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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

时间:2024-04-24

□ 万丽华 龚培河

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印证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论断,而从历史逻辑上看,这既是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承接,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曲折探索之路的成功超越,使追寻了170多年的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继往开来。正如***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①***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从唯物史观角度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对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对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承接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规律不可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而具备超越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强制力、控制力,历史规律不应该像“可能性空间”说那样通过外在逻辑必然性的方式为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担当保护网,相反,而是应该通过内在逻辑必然性的方式为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提供安全绳——将偏离出某种正常发展的空间范围的历史运动轨迹“纠正回来”,使历史恢复到合理的发展状态之中。历史运动出现曲折性不是例外,恰恰是历史规律制约作用表现出来的时候。“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从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正是中国的历史运动轨迹偏离出合理发展空间范围后被“纠正”折回到合理发展状态中的一个历史转折过程,而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就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

当清政府挽救自身命运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发展阶段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2、696页。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决定了近代中国注定要经历一场历史大转折,使历史恢复到合理的发展状态。但是,旧时代如何结束、新时代如何产生,历史规律不会做出先验性的安排,期间发生多少历史事件、最终由哪一个历史事件来贯彻下这一必然性,不是预先注定好的,“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2、696页。

这不是说,历史事件发生只有偶然性,没有客观必然性。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不是历史意义上的必然性,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必然性,也就是具体条件规定下的实践必然性,即具体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探索、创新与选择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进步的历史事件,都有可能实现这一历史转折,它们的失败是实践使然,不是历史必然。既然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中国戊戌变法怎么会注定失败呢?茅海建曾指出:“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如非历史的偶然,戊戌维新很可能在他的主持或指导下展开。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我当然无法臆测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我已感到,由于他的机敏,很可能会避免戊戌政变的这一结局,那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倒退。”③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8页。毛泽东也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32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必然发生,就在于以往的革命都失败了,没能够把历史必然性贯彻下来,历史造就了需要一个新的性质的革命继续贯彻历史必然性的客观形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成,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32页。如果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失败了,历史还会通过其他可能性来继续贯彻。邓小平曾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313页。党和人民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把反帝反封革命任务胜利贯彻下来,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和平统一的发展局面,为民族复兴之路开启了航帆,从而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历史前进方向、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传承了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而且通过具体实践把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境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曲折探索之路的成功超越

历史规律不会轨道般预定历史进程,它不能阻止曲折性历史事件发生,因为它是通过“纠正”历史偏离而不是“预防”或者“杜绝”历史失误来发挥制约作用的。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探索现代化发展之路,也难免遭遇曲折、陷入困境。邓小平曾指出:“不是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313页。正因为如此,“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实践课题之一。”⑧周显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与成就—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历史经验梳理》,《阅江学刊》,2011年第2期。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为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指明了历史前进方向,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具体实践过程如何,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能够事先预置的。因为没有什么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活动,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93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曲折性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至少有三种选择:一是有限度地纠正“文革”错误,基本上维护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其结果是仍然回到“左”倾错误上去;二是全面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根据中国实际,开创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三是党内和社会上有人以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为由,要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②陈述:《中国共产党8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从历史逻辑意义上讲,三种方案都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终究会导致发展滞缓,陷入发展困境,丧失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则可能会遭遇政治风暴、社会动荡,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历史发展失去十年、二十年而丧失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发展机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382页。如果中国实际道路选择是其中的一条,意味着中国民族复兴之路将面临更长时期的曲折探索过程,何时能够走上光明顺畅的坦途,还是一个未知数。

幸运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30多年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标志着对社会主义发展之路长期以来曲折探索的成功超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382页。

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曲折探索的成功超越,使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胜利前进,历史发展最终实现了一个伟大转折,才展示出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历史规律不是通过预置的空间式约束,而是通过纠正历史运动的曲折性以确保自身贯彻下去,来宣布其必然性“神圣不可侵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延续

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码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行得通是另一码事。因为人们在历史十字路口做出的任何抉择,其历史必然性不是即时注定的,而是通过未来实践的持续证明。历史规律不会为正在绽放的历史预设轨道,提供保护,历史面貌到底如何展开来,“关于这一点,人类才是问题的核心,任何人都得为他自己负责。”⑤【英】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382页。也就是在实践中创新发展。

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重点是调动生产积极性,解决温饱问题,“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因此,我们党的发展理念集中体现在“量的扩张”上。邓小平曾经提出来一个朴实而又深刻的发展理念: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感悟、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真切体识、也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客观把握。

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国内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国际形势,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党发展理念与时俱进,重点转向“质的提升”。江泽民曾指出:“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⑧《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这一时期,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面调整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追求集约型发展方式,增强国际竞争力,成为改革发展的重点所在。在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起来,一方面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积累的社会问题也多起来,我们党继续创新发展理念,提出科学发展观,注重发展“度的升华”。胡锦涛强调:“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才能确保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①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在发展的“快”与“好”的关系中,我们党更强调“好”的重要性,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统筹兼顾,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个十年,发展理念实现了三次飞跃。党的十八大继续推动发展理念创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时,把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兼顾性,不断开辟发展理念新境界。

正是因为党和人民从实践出发,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创新发展理念,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才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使追寻了170多年的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继往开来。正如***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所说的那样:“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中国梦’,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四、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

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世界意义。

从历史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成功,其意义既是指向未来的,也是关照以往历史抉择的。从历史的新起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为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共产主义事业创造了条件,意义深远。但若回望历史长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近者,是对党在1992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意义的证明;远者,是对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的证明;再远者,是对新中国成立并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的证明;还再远者,则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意义的证明。因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不是在其自身发生、发展过程中即时彰显出来的,需要它所“辐射”的历史进程持续的逆向证明。中国的戊戌变法之所以没有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地位,就是因为后者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前者却很快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当时看来算不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然而实践结果却证明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光芒会黯然失色,如果中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会荡然无存。所以,我们今天殚精竭虑所铸就的发展业绩,继往开来,不仅为子孙万代造福,也是对革命先辈们的慰藉。

从世界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成功,证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光明。人类历史发展呈现出来的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性,与各个具体民族的文明史存在成长、衰退、解体等各种现象是并行不悖的,并以此为表现形式,“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因为社会普遍规律所展示出来的一般人类历史发展逻辑图景只是一种抽象的共识,不会“要求”所有的民族的文明发展历程都必须完整贯彻下来,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历程都是对它逻辑规定的不完整体现。换言之,虽然共产主义必然会实现,这一逻辑规定对人类历史来说具有普遍性、确定性,但具体由哪种或哪些文明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历程承载这一逻辑规定不具有确定性、预定性。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逻辑规定,不耽于一条实践路径的得失成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逐渐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实现了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转变,不断取得胜利,用实践证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遵循和贯彻,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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