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李旭
中国梦的哲学思考
□李旭
从哲学的四个维度论述中国梦,即中国梦的本体论、境界论、工夫论和“宇宙论”。从本体论看,梦是生命的圆满、心灵的飞翔,中国人的心灵是特别富于历史感的心灵,中国梦是古国新生的梦。从境界论看,中国人以仁爱为大人之心、君子之德,仁者通天下之志,与百姓众生同梦,中国文化崇尚的是仁者之梦、大同之梦。从工夫论看,每个中国人做好自己的梦、尽自己的本分,就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基础,传承文明、探索新知、融会贯通、资政育人,是学人本分的梦。从“宇宙论”看,贯通中西古今,纳民主于王道、导自由入和谐,就是中国梦的政治、文化宇宙,是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性的我们梦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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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尽劫波心不老,梦里依稀忆繁华。眼底苍生案头籍,万般光景思无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合理的梦想都值得尊重,将无数国民的梦想凝成一个梦想,去除梦想中的虚妄、成就梦想中的情理,造就国家的富强、民生的福乐,是政治家的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与古来圣贤同心,与天下苍生同梦,鉴往知来,包罗四方,是学者、读书人的梦。在古代中国,学者与政治家本来没有固定的分际,“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问与政治互相资借、互相促进,圣贤的学问坚守着王道的理想,选贤与能的政治为学问提供参验的空间。学问与政治、道统与政统的相辅相成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长久兴盛。就东亚文明圈而言,天朝上国并非我们祖先自大的迷梦,大汉、盛唐,甚至明清,我们确是周边各国朝贡、效法的中央之国。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天朝上国的自豪感被打破,成为一朝迷梦。但是,中国人的志气却并没有随之灭掉,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志有识之士不止于以救亡图强为当务之急,而且大胆地学习西方自由民主的先进政治制度和共产主义的高远理想,为古代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梦赋予新的含义,体现了中国的志士仁人在国家民族的造次颠沛中仍不降其志的高远抱负。今天,在一代代先辈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中,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国家也逐渐富强起来了,民族复兴的愿景变得可望亦可即,当此升平小康之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振民气,以聚民心,不亦宜乎。中国的读书人以传承、光大祖国文化为天职,有心怀天下、兼济苍生的伟大传统,以自己的学问涵养深化中国梦的内涵,拓展中国梦的境界,义不容辞。
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也是中国人梦中的中国。未必每个中国人梦中都有中国,但中国梦里面一定包含每个中国人,不只是现在活着的中国人,还包括曾经开辟、教化过这片土地的我们的祖先,包括将要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乃至这片土地上的一鳞一爪、一草一木,在我们的中国梦里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既不再是唯我独尊的中央之国,也不再可能闭关锁国,我们必须在与全球各国的往来中伸张自己的梦想,我们只有尊重、了解、包容异邦人民的梦想,才能合理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今天的中国梦不能是民族主义的自大迷梦,而只能是与异邦人民求同存异的宽和之梦、理性之梦。
生而为人,就会有人类共通的梦,幼有所学、壮有所业、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所安、行有所畅之类,是无论哪个国家的国民都会有的基本愿望,作为基本需要的满足,梦想不分国别。但是,人为万物之灵,不在能吃能喝,也不在趋利避害,而在于能感知身边的风物,能思及往昔与未来,能继承和改造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此而言,中国梦注定不同于美国梦,中国梦里面包含着千年辉煌与百年抗争的遗产,也带着历代沉疴、百年屈辱的负担,比美国梦自然要深厚得多。今天的中国梦是从千年以来怀柔远人的天朝王道之梦中醒转过来的,又是百年以来学习西方走现代化道路这一梦想的深化,因此理当比美国梦的内涵更为宽广。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又承载着现代化新命的古国,中国梦有着苍龙行雨、老树着花的时间深度,作为一个文明主体性日益自觉、同时又广泛学习异邦文化的大国,中国梦应当有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空间广度。梦,说到底是生命时间的深化,是心灵空间的伸延。
梦在根本上是一种生命现象、心灵现象,梦想要从生命深处升腾而不失于飘忽,就需要从生命哲学、心灵哲学的层次上探讨梦的本体论。心灵境界有大小高低,有博大的心灵,才有伟大的梦,中国古人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与万物一体,就是与万物同梦,是谓“大同”,这是中国梦的境界论。真境界由真工夫做成,实干兴邦,中国梦的实现靠的不是空谈爱国主义,而是每个中国人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梦、尽自己本分的职责,干好本分的工作;就学者的本分而言,就是传承文明、探索新知、融会贯通、资政育人,这是立足学者本分的中国梦的工夫论。处中西之交,逢古今之变,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着与古人迥然有别的时空处境,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兼顾内外、贯通古今,是中国梦逃不脱的缠结,在政治方面,最关键的则是如何融汇传统的王道德政与现代的民主法治,在全球化的时代建成中华民族的梦想家园,可谓之中国梦的“宇宙论”。以下分别论之。
就通常的理解而言,梦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现实的对立面。我们往往把不切实际的愿望、想法叫做梦想,叫做白日梦。这当然道出了梦一个方面的含义,但梦的含义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具有一点历史感,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能够看到梦与现实并非对立的两极,梦并非漂浮在现实之上的幻想,而是造就现实的始基。这一点德国哲人黑格尔早就在《法哲学原理》中用一句格言深刻地揭示出来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页。黑格尔这一格言中所说的“合乎理性的东西”并非机械的必然性,而是“理念”,理念是主体精神扬弃了自己的片面性也扬弃了非我的对立面而达到的主客统一的观念。理念是造就现实的精神力量,是现实的起点,而理念中核心的东西正是意志,是愿望、梦想。黑格尔这一格言不难找到历史的验证,例如我们当今中国的现实就是百年来无数先烈追求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梦想所结出的果实,我们当今还或多或少保存着的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等,就是儒家几千年文教理想留存的果实。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先人高远的梦想,没有他们实现梦想虔诚的努力,就根本不会有超越丛林法则的人类文明,就不会有人类。
梦是心灵的感兴、心灵的生机。就个人来说,青春年华是最富有梦想的年龄;就民族而言,大凡富于梦想的时代,都是一个民族精神活跃而强有力的时代。
与之相反,梦想的缺失则意味着生命的衰弱、精神的萎顿。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这是孔夫子晚年周游列国而志不得行的感叹。孔子以制礼作乐的周公为自己的楷模,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大局中意图恢复他心仪的礼乐之治,这是他的大梦,晚年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后,认识到道之不行的命运,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认为这是自己衰老的表现。这不只是生命的衰老,也是与时运相关的心力的衰老。当然,圣如孔子,并没有因为不遇于一时而真的完全放弃梦想,他周游列国返回鲁国后正雅颂、作春秋,为他的礼治理想推行于后世而诲人不倦。
梦是心灵的飞翔,宽广高迈的心灵总不会满足于眼前的现实。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术语来说,梦是权能意志的显现,是生命的奋发高举。尼采认为生命意志最强烈最集中地表现在艺术中,在古希腊代表艺术精神的是日神和酒神这样两个形象,酒神的心理表征是陶醉,日神的心理表征则是梦,泽被了古希腊文明的荷马史诗,其心理原动力是日神精神所象征的梦。我们不能把这日神精神所象征的梦仅仅看成对未来的幻想,实际上梦是心灵在往昔与将来之间飞越的精灵,它可以横亘整个实在,比眼所见的世界远为宽广。谁能具有丰富、深广的记忆,谁也就具有丰富、深广的梦想,在希腊神话中,象征着诗人想象力的日神阿波罗是由记忆女神的女儿九位缪斯所侍奉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梦能够比美国梦具有更深广内涵的根据,因为我们有远比美国人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
从广义的生命哲学视野来看,梦不只是一种心灵现象,甚而是一种生理现象。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梦解释为一种爱欲本能的释放和升华,虽然有失狭窄之谦,却并非全无道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古典的咏歌是青春士子的梦,推而广之,关关的鸣叫中何尝没有雎鸠的梦,灼灼桃花中何尝没有夭桃的梦,若非草木鸟兽本就隐藏着生长的梦,我们又怎能比而兴之,又怎能从春花秋月中兴起无穷感触、梦想,凝成如梦如幻的艺术?因此,概而言之,有生即有梦,梦是生命展开的方向,是生命的太极。民族的梦是民族的生命所系,是民族精神的铺展。不过,虽然有生即有梦,梦的境界却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梦的境界,即是心灵的境界。
说到梦,通常一方面会把它看做超离现实的缥缈无力的东西,这已由以上梦的本体论加以廓清,另一方面,也会把它看做主观的、私人的念想,这方面揭示得最深刻的莫过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箴言:“醒时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但睡时却进入个别的世界。”①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这句话的意思是,理性的、遵循逻各斯的人(醒来的人)之间能够有共识,按照自己的意见和想象生活的人却各自为政。这句简洁的箴言深刻地道出了逻各斯(理性)作为共识的基础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但是,它也只是智者的一面之辞而已。实际上,共同的伦理、政治世界并不是仅仅靠理性就可以达成的,共同的记忆、追求才是形成伦理共同体的文化力量。缔造古希腊城邦和大希腊文化圈的,不是哪个哲学家的学说,而是他们共同信奉的神,他们共同习诵的荷马史诗和全希腊的奥林匹克赛会。我们也可以说是共同的梦筑就着一个文化共同体,这种由整个民族分享的共同的梦当然不同于那种各自为政的私己的梦,它是文化共同体的精神,这种共同体的精神在古希腊首先由诗人吟出。在古代中国其实也一样,《诗经》是周代各诸侯国共同学习的典籍,包含了华夏各地人民共通的梦想。
诗为什么能道出一个族群共同的梦,成为塑造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力量呢?因为诗人的梦不只是个人心意的表达,而是与百姓众生忧乐共鸣、与祖先灵魂幽明相契的博爱深情之梦。“诗言志”是汉语诗歌本质最精要的概括,对于伟大的诗人而言,这个“志”并不只是个人的私情,而是“通天下之志”的“志”,也就是仁者之志。“仁”是孔子所提炼出来的儒家最核心的美德,它的一个基本界定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的梦不只是一己生命伸展的梦,而是由近及远,与亲友、国人以至万物的生命一同伸展、安顿的梦,是梦着群生的梦,痛着群生的痛的大梦。孔子深知梦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论语》里面记载了好几处他诱导学生各言其志,最有名的当然是“吾与点也”那一章,而最直截了当地表明孔子仁者之志的是对颜回、子路说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种仁者的胸怀在《礼记》的“礼运”篇里进一步铺展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个理想对近现代中国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这三代革命(改良)者都有深刻影响。
孔子继承周礼的仁爱精神和礼治梦想照亮了一代代中国读书人的梦,这梦想或实现于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中,或表达于儒者言志载道的诗文中。由《诗经》和孔孟之道的熏陶形成了华夏诗教温柔敦厚的深厚传统。温柔敦厚,曾经是华夏诗人梦的境界,也是中华民族梦的境界。这一境界最博大深沉的形象表现,除了诗三百之外,莫过于唐代杜甫、白居易等儒家诗人的诗篇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的诗句表达了历代儒者共同的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寄居成都草堂的老诗人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寄寓的梦想,真切地体现了孔子所言“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博大胸怀。他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诗篇,声情并茂地道出了盛唐气象的大美,他的三吏三别,又深切地道出了遭安史之乱中普通百姓的大痛。杜甫之被称为诗史、诗圣,从根本上来说,无非因为他真切地承继了儒家的仁爱精神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梦天下苍生之所梦,痛天下苍生之所痛,这就是《周易》“同人”卦所说的“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仁者的梦不只是私己的念想,而是“浑然与万物同体”的感通,这就是温柔,不只是对将来的希望,也是对先人遗志的持守,“慎终追远”,这就是敦厚。儒家温柔敦厚的仁者梦想在几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里并不能完全实现,但也正是这梦想的光辉驱散了专制暴政的黑暗,是仁人志士对梦想的坚守使得社会不致沦入“强凌弱,众暴寡”的野蛮状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就是领会、继承文化中优秀人物的抱负和梦想,这就是与古来圣贤同梦。从这抱负和梦想中才涵养出中华文明深厚灿烂的美和广大精微的智慧。这抱负就是“民胞物与”的仁者抱负,这梦想就是“明明德于天下”的王道梦想。因为有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仁者胸怀,所以中国的诗人、艺术家不仅善于品评人物的美,而且善于发现和刻画山川万物的美,中国文化向来是推崇人与天地自然众美和谐的性灵文化,而不是唯我独尊的主体性文明。因为有尚德不尚力的王道理想,所以中华文明的正统智慧才不是皮里阳秋的一套厚黑权术,而是以《春秋》微言大义为本源的史家理性,以《周易》崇德广业为宗旨的经权时中之道。要之,王道理想仍然以仁者胸怀为根底,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要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工夫为根本。而且,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不只是儒家的特色,也是道家和化为中华文化之一脉的佛教的特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要地就是继承和光大中华文化崇仁尚德的博大胸怀和重经验(儒家)、法自然(道家)的深远智慧。“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语),这是中国学人古老的担当,是中国文化历经磨难而不绝如缕的生命线。
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时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从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开始,经洋务、变法和革命,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不断深入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将西方现代的各种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相结合,将自强保种的富强梦发展升华为由君主立宪而臻于大同的进化梦(康有为)、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梦(孙中山)、由新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共产梦(毛泽东)。即便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时代,中国的有志之士仍没有放弃梦想,没有停留于救亡御侮的当前任务,而是把救亡的当务之急与建设未来新中国的远大理想结合起来,脚踏实地而高瞻远瞩,产生了团结同志和鼓舞民心的强大作用。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民族精神也和个人心气一样“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没有高远的终极的目标,那就连现有的水平都会保持不住。今天,我们国家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实力都已远非百年之前可比,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了一定的实力基础,但是先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梦想远没有完全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都面临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以文化而言,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以及西方和世界各国文明的深入了解都还远远不够,在传承民族文化之外探索新知并融会贯通,是中国现代学人的光荣使命。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百年来先烈的遗志、光大三千年圣贤的明德,而且要了解、学习世界各国的文化,继续坚持鲁迅先生讲的“拿来主义”,与四方圣贤同梦,破除民族主义的狭隘自大,也不要历史虚无主义妄自菲薄的自卑,这才是开放时代中国学人应有的胸怀。
与四方圣贤同梦,这岂不是学者好高骛远的理想主义?诚然。但是,如果读圣贤书的学者都没有了理想主义,都不敢大胆梦想,一个民族还能够有理想、有希望?虽然如此,有谦虚好学之风的学者却并不敢轻易地把梦想的高度等同于自己人格的高度,不敢以书本的学问标榜清高。儒家讲君子“通天下之志”,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读书人效法圣贤的高远梦想只有与普通老百姓的梦想相结合,才有实现的基础,梦想才有分量。其实,古今圣贤的梦想正因为与百姓众生的梦想相通不隔,才成其为圣贤的梦想。老子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①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8页。以百姓之心为心,也就是以百姓之梦为梦。与圣贤同梦,也包含着与百姓众生同梦,既分享百姓众生的美梦,与民同乐,也分担百姓众生的噩梦,与民同忧。***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国梦最平实、宽厚的表白,是儒家的仁政、老子的无为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有机统一。以百姓众生之梦为梦,是“无为”,将百姓众生之梦凝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为无为”。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基,以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家庭的梦想为根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才有真实的内涵和深厚的动力;以民族复兴的共同梦想为依托,每个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有坚强的保障和深广的归宿。
学问研究与行政实践虽然有分工,但在伸张大义、造福百姓的宗旨上殊途同归。因此,虽然学者的主要任务是传承文明、探索新知,但并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做千秋大梦。新知说到底还要来自对新鲜现实的了解、概括,要来自对时代痛痒的关切,文明也只有融贯在新知中、落实在生活中才有生生不息的光彩,而不致沦为博物馆里的老古董。知行合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读书人的优良传统,将四方圣贤的梦与百姓众生的梦在内心的熔炉里锤炼成古今相通仁智兼备的中国梦,学问才能真正发挥资政育人的现实功效,如此才能接上中国历代圣贤通经达用、经世济民的梦想。这可以说是从中国学人身份出发的梦的工夫论。每个中国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做自己的梦,在自己的本分中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梦想,民族复兴的共同梦想就有了切实的起点。尽管如此,我们既是从事不同工作、有着不同责任和梦想的个人,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公民,在本分本行中编织人生梦想的同时,我们也有自己梦想的中国。这可以叫做梦的宇宙论。上下四方为宇,往古来今为宙,而“宇宙”的意义往往并非外在于人的天体时空,而就是人的屋宇、家园①“宇宙”的“家园”意义在一些古诗文中很常见,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云:“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又如王念孙《广雅·释诂》云:“言宇宙者,皆居之意。”,笼罩祖国的这片天空、承载祖国的这方土地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家园,就是我们梦的宇宙。
虽然真正的英雄与百姓众生同心,然而四方圣贤却异梦。毋庸讳言,东方的圣贤与西方的哲人,古代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各色人等的梦想有很大的差异。包容四方,百家争鸣,考验着中国人的心胸;贯通古今,雅俗各得其所,人人各安其位,考验着中国人的能力与智慧。在文化和制度等各个方面贯通古今中西、完成中国现代转型的使命,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两代人能做到的,我们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我们的梦想伸展得更远一点而已。中华文明是虽古老而生机不竭的文明,中国梦的宇宙是生成着的宇宙。
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为主干,儒家的政治理想一言以蔽之,即王道。王道以德服人,区别于霸道的以力制人。王道的根本是德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这是对王道诗意的精辟概括。德最核心的有两个,即仁与智。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以仁与智为核心的德政关怀百姓、尊重自然,照儒家的推想自然能够天下归顺。这样的推想并非没有历史根据,因为从尧舜到夏商周的历代圣王就是以德政而归顺天下的。许慎《说文解字》“王”字条说:“王,天下所归往也。”天下归心者,就是王。这个解释与孔子答叶公问政的话“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的意旨是相同的。在儒家对王道的完满想象中,这个远者来的“远者”甚至不只包括异邦的远人,还包括麟凤龟龙这样的珍禽异兽。②《礼记·礼运》篇中称为“四灵”。体现了儒家思想的蒙学经典《千字文》这样刻画王道:“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臣伏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以王道政绩观来看,王道美政绝不只是抽象的数字可以说明,而是感性地体现在百姓的安居乐业与万物生态的祥和中。
儒家王道政治理想在形而上层面的经典表达是《周易》乾卦的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王道与天道的合一,古代的王被称为“天子”,就因为此。《礼记》“中庸”篇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样是王道理想的形而上表达。这一理想在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落实则是《礼记·乐记》篇中讲的“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儒家推重礼乐,宗旨就在于“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王道政治虽然重视礼乐制度的安排,但并不迷信制度,因为制度的落实和维持还是靠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王道的根本还是“为民父母”的仁政。
王道梦想是中国古代圣贤对善政的美好想象,这一想象以追忆中的三代之治为历史依据。王道的实现需要统治者仁智兼备,具有高度的道德修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需要具有真正的王的美德。在儒家思想的体系中,王的美德最根本的一点是效法天,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天覆盖养育万物,王者效法天大公至正,才能为万民父母。汉儒董仲舒把“王”字从字形上解释为参通天地人,而其重点还是在王者法天①[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1页。。针对秦始皇的僭称“皇帝”以人王取代天帝的帝王专制倾向,董仲舒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有导引、规范君权的意旨。天意既是君权正当性的一个来源,也是约束君权任意性的一套话语。这套话语与儒家的孝道、民本主张等等融为一体,在帝制的不同时代或强或弱地起了规范君权的作用,使得儒家的王道理想不同程度地在各个朝代的治世中得到实现,不致完全落空。
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民主思潮的引入,君权的正当性与天道的神圣性一同陨落,民主政治成为中国进步人士的普遍梦想。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毛泽东,中国古老的大同思想被逐步深入地导入了维新变法、民主革命的实践,“天下为公”转化成了“主权在民”。民主政治打破了政权为某一个或几个家族垄断的家天下,而代之以全体公民都有权参与政治、国家领导人由公众推选的公天下,民意以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自主伸张,政权以制度化的方式受到监督、约束。在天意和传统的约束力都已经弱化的现代社会,民主是监督公权力、防止权力沦入专断和腐败最有效的途径,是比任何机构都有效的反腐败机制。不仅如此,民主还解放了普通国民参与政治、施展政治抱负的梦想,在封建贵族制中,政权是少数贵族世卿的专利,普通平民参与政权是非分的梦想,在世袭帝制中,王位为某个家族所垄断,觊觎王权是大逆不道。民主制度在法理上首肯了每个国民都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主政治是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出身限制大胆做梦的政治,让“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出彩机会”的政治。随着启蒙的脚步,民主思潮风靡全球,良有以也。
民主政治的总体图景虽然来自现代西方,是近代欧美国家反基督教神权、反封建专制的产物,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中未尝没有民主的因子。如王官采风制度,就体现了对百姓心声的倾听,汉代设立乐府,仍然继承了这一创始于周代的传统。后世朝廷的言官和民间清议的风气,也有反专制的民主因素。民主的理论基础在于尊重每个普通国民意愿的自发性、自主性,认为每个人平等地拥有天赋的意志与理性,不把平民当做愚昧无知任统治者塑造摆布的材料。就这一点来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民为本”思想里都包含有民主因素。我们要让民主的梦想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必要发掘、培养中国传统王道政治中的民主因子。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些民主因子只是王道政治中的一端、一枝,不能简单地把儒家的大同和民本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等等简单地等同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更不能以民主政治为绝对标准去裁量中国传统的政治。民主政治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到了现代才发展壮大的一种政治模式,它的产生和壮大与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等等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马克思在欧洲民主政治方兴未艾的十九世纪中叶即已看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狭隘性、欺骗性。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更为广阔、健康的社会主义民主,先人的这一远大理想我们不能遗弃。
在政治层面,通贯古今的中国梦要求把采自西方的民主梦与中国传统的王道梦融为一体,建设富强、民主、和谐的王道中国。民主,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是有着自己梦想的生命个体,每个人的梦想都不容践踏,这是梦的本体论的要求。王道,意味着我们不仅向往着自己的美好生活,也梦着百姓众生的梦,与四方圣贤同梦,这是梦的境界论的呼唤。要以王道的尊天、法天来克服民主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虽然已经不相信天人灾异的荒诞,但仍然敬仰天道无私的高明广大,仍然敬畏自然法则的报应不爽。要以王道的尚古、为万世开太平来弥补民主的短视功利主义,我们不厚古薄今,但也不迷信今人必定胜古人,经过历史长河淘洗的古代圣贤和经典是文化的源头,也是值得学习的典范,绝不轻易地以自己的主观判断立为传统是否优秀的标准,我们关心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希望一代比一代强,希望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但也绝不轻易地把民主滥用在长幼、师生关系中,把放任当做自由,把无序当做平等。要以王道的德政、礼乐制度来弥补法治的技术主义、官僚主义。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由司法独立所体现的法治传统是防止民主沦为多数暴政的伟大创制,健康的民主是法治的民主。但法治仍然要由秉公执法的人来推行,法治的空隙处仍然需要人的良知来守护,否则空隙就会成为深渊。因此民主法治与王道德政、契约刑罚与礼乐文章相得益彰,才是中华文明发皇张大的康庄大道。以个体自由平等为根基的民主法治融入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为至善的王道大同,这就是有志于在贯通古今、折中中西的学问道路上跋涉前行的一介书生梦想的中国。这将是一个重人事而不废敬天地的中国,工商皆本而三农为先的中国,温故知新尊重创造的中国,个体自由而家庭和睦、社会公平、国家富强统一的中国,告别中央之国的自大而树立中和之国的自信的中国。
责任编辑:宋雪玲
作者李旭,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杭州 3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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