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基层民主工作机制创新研究—基于浙江党内基层民主演进的视角

□ 宋坚刚

党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列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制度安排，把它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并且强调，发展基层民主“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展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②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农村村民自治快速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扩展，这些都促使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产生了新的发展，并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一是公推直选村党支部书记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自治的横向扩展。如村主任通过公开、平等、竞争方式产生的面在不断扩大，从而增强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他们民主参与的能力，民主的要求和呼声日渐高涨；二是进一步推动了党内基层民主的纵向延伸。浙江省大面积实行公推直选村党支书工作的经验积累和实践探索，也为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提供了现实条件；三是进一步推动了党内基层民主向外辐射。浙江省抓住时机积极探索基层团干直选，有学校，有医院，有乡镇团委、村团支部等等，基本涵盖了各级团组织，同时把党内直选扩大到非公有制企业，因而得到了社会和学界以及党的各级领导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

一、浙江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状况及特点

近年来，浙江在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加强了一系列党内改革的探索。例如，在党内基层选举方面，加大了在党代会常任制、党委书记直选、党委全委会票决干部、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等方面的试点探索；在议事方面，实行了党员民主议事会、党员民情恳谈会、党代表列席乡镇党委会（村两委会）等工作机制；在决策方面，实行了乡镇重大事项票决、村务表决；在监督方面，实行了党员发展公示、镇村两级党务公开、组织部门派员列席下一级党委会等决策机制。浙江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主要是从村民自治开始向横向和纵向拓展延伸，为基层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搭建了平台，并逐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示范效应。浙江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状况及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浙江党内基层民主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环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深度转型，浙江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很快，加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的分化；而随着市场经济中人的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导致了市场经济对政治民主的诉求增加，迫切要求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从而促使浙江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产生了飞跃性的发展。浙江党内民主建设最初也是从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始，逐渐拓展延伸，形成了一定的“民主小气候”，同时，浙江省委的鼎力支持以及职能部门的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精神，成为推进浙江省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和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浙江的一系列改革动作最初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民主建设与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试点实际上更多是“自选动作”与“自主创新”。浙江省处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对发达，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也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这就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层面的不断创新，才能为党内民主建设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是浙江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初步体现出制度特色。浙江省党内基层民主发展与创新，主要开始于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浙江在全省大多数地区实行“两推一选”、“两推两选”、“三推二评一选”；从1989年开始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并对这项制度进行了不断的修订完善，许多乡镇（街道）也开始实行。例如，台州、绍兴等地在各个镇乡（街道）层面，基本上已经实行乡镇（街道）党代会常任制。通过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保证党代表权利的行使；通过建立代表常任制，发挥代表闭会期间的作用；通过建立相关配套制度，适应常任制的发展需要。这样，从制度上保证了代表在任期内的民主权利，增强了党代表的主体意识，推进了党内民主进程，疏通了党内民主渠道，建立了正常的党内民主秩序。

三是党组织的主导性与人民主体的广泛性紧密结合起来。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作为政治领导核心的党和政府从总体上主导着民主进程，通过对国家政治发展的总体规划，根据现实发展制定相关法规，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其途径是通过民主政治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达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和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的民主形式和切实有效的民主程序技术，推动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党和政府则在此基础上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自发创造，但这种参与是有序的参与，是在法律制度规范下的参与，将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纳入基层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政治过程之中，体现出社会主义民主高度的人民性和广泛的参与性，摸索解决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顺利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和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发展同步并进的世界性难题。

四是浙江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党内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有一条根本的思路就是始终坚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高度一致性。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大都从与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做起，从党员和人民群众能够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领域做起，从能够做得到的地方做起，这样，使得党内基层民主的内容具有直接实践性的特点。浙江省发展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坚持把基层民主政治的内容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关联在一起，通过参与基层民主政治，使民众能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能够表达自立的利益诉求，保护自己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同时党要引导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直接性，人民群众就在自己生活的范围内参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管理，使得民主参与具有切身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比如，随着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民主权利和农民的切身利益逐步紧密联接起来。浙江一些地方创新的“民主恳谈会”、“乡村典章”、“新枫桥治理经验”等地方治理模式就很好地保障了民众的利益。

五是浙江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呈现出渐进性和示范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在推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坚持从做得到的事情做起，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入手，扎扎实实，一步一步推进，通过基层的民主锻炼，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能力，学会依法办事，行使民主权利。这种渐进推进的发展道路，使得基层民主能够稳定、有序发展，得以制度化和法律化。内在的需要在渐进的民主建设过程中逐步发育和形成。浙江省党内基层民主发展呈现出由局部到全面，由个别到普遍，逐步发展的空间图景；经历了由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逐步健全和完善的过程；在发展进程中，积极落实和完善基层民主的各项制度、法律和法规，支持人民群众运用民主权利、掌握民主能力、适应并创造民主程序、形成民主精神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这样一种渐进推进的发展道路，使得浙江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能够形成足够的内部增量，形成基层民主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良性契合关系，并使得民主发展能够得以制度化和法律化。使广大党员在党内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并通过党内制度改革去巩固和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生命活力，从而实现党内民主的发展对人民民主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浙江党内基层民主发展前进中的问题及分析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时代和形势要求党内民主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即要与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适应。对照新形势、新要求，浙江省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还存在着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层党内民主呼声日益提高，但部分党员权利意识和民主能力不强。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这一重要论断，将党内民主视若党的生命线，党内民主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浙江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广大党员要求参与党内事务的呼声日益提高，但是仍有部分党员在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和能力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事关自身利益的党内事务积极参与，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的党内事务不够关心、不够主动；当自身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时，往往无所适从，听之任之。

二是党内民主渠道不断拓宽，但部分党员的权利保障难于落实到位。近年来，浙江省各级党组织在拓展党内民主渠道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反映民意的渠道不断拓宽，但是一般党员的民主权利有时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党内民主的主体地位仍不够突出。主要表现为：由于了解党内事务信息的不对称，一般党员知情权和参与权未能真正落到实处；民主决策有时走偏失真，“委员民主、书记集中”，“决策时谁大听谁”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党内选举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化，强调体现组织意图多，尊重个人意志少，普通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往往流于形式；批评监督不够到位，有时形同虚设。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导致部分党员感到自己在党内可有可无，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

三是党内民主制度执行效果不够理想。党内民主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点，近年来，浙江省在健全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也建了不少制度，但是，具体落实执行起来的效果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不够严密科学，往往注重定性，在“允许什么、严禁什么”方面旗帜鲜明，但强调什么问题，就制定什么制度，制度间的相互联系不够紧密，还存在模糊地带；二是对违反规定的处置缺乏可操作性，过于原则的规定在实施中效果并不显著，其结果是制度约束力不强；三是党内民主实践过程形式主义倾向比较突出，只轰轰烈烈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忽视了党内民主的实际效果。

四是少数领导干部作风不够民主，专断集权现象仍有发生。民主有时被误认为是“一把手”的开明程度，等级化倾向在各级党组织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表现在同级组织之间，存在着“一把手”集权的现象，组织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个人说了算，出现了决策用人等民主权利上的不平等性；表现在上下级之间，党内平等的同志关系变成了我决策你执行、我指示你服从的等级关系；表现在组织与个人之间，强调组织意图多，尊重个人意愿少，特别是对党员干部群体意愿重视不够。人治思想、特权思想、官本位思想时有抬头，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继续蔓延。

之所以出现上述一些问题，主要原因有：

一是封建专制文化与计划经济集权模式的长期影响。在几千年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等级特权制度以及奴仆意识等根深蒂固，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并且很容易沉渣泛起。同时，由于受计划经济时代特权模式的长期影响，在发展党内民主时，无论在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还是在制度设计和程序规范上都带有浓重的传统痕迹。这种现象在浙江一些地方依然影响深远，这样必然导致在领导干部中总还有一些人热衷于官本位、一言堂，习惯于权力的集中运作，一般党员干部中也存在着习惯于服从执行，寄希望于清官作主的一面。

二是党内民主的程序建设相对滞后。尽管党章对党内民主也有个别程序上的规定，浙江省各地也在民主程序建设上作了一些规定与努力，但是总的来看，这些程序规范还不够详细、完备；同时，党内民主的“四个服从”缺少严密、科学的主从之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党章和各地制定的规定，往往比较概括和原则而没有阐述清楚，容易造成党内民主在实际执行中的走样。当个人意见代表了党内多数群众的意见，而组织意见反映了党内少数领导的意图时，是个人服从组织呢？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呢？而实际上往往是如邓小平所说：“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①《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三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发展党内民主的认识没有形成共识。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而言的，是对执政为民的政府和政党而言的。但对自私自利的和短视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仅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②闫健：《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浙江省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发展党内民主认识上的差异性，制约了党内民主的发展步伐。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一个“怕”字。一怕秩序乱，担心发展党内民主会影响党的集中统一，削弱党的领导；二怕决策慢，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要求决策快节奏、高效率，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环节多、周期长、成本高，怕贻误经济发展机遇；三怕被“西化”，认为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加紧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背景下，加快发展党内民主，容易使党员干部的思想复杂化、多样化，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四怕大权旁落，民主化程度的加快，势必会削弱领导者个人的权力意志，影响个人的权威等等。

四是党员参政的素养参差不齐。民主素质主要包括民主意识、民主知识、民主习惯和民主能力。基层的党内同志由于受自身成长经历、工作性质、文化知识素养等方面的影响，参与党内民主的素质还不够平衡。特别是农村，随着大批较高素质的党员流向城市，剩下的多为老少党员，整体素质有所下降。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党内的一部分人在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上也存在差距。

三、浙江党内基层民主工作机制创新路径

浙江省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制度创新在不同程度上激活了基层民主政治资源，为带动和示范人民民主提供了实践经验：

一是支委、村委等选举制度的创新。近年来，浙江广大农村基层组织通过总结、提升，普遍推行了村党支部“两推两选”制度。即村党支部选举推行“群众推荐、党员推荐”、“群众选举、党员选举”两结合：根据支部委员职数，按“一户一票”的办法，在符合任职条件的党员中，推荐新一届支部委员会初步人选，经资格认定、考察、公示后确定初步人选，在此基础上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投票推荐支部委员会正式候选人，最后再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分别进行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的选举。在总结“两推两选”经验的基础上，又开始尝试实行“三推三选”的选举制度，即通过党员自推、党员互推、组织补推，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再由群众测评票，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党委提名票确定候选人建议人选，党员选举票确定支委会当选人选。这种尝试是对原有的“两推一选”、“两推两选”选举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它的施行更有利于确保农村党支部的先进性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是党内民主恳谈。1999年，浙江省台州温岭市一些乡村在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发展过程中，自发涌现出充满泥土气息的民主恳谈会，并在2004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发端于浙江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民主恳谈会是“在市场化改革发展过程中，伴随新旧体制转型而产生的新生基层民主形式”。③万斌：《浙江蓝皮书—2004年浙江发展报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民主恳谈这种做法，使广大党员群众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有了良好的制度依托。总的来说，走出了一条“从单一形式到多元形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渐进发展的民主路子”。④卢剑峰：《参与式民主的地方实践及战略意义—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十年回顾》，《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1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党内民主建设：一方面，通过多层面的方式，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改进了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工作方式，增强了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极大地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基层党组织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有序、协商和直接的参与方式来化解民怨及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巩固和增强了党执政的社会群众基础。

三是形成了基层党组织引导乡村民主治理的地方性知识经典文本。浙江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领导推进基层民主的过程中，创新形成了“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等地方性知识的经典文本，给基层民主治理赋予了一个全新的诠释，也为完善党内基层民主的工作机制搭建了极佳的平台，提供了有实际操作价值的路径选择。

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是《石磁村典章》。2004年，浙江新昌县儒岙镇石磁村，根据自身村治发展的特点，制定通过了《石磁村典章》。该典章主要涉及村级组织职责、村务议事及决策、村级财务管理、村务公开制度、村干部违规追究办法等。

而另一部更成熟有效的“乡村典章”是《董村典章》。2003年6月，新昌县开展了行政村合并，沙溪镇相互毗邻的上董村、下董村等5个自然山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取名董村。行政村新的领导班子由原来5个自然村的村干部组成，相互之间不完全熟悉。在村务决策中，村干部往往站在自己自然村的立场上说话，工作一度很难开展，老百姓意见相当大。村支书俞春国萌发了建立规章制度规范村级权力运行的想法。在沙溪镇和新昌县委领导的支持和牵头下，一部以《宪法》、《党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结合董村实际而制定的《董村典章》应运而生，并于2004年9月19日由董村村民代表、党员会议表决通过，正式生效。《董村典章》现已成为董村村民制度治村的基本依据。《董村典章》的主要内容共8章24条。其中第2章“组织体制”中界定了村级各个组织的职能和相互关系。典章特别指出：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群团组织等其他村级组织必须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这就在村级微观领域明确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杜绝了在村两委会中“谁是核心”问题上的纠缠。第5章“村务监督”主要涉及党务公开和村务公开两块内容。党务公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党员发展全程公示制度”，党组织要及时对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拟确定为发展对象者、拟吸收为预备党员者、拟转正的人选实行事前公开和公示。党务公开还包括先进评比公开和村级后备干部情况公开。第6章为“责任追究”。对村干部在实施党务、村务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存在思想不正、不履行岗位职责、违反决策程序和形式、对上级决定不执行或贯彻不力的情形分五种方式追究责任。

“乡村典章”的推行，初步实现了农村由“能人治村”到“制度治村”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方式，由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变成由民做主的“服务员”。

“夏履程序”是指绍兴县的夏履镇从2004年以来总结推广了村级民主管理的程序化模式，以制度治村，按程序办事，从而形成的制度规范。比如，关于“年度规划、重大政策、工程项目”的程序是：征求村民意见→收集梳理意见→村两委会提出初步方案→民主听证→党员大会讨论完善方案→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信息反馈、村务公开。以上管理程序根据因事制宜而设定，各有侧重，但管理路径具有相似的共性。

“八郑规程”是指2006年浙江嵊州市探索和完善了八郑村围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制定实施的八项重点制度和相应的八个工作操作流程，即选举流程、村务决策流程、财务管理流程、招投标工作流程、村务公开流程、村务监督流程、谈听评流程、村干部责任追究流程。

“八郑规程”将制度、程序、运行和监督四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规范的民主管理体系。从此，村干部按规程来运作，村民群众用规程来监督、管理，镇党委政府靠规程来检查考核，形成了“规程”治村的新型民主治村模式。其特点和实践意义在于：一是超越了精英治理模式，村级治理的主体从村官转变为村民，实现依法自治，还权于民。二是可操作性强。把制度公式化、图示化、公开化，使村干部和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办理程序一目了然，这样一来，民主不再仅仅是法理、是原则，或是口号，而是可以亲身操作的办法、工具。“民主在基层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工具性民主”，“民主在知识分子那里是一种理念，在地方政府那里是一种程序，在基层群众那里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①肖立辉：《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理论与实践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国共产党》，2007年第2期。民主就是为解决人的利益分配而设计的一种制度。实际上“民主与文化程度没有正比关系，民主的关键在于利益关系。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农民和基层会创造出无数丰富、生动的掌握权力、限制权力、参与权力的制度和办法”。①王振耀：《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民主化发展道路》，《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2期。美国学者格尔茨曾主张针对具体问题要一点一滴地研究和解决，注重其特殊性，即“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②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84-534页。期望“通过对特殊问题的特殊对待，来达成其分析的进步。”③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84-534页。浙江基层民主创新的一些文本，可以借用格尔茨的这种“地方性知识”得以解释与说明。

“制度+流程”的民主治村模式，为民主政治和新农村建设带来了鲜活的土壤和养分。三是初步形成了双向互动的权力行使方式，以往单向的行政命令模式转变为回应、互动、反馈机制基础上的权力行使模式。从制度到程序，使制度运转起来，也就使民主运转起来了，并且比较全面地得到落实，比如民主监督的权力，就从纸上的规定变为真实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讲，笔者认为绍兴创新的民主治村模式比台州的“民主恳谈”有了质的进步。史晋川先生就认为，“民主恳谈是上层与下层的沟通方式，名称新但是内容不一定都是新的。”④史晋川、汪炜、钱滔：《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现象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1页。

四、浙江党内基层民主未来发展之路

未来浙江的党内民主，不但应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浙江本地比较完善的区域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且与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相适应；不但应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证资源，更好地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而且能够极大地带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浙江省打算通过5至10年的努力，把浙江党内民主建设成为一个以能够让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共享政治文明，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追求目标，以党员和党组织意愿能顺畅表达，党员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干部人事制度日臻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科学贯彻为实质内容的党内民主体系。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尤其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发展思路上，应坚持走增量民主之路。如何科学地选择党内民主进程的现实取向，合理地安排党内民主发展的步骤与进程，将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全局。笔者认为，党内民主的发展过程，就是党内政治关系的良性变革和不断优化的过程，与经济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说渐进改革一样，党内民主进程也应是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

二是在发展内容上，应使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发展党内民主需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有利于体现党员的主体地位。党、政两个界域有着各自的特点，在党内来说，对党员权利的保障，党员权利的行使，就是对党内权力的制约。必须使选举人的意志得到充分体现，党内重大问题的决定真正由集体作出，党内监督取得明显成效。要进一步完善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度，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三是在发展形式上，发展维权式和参与式民主。从实践中来看，党内基层民主发展，主要采用党员群众直接参与式民主以维护权利的方式进行，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既可以培养党员群众参与的意识，又可以锻炼党员群众民主的实际能力。在中国的参与式民主发展的过程中，近年来浙江温岭推动的“民主恳谈”常常被作为“协商式民主”的典型案例来加以分析。实际上温岭在推动参与式民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并且不断有所创新。这种直接民主的方式，一定会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主的发展。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也可以是党员干部、群众和政府直接面对面就一些政策问题对话，也可以是一种对自身事务和周边事务的参与。

四是以公推直选为重点。首先需要尽快建立公推直选的统一规则，减少民主的成本；其次要完善公推直选的配套制度，保证候选人公平地参与竞争；再者完善公推直选的程序设计，使其更加科学和完善；四是疏通公推直选的渠道，改革现有干部人事治理制度造成的体制障碍。

尤其是如何将浙江省的地方性经验进一步上升到全党的制度建设层面，与党章党规结合起来，从制度层面上保障和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这些都是在今后的实践中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