周明：《想起了茅盾先生》，《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4日。在这次座谈会上，茅盾公开呼吁中央恢复全国文联，恢复中国作家协会，还要恢复《文艺报》等刊物。他说：“第一次文代大会，是1949年开的，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周总理也讲了话。我记得在这会上选出了文联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郭老，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周扬同志，一个是我。后来我们就一直没有动过，直到‘四人帮’上台那个时候……现在各方面都在关心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应该恢复了，这件事情，不光是恢复一些机构的问题，而是标志着党的文艺事业重新向前迈进；这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利的，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的相互交流是有利的；对于我们如何辅导广大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也是有利的。”茅盾连说“三个有利于”之后，又说：“《文艺报》还没有恢复，应该恢复！”②周明：《想起了茅盾先生》，《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4日。老人的话，正义凛然，掷地有声！茅盾提到的《文艺报》，此时已经停刊十多年，从1966年6月停刊以后，一直没有复刊。所以，让沉默了多年的老作家茅盾情何以堪？茅盾的这些话，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已经微不足道，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和分量。但是，正如在现场听到茅盾讲话的周明同志所言，“可在当时，这是在放‘炮’呵！在场的同志无不敬佩茅盾同志的勇气和力量。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顿时会场的气氛活跃和热烈起来。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啊！”③周明：《想起了茅盾先生》，《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4日。几个月以后，即1978年4月，文化部召开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5月27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恢复了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同时恢复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等。1978年6月，《文艺报》复刊。因此，在茅盾等老一辈作家的呼吁和努力下，文艺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逐步有序进行，其中茅盾的努力和贡献功不可没。

三、身体力行，为鲁迅研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十年文革，鲁迅研究成为重灾区之一，形式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假大空的所谓的“研究”盛行，粉碎“四人帮”之后相当一段时间，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茅盾作为鲁迅的朋友和战友，深受其害。一些人常常以想当然来注释鲁迅的作品，穿凿附会，还要求茅盾以过来人身份答复这些人的注释。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茅盾率先提出在鲁迅研究中批判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还一个真实的鲁迅。他在1977年5月8日致臧克家信中明确指出鲁迅研究中的穿凿附会现象，他告诉臧克家：“最近有两个青年教师极力想证明鲁迅的某几首旧体诗是悼念杨开慧烈士的，屡次来信，希望我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我却以为他们的论点不免穿凿。”①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三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56、232、245、246页。对一些听过鲁迅一二次课或者通过一二封信，就以鲁迅“战友”自居的人，夸夸其谈，让茅盾啼笑皆非。他在给儿媳陈小曼的信中，说起这种啼笑皆非的现象，让茅盾感到鲁迅研究领域拨乱反正的任务同样十分繁重。他在给赵清阁信中同样表达对这种鲁迅“研究”的不屑，说：“近来看到一些围绕着鲁迅写的回忆，有些鲁迅在北京教书时的青年作者（现在也都七十左右了），写的回忆，真好玩。而一些解释鲁迅旧体诗的文章则形而上学泛滥。”②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三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56、232、245、246页。茅盾在给周而复的信中，对鲁迅研究中的不良风气非常反感，说：“年来以鲁迅为招牌，摘取片言只语，对某某事作夸大解释者，实在不少。此亦受‘四人帮’形而上学影响之一事也。非有霹雳手，不易拉枯摧朽也，……。”③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三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56、232、245、246页。在同时期致赵清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来函提及鲁迅书简中提及您的一个女友（请她吃饭），于是访问者向此人提各种问题，请其回忆。这样的研究鲁迅作品，类于汉儒考经。但是我在别处看到一段考证，则对此曾受鲁迅招待吃饭的女性，大有微词，谓鲁迅所以如此殷勤，乃是‘敬鬼神而远之’，这真妙极了。如此考证，无乃浪费笔墨。”④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三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56、232、245、246页。茅盾曾经与儿子韦韬同志说过：“鲁迅研究中开展‘百家争鸣’是好事，但研究的方法要清除‘四人帮’的流毒。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先立‘假说’，然后在鲁迅的日记、书简乃至同时期的报刊文章中广求例证，这种方法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四人帮’搞的历史研究，用的正是这种方法：先立‘假说’，然后‘求证’，随心所欲地拼凑例证，以求适合他们‘帮’理论的需要。这说明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已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四人帮’这种形而上学的病毒。”⑤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与此同时，茅盾腾出手来，专门就鲁迅的翻译思想以及介绍外国文学情况，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向鲁迅学习》，身体力行，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进一步表明自己对鲁迅翻译方面贡献的认识。茅盾认为：鲁迅的译介工作“表现了始终一贯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在辛亥革命前后鲁迅的“《文化至偏论》、《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是旷野的呼声”。“《摩罗诗力说》像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一样，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运输了革命的精神食粮。”他给以鲁迅翻译工作深刻而高度的评价。在五四前后，鲁迅的思想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时期，所以“这种彷徨求索的矛盾心情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中，……他所翻译介绍的作品中的消极成分或者未能进行批判，或者虽然批判了而不够有力”⑥茅盾：《茅盾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这样的见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介绍了鲁迅的翻译贡献和成就。而1926年以后，茅盾认为，鲁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这为鲁迅研究的正本清源作出了榜样。

四、为老作家的平反呼吁，为同时代老革命平反冤假错案奔走，扶持鼓励青年作家

在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步伐，在艰难中前行，“两个凡是”还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思想解放，影响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同样也影响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茅盾作为德高望重而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巨匠，不顾年事已高和身体有病，或写信，或签名，或呼吁，为作家的平反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素有文坛保姆之称的茅盾为作家队伍里的新生力量的作品脱颖而出，亲自审读，亲自出面参加相关的座谈会，肯定年轻人有争议的作品，让有争议的作品脱颖而出，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一般作家无法取得的效果。这些贡献，即使今天回顾起来，依然让人对茅盾充满敬意。

老舍是文艺界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茅盾时，就曾经让茅盾告诉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让他关照一下老舍的家属。①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59页。粉碎“四人帮”以后，老舍的平反工作一直没有消息，其夫人胡絜清希望茅盾出面为老舍的平反呼吁。为此，1977年8月10日，茅盾给王昆仑写信，希望两人署名向时任统战部长乌兰夫写信，为老舍平反。信中说：“日前胡絜清同志谈到老舍未有结论，影响孙儿女及外孙儿女入团等等问题，她写了个书面，要求转交统战部，并谓您也帮过忙，历年她奔走请求等情况，您都知道，因此我想，您和我写个信给乌兰夫部长，并将胡絜清的书面附呈。如果您同意，请起草给乌兰夫部长的信签名掷下，我即连同胡的书面并在信上附签贱名，送交金德秘书长转呈乌兰夫同志。此事估计不能马上有结果，但胡絜清奔走交涉多年，其急迫之情足可以理解。我等从旁推动，义不容辞。”②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三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03、372、391、425页。这是距离粉碎“四人帮”还只过去十个月时间！此时《人民日报》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还没有发表。③程中原等：《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茅盾为老舍的平反，就亲自出面呼吁，足见茅盾的勇气和担当！

当时，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平反工作步履艰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作家的平反政策迟迟没有落实，所以茅盾心系这些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作家的政治生命，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机会，为他们的平反呼吁！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即将召开，茅盾看到一些地方的代表中，还没有把一些应该来参加文代会的老作家列入代表名单，十分焦急，为此，2月6日茅盾亲自出面给林默涵写信，认为“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梏，有的已经沉默了二十多年了！”他还说：“由此我想到，应尽快为这些同志落实政策，使他们能以舒畅的心情来参加会议。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的省市在为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上，动作缓慢。就以我的家乡浙江而言，像黄源、陈学昭这样的同志，五七年的错案至今尚未平反。因此，我建议是否向中组部反映，请他们催促各省抓紧此事，能在文代会前解决；还可以文联、作协的名义向各省市发出呼吁，请他们重视此事，早为这些老人落实政策。”④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三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03、372、391、425页。茅盾的拳拳之心，天地可鉴！当时茅盾的建议，引起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准备采取措施来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⑤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59页。。4月26日，茅盾为广西林焕平的平反问题以及参加文代会问题又给阳翰笙写信，希望各省市尽快给“右派”公开平反。

在拨乱反正时期，茅盾不仅为文艺界的老作家蒙受不白之冤平反昭雪呼吁，而且还为瞿秋白、张闻天、黄慕兰等革命家的冤假错案奔走呼吁。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对瞿秋白的评价还是沿用文革时期的说法。到1979年，茅盾在给人写信时，直截了当地指出：“秋白同志无论如何总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早期的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⑥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三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03、372、391、425页。他并且亲自向中纪委写证明材料。⑦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三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03、372、391、425页。所以，在瞿秋白的平反昭雪过程中，茅盾是一个重要推动者之一。在张闻天同志的平反过程中，茅盾也以过来人的身份，积极推动。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请茅盾写回忆张闻天的文章，茅盾爽快地答应了，及时写出了《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①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三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431页。为推动张闻天同志的平反昭雪，作出了茅盾应有的贡献。黄慕兰是茅盾在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作时的同事，也是我们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她为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后来却蒙受不白之冤几十年。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黄慕兰不断上访，要求平反。她也找到茅盾，希望茅盾为她呼吁，为此，茅盾联络在北京的黄慕兰熟悉的阳翰笙、夏衍、胡愈之、梅益、赵朴初等名人，联名上书给邓颖超。茅盾还亲自起草给邓颖超的信，认为：“黄慕兰同志坚持地下工作，为党做了许多事。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至今尚未平反昭雪。您是深知慕兰同志的一生情况的，因此我们恳请您敦促有关单位，早日予以昭雪，不胜盼祷之至。”②《回忆张闻天》，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希望邓颖超出面敦促有关单位，给以黄慕兰早日平反昭雪。后来因为邓颖超已经有态度和指示，茅盾这封已经写好的联名上书的信才没有送上去。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文艺界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也非常复杂的领域，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创作思想冲突十分激烈，十年文革中的后遗症还十分严重，创作思想僵化，文艺的想象力被文革中的条条框框所禁锢。所以，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回顾茅盾当年在文艺界一反谨言慎行的常态，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站在时代高处，顺应历史潮流，率先为文艺思想、文艺路线以及鲁迅研究拨乱反正，为老作家平反昭雪，肯定青年作家的有争议的作品等等，为中国文艺界进入历史新时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