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

□徐根义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

□徐根义

上海，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第一站。中共中央曾先后四次入驻上海，长达10年时间。在这里，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党中央率领全党历尽艰辛探索、不懈奋斗，对促进中国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留下了诸多启示。

中共中央 领导机关 上海 城市中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央领导机关居住上海，直到1933年1月移居瑞金之前，虽然也迁往过北平、广州、武汉，但在上海却先后居住过四次、长达10年之久。党的一大，陈独秀任书记。“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党中央设在上海，……在南成都路辅德里紧隔壁，租了两栋楼房，一栋是中央书记办公的地方，另一栋是组织委员办公的地方”①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页。，宣传委员办公处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1921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担任中央书记工作，住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1922年4月，“他一个人曾在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楼上一间统厢房住下”②《“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10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央领导机关由北平迁回上海，设在闸北宝山路和宝通路一带。5月，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迁往广州。9月上旬，中央由广州迁回上海之后，其领导机关设在上海闸北区中兴路三曾里。罗章龙回忆说：“这是一个普通弄堂，房子的楼上、楼下各分两厢，既是中央的办公地点，又是我们的寓所。毛泽东同志住楼下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带着一个小孩住在后厢房；我住在楼上。”④《回忆蔡和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60页。1927年4月，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汉口迁至上海，领导全党的工作，包括红军初创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中央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路）附近。”⑤《中共上海党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1928年至1931年4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设在地处上海闹市中心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至173号）。“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还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他几乎天天来这里办公或开会。中央军委还在这里开过重要会议，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李立三、任弼时、邓小平、邓中夏、李维汉以及邓颖超同志等，都经常来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⑥晨风：《白色恐怖下的党中央》，《党的生活》，1981年第23期。1931年冬到1932年春，中央领导机关设在陕西北路332弄29支弄云上村1号。1932年夏到秋，中央机关成员有康生、张闻天、博古、张汉夫等，居住在茂名路的西口康乐村78号。①根据应修人烈士夫人曾岚同志回忆。1933年1月，中央领导机关迁到苏区——江苏瑞金。

一、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的原因

中央领导机关长期居住上海，并以上海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去执行认真准备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去认真准备群众暴动的基础，做成本党无产阶级的根据地”②《“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页。。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必然，具有深刻社会背景，蕴含着诸多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

（一） “城市中心论”与上海城市地位是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的前提

在民主革命史上，我们党的工作中心曾经历过由城市到农村、再到城市的过程。建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以俄国为榜样，“走俄国人的路”，把革命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先在城市组织工人、发动工人运动，开展城市暴动。因此，作为革命指挥部的中央领导机关住址，自然要选择大城市。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近代中国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桥头堡”和“领头羊”，号称“国际化大都市”，与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大都市相媲美，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素有“东方巴黎”、“远东第一都市”、“魔都”之称。况且，上海是全国工商业中心，是中国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据1920年统计，全国约有260万工人，其中上海有58万人，占全国工人的四分之一，在上海的工人中，工厂产业工人为25万人，其中有500人以上的大工厂工作的有15万人。”③《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267页。上海工人虽然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但是，在政治思想上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有几十万产业工人都没组织起来，罢工活动往往还是依靠自发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决定把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集中力量宣传、教育工人，领导、组织工人运动，以影响、带动全国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

（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和影响是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的重要基础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后，1920年初，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积极开展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活动，“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间，一开始叫‘共产党’”④《“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页。。随后，上海党组织邀约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东京、巴黎留学生代表，分别建立党组织。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上海，便成了共产主义者向往的地方。同时，上海早期党组织的革命活动，特别是革命宣传工作十分活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上海已经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主阵地。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长期在上海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他通过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掀起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吸引和武装了一大批中国先进青年。上海，有着广泛而良好的开展革命活动的群众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为我们党培育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1920年夏，陈独秀组建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秋，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地区创办全国第一所工人半日学校，积极研究和宣传进步思想。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刊发行全国，在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面，影响颇大。这就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复杂的政治形势为秘密状态的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提供了可能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形势特殊，情况复杂，既有外国租界（国中之国），又有黑社会势力范围；既有形形色色的依附外国冒险家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和持不同政见者。上海社会这种特殊而又复杂的情况，对开展革命活动带来了某些有利条件，诸如可以利用城市空间大、人口高度密集、华洋杂居、户籍管理不严等社会空隙，以及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等。这些对于尚处在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相对全国其他城市来讲，更有利于自我保护，开展革命活动。同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还便于同共产国际、国民党左派联系。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以上海为中心，联络中国各地的组织”①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7，第38页。。1920年5月，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分部。“作为远东革命工作的中心，上海同日本、朝鲜、伊尔库茨克和我们在中国的地区性组织都有联系。”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的主要作用

在上海期间，党中央领导全党在强化自身建设、组织工人、发动工人运动、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宣传进步思想、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对推进党的建设、促进中国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健全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③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健全组织，迫切需要发展组织、强化领导、加强指导。一是促进组织发展。党的一大时全党仅有党员50多名，要完成党的一大赋予全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必须重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向全党发出通告，发展党团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加强宣传工作。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具体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组织系统，以及组织原则、纪律等。随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1922年6月，全国党员195名；1925年1月，全国党员994名；到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上海的1933年，全国红军发展到33万人，党员已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发展到30多万。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称“中央局”。1921年底，建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1921年秋，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1921年秋，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1922年7月，中共济南地方支部（山东区支部）成立；1921年8月，成立中共广东支部。党的二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④《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一大——十八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等七位成员组成，陈独秀任委员长。第四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仍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设执行委员九名，候补执行委员五名。大革命失败之后，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扩大），改选中央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三是加强党的工作指导。中央领导机关进驻江苏瑞金农村根据地之前，我们党在历史上共召开过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三次是在上海召开的，即一大、二大和四大。1921年党的一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用革命手段，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1922年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民主革命指明了发展方向；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策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二）组织工人，发动工人运动

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期间，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前，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工人、发动工人运动。一是强化思想指导。1921年7月，党的一大《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并对如何开展工人运动提出了具体要求。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指出：“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党的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议决案》强调，认真研究工会运动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党的四大通过的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教育问题、组织问题，以及产业工人运动、各工业区工作、大城市手工业工人运动等作出部署，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和办法。二是加强组织协调。1921年8月，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不久，先后设立了武汉、北京、济南、广州、长沙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一直负责宣传工人，组织工人，开展工人罢工活动。从此，开启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时期。“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至1923年‘二七惨案’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全国共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页。而上海仅在1922年就发生大小罢工54次，参加罢工总人数达8.5万多。1924年6月，在陈独秀、瞿秋白等领导下，组织上海虹口云城、物华丝厂女工联合罢工行动委员会，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活动。1925年，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揭开了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序幕。1926年6月，上海罢工35起，人数达69556人；7月，上海罢工54起，人数达70494人；8月，上海罢工23起人数达37537人。②《中共上海党志》，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1926年秋至1927年春，在党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22日，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三）建立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党中央在上海积极探索争取群众、恢复发展白区工作的同时，通过组织领导南昌起义、湘鄂赣等省的秋收起义，建立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这一时期，党中央主要依靠召开党的会议、健全军事组织、制定文件、发指示信，以及派任军事干部等组织形式，实施对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组织和领导。中央领导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之前，党的八七会议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秋，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辟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后来，井冈山“朱毛会师”合编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了我们党领导的全国政治影响最大、力量最强的一支部队。此外，党在广东、江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组织发动近百次武装暴动。1927年11月，党在上海召开临时中央局扩大会议，要求组织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第一次提出“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1928年10月至1929年3月，中央多次指示各地党组织，组织红军分散发展。1929年6月下旬，党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强调，将“分开以深入农民群众”的路线，改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策略。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1930年5月中旬，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强调猛烈扩大红军，要求各地红军相对集中，主要战略区域的红军改编成正规兵团等。“各地红军根据中央指示进行整编，从6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二军团先后编成。一军团总指挥朱德，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毛泽东；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共3万余人。”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244页。“至1930年3月，红军已有13个军的编制，6.27万余人，3.89万支枪，分布在鄂、豫、皖、湘、赣、桂、粤、闽等八省的127个县中。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有了很大发展，1930年，全国已建立了湘赣、湘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块根据地。”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244页。1930年10月，蒋介石开始部署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重点围攻红一方面军。10月28日，我们党发出《中央通告第92号》指出，国民党军阀正准备围剿苏区，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发动组织群众、红军反对和打破敌人进攻。1930年至1931年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在此期间，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四）创办刊物，宣传进步思想

为了加强宣传工作，中央局专门设立宣传局（后设宣传部）。1921年9月，党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发挥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作用。1922年9月，创办中共中央机关《向导》周刊；1923年6月，《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出版；1925年6月，创办《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1930年8月15日，《红旗》与中央宣传部《上海报》合并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另外，还创办了《前锋》、《中国共产党党报》，以及《劳动周刊》、《劳动周报》、《工人周刊》、《罢工日刊》等普及性报刊。在上海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各地党报党刊迅速发展起来。1921年7月底，北京党组织创办《工人周刊》；1923年4月，湖南党组织创办《新时代》月刊，公开宣称“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行到实行的时期了”①《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武汉星期评论》作为武汉党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平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济南党组织1922年7月创办《山东劳动周刊》、1924年创办《十月》刊物，还参与主办《晨钟报》、《现代青年》等报刊；广州有《广东群报》。

在创办刊物过程中，党中央非常重视对宣传工作的指导和政治方向的把握。一是坚持原则，遵守纪律。党的一大决议强调，“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232、2583-584、378页。。二是讲求实效，切忌空洞。“切忌空洞的政论和其他空洞的理论”，否则，难以收到宣传的效果。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232、2583-584、378页。三是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化。1926年5月，中央工委要求，宣传工作要实现从面向工会领导人及觉悟分子到深入广大工人群众中去的转变。192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普及到工人群众中去，特别注意宣传共产主义、研究革命斗争经验教训。四要突出特色，通俗易懂。1926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强调，“各省之出版物应多带地方性，大的政治问题文章不宜多做”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232、2583-584、378页。。要让群众听懂、看懂。党的四大强调，宣传工人“我们应切实了解其客观所具有的条件，如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理论的议论”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232、2583-584、378页。。1928年10月1日，《中央通告第四号》要求办农民画报与壁报，把党的政策口号编成咏语山歌。

（五）创建学校，培养革命干部

早在1920年9月，陈独秀、李达建议创建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社址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 （今淮海中路567弄）。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由杨明斋、李达、李汉俊等共产党员承担教学任务，学生大部分是各地早期党组织介绍的进步青年。1921年春，学生陆续赴俄国学习。党成立之后，党中央在上海领导、创建了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平民夜校等。1921年12月，创建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校址设在上海南成都路632号（今成都北路7弄42号和44号）。教学任务大多是由共产党员义务兼课来完成，陈独秀、李达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到校授课，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介绍的进步女青年。1922年10月，由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为上海大学，成为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办学时间最长、培养干部最多的一所学校。“上海大学尽管由国民党出面主持、于右任出任校长‘校务实际是由共产党人主持’。”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教职工的任命，学生的教学工作，都由党中央讨论。”⑦张腾霄主编：《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第二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恽代英、张太雷、任弼时、李达、沈雁冰、蔡和森、萧楚女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该校任教。“学生以社会科学系为最多，多数是党团员。”⑧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这些学校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外国语学社的学生都聆听过陈望道翻译讲解的《共产党宣言》、李达讲授的历史唯物主义、李汉俊讲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上海大学的学生系统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平民女校的学生在学习党的政治理论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工人罢工和党团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

党中央通过创建学校，为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学校的学生，后来有的成为了社会进步人士，有的成为了革命骨干，甚至有的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任弼时、罗亦农、刘少奇等就是外国语学社培养出来的，妇女干部丁玲、钱希均、王一知、王剑虹、王玉衡等都是接受了平民女校教育成长起来的，王稼祥、杨尚昆、杨之华等都是上海大学毕业的。

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的历史启示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上海，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第一站，党领导全国人民从这里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随后，经历了十分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留给了我们诸多深刻启示。

（一）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是设在大城市还是设在农村，根本上取决于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心的转移

在战争环境下，中央领导机关是选择居住大城市，还是选择居住农村，根本上取决于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心的转移。党领导的革命中心在哪里，中央领导机关就应搬迁到哪里。这是一条中央领导机关搬迁的客观规律。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我们党的革命中心在城市，共产党人多数在城市宣传和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这时中央领导机关设在城市，便于总结和推广城市斗争经验，促进中国革命的进步和发展。但是，随着中国革命中心由城市转到农村，特别是党的八七会议之后，党领导的主要革命力量先后深入农村，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时，客观上党的工作中心已经放在了农村，本应顺理成章的将中央领导机关迁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党中央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把领导机关留在了大城市，继续坐镇上海指挥全国城市和农村革命。这样，在交通、信息等不发达的旧中国，党中央单靠秘密电报、听取汇报等，已难以及时准确把握瞬息万变的广大农村革命发展的真实情况，并做出正确到位的判断和指挥。况且，当时的主要中央领导人不是来自苏区基层，而是一些不太了解农村革命情况的同志，甚至是共产国际直接“空降”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两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武装起义部队，深入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另一方面，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尽管做出了很大努力，在促进中国革命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大局指挥和领导上却接连发生“左”的错误，做出了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决策。如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强调以攻打大城市为目的组织武装暴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实施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经验，坚持中心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结果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在上海居住10年间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党经受了 “腥风血雨”的考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积极探索、不懈奋斗、勇于牺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上海，处在秘密状态下的党中央率领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十分艰辛的努力和奋斗，广大党员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主持中央工作六年之久的陈独秀，曾因开展革命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白色恐怖中，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仅在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100万以上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害。”①《为建立新中国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员》，《湖南文史》，2001年第4期。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在上海就有300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是在这一时期牺牲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和力量在激励着我们的先辈们前行？答案是主义和理想，即共产党人的主义和理想，这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美好未来，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李大钊就义前高呼“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年仅28岁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壮烈诗篇。

（三）在上海居住10年间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党既反右、又反 “左”，保持自身先进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善于自我剖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们党搞革命，提倡大胆探索，允许出现失误，但绝不容忍失败。每当党内出现右的或“左”的错误时，都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坦然面对，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勇于担当，无私无畏，不断总结经验，善于剖析自我。在上海的10年间，党中央在率领全党探索和实践中国革命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虽然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建党有功劳”。但是，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致使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反动军阀的杀害。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随后，直到中央领导机关迁到瑞金之前，我们党又先后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坚持党的领导，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确保党的先进性，始终沿着一条正确的方向前行。历史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党的正能量，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党的使命和任务。

责任编辑：凌 雁

作者徐根义，男，中共潍坊市委党校教授（潍坊 26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