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变革前夜的中美关系：问题与现状

□ 林小芳 查君红

当前，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与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每过十年就会发生的一次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前的危机应对结果是美国权力地位的上升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却预示着二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行将结束。

在全球大变革的前夜，各种声音、主张应运而生，各种思潮、思想的争论和碰撞必将催生一个新型全球体系。本文侧重于就全球大变革前夜的中美关系提出一些问题，提供一些分析视角。

首先，我们如何看待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抛弃金汇兑本位制、逐步建立美元本位制以来的世界发展。在一个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基础之上、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各国是否很好地捍卫了经济主权，是否切实地以维护本国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式在国际上行事？世界发展哲学在二战后经历了由嵌入的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如今，新自由主义面临空前的批判，全球是否可能实现二战后世界发展哲学的第二次转变，也就是实现新自由主义向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性跨越？

其次，我们如何把握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美国继续保持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对世界和平发展有利；还是美国霸权衰落，成为一个正常大国对世界和平发展有利？在当今世界，美元本位制是强者剥削、掠夺弱者的首要机制，其与新自由主义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制度取代美元本位制？或者说，全世界是否有可能通过制度创新终结美元本位制？尤为关键的是，此次金融危机是否促使美国就此走上下坡路，一蹶不振？在美国地位变动之前景下，世界究竟面临怎样的未来？

再次，我们如何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综观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国与近现代世界互动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与“西方”的关系。“西方”概念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其始终有个内核，并在二战后由于经济、军事超强的美国的整合，而逐渐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它们组成一个所谓民主、和平的共同体，将向全球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自由价值、市场经济作为其使命。鉴于西方明确的战略目标，中国最终如何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已将中国带入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国应该如何评价中美经济已达到的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和利益共生关系？当前正处于全球体系大变革的前夜，中国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才能做到趋利避害？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是否能够客观、真实地把握自己对世界的影响能力？是否能够成为撬动全球体系变革方向的重要杠杆之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盘考虑全球体系变革、美国战略调整与中国和平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预示着现存全球体系即将走向瓦解，世界、美国与中国都在经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转型”已成为中国与美国和世界相互关系的最主要特征。这里有三种转型：一是中国的转型，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能否持续下去或如何维持，中国究竟在国际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二是美国的转型，即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美国能否维持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其将通过怎样的战略来实现护持全球霸权的目标，其中之关键是美国如何护持美元霸权。三是中美关系的转型，即由中美互动的现状将带来双方怎样的未来，能否促进现存全球体系继续保持和平转型。

探讨前三个问题，主要是为第四个问题服务的。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危机”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并存。不过，中国古人早已指出，“危机”总是为强者和有准备的人服务的。综观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美国政府已两次成功地向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危机。一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当时美国迫使欧洲和日本承担其经济调整成本，而度过危机；二是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日本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美国再次迫使日本承担其经济调整成本，一劳永逸地击溃日本的挑战。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能否再次成功地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若是能够的话，哪些国家或哪一类国家是首当其冲者？因此，所有问题的落脚点是，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全球大变革，中国是否已做好准备？

鉴于中国和平崛起内在地要求处理好中美关系，下文拟对中美关系现状提出三点初浅看法。

第一，关于习奥会晤。6月7日至8日，中国国家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晤。此次会晤不仅是两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元首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和交流，也是中美高层交往的一个创举。但若认为凭此一次元首会晤，中美就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尚为时过早。中国媒体对习奥会晤普遍地看好，认为习奥会晤“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①国纪平：《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开启了中美‘跨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②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等。美国媒体对习奥会晤普遍地低调处理。美国国务院《美国参考》2013年6月10日刊，只是简单地登载了一则题为“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举行广泛的非正式会谈”的报道。另一方面，美中元首峰会刚刚结束，紧接着美日从6月10日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展“离岛防卫”军事演习，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全派员参与，其两栖登陆“夺岛”实战色彩鲜明。日美政府不顾中国反对，执意演习，充分说明美国一方面试图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继续利用日本来围堵中国。

第二，关于中美关系的三重对应角色。中美关系之复杂和特殊不在于其是一对双边关系或涉及众多多边关系，而在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南方）和日益崛起的新兴大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最大的发达国家（北方）和掌握全球规则制定权的守成大国。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中国一样，同美国的关系同时具有如上三重身份的特征。考虑到中美关系如此复杂和特殊，唯一堪与中美关系媲美的，可能只有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苏美关系。

历史上，凡是新兴大国的崛起，都会挑战原有的国际秩序和主导原有国际秩序的霸权国，或遭致霸权国的武力扼杀，这往往伴随着利益的冲突乃至导致地区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自然的领土、人口、地缘大国，是联合国“五常”之一。当前，对于中国的崛起将走怎样的道路，现存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和既得利益者对中国崛起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人们广泛心存疑虑。美国是当前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对于中国的崛起尤为敏感。在认识到中国崛起已成事实后，美国对中国发展趋势的评估渐趋正面，其关注重点已从“中国是否崛起”转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其核心政策已转化为“如何将中国和平纳入现存国际体系”。①参见Seema Desai, Expanding the G8： should China join?,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January 2006, pp. 33-34。如何最大限度利用中国崛起继续维持其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与此同时，鉴于西方大国对华疑虑和戒备也有所上升，“中国威胁论”仍有市场，美国对华政策也有“两面下注”的共同特征，认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未定，当前是“引导和规范”中国的关键期。②参见Yongjin Zhang, China Goes Global, London：Foreign Policy Centre, April 2005, p.28。

综观国际关系史，从全球层次来看，中国若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与霸权国、其他大国、国际制度谈判确立中国崛起后的世界秩序。③参见庞中英：《中国与亚洲：观察·研究·评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由于美国是全球霸权国，是西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典型代表，对于中国和平崛起而言，中美最终必须建立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关系。而鉴于历史上还不曾有总体上“和平崛起”的国家，美国也须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的最重要意义莫过于此。

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于其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三重角色关系。中美相对应的三重角色，既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所在，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敏感点”所在，从而决定了双方互动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从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角度看，中美如何走向可持续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这一课题，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课题，而且是世界性的课题。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解决双方这一内在的困境和紧张，那么这将是世界史上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这一关系的发展本来面临非常棘手的挑战，因为这涉及到国际行为体最根本的身份认同问题。不过，进入21世纪，在国际体系持续和平转型、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空前增多，非西方的发展中大国的加速崛起，西方本身又处于长期缓慢的解构中，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美国不得不开始新一轮全球战略调整。国际体系和平转型、全球化加速发展、美国战略调整、中国和平发展为中美全面走近、对话和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从而不仅为中美开始解决双方的核心敏感问题提供了良机，而且为中国从国际体系的新来者走进国际体系中心提供了百年难得的机遇。

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美关系的三重对应角色体现于双方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并贯穿于双方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在双方关系演变的不同阶段，中美两国具有的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和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这三重角色依次登场，并由远及近占据各自的主导地位。当前，东西、南北因素的影响虽然犹存，在某种情境下甚至有可能激化，但中美关系的实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双方的矛盾焦点已定格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这一对关系，而其中的关键又是全球霸权国美国能否放弃美元霸权和单极独霸全球战略。

第三，关于中国和平崛起中的美国因素。观察中美关系有两个不同的切入点。一是中美关系本身，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外交价值取向、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很多问题；二是将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很多外部因素之一，处理不好会制约中国未来的和平崛起。归根结底，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和平、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稳定、发展的内部环境。制约中国和平崛起的潜在外部因素有许多，它们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日关系、南海问题、中俄关系、中印关系、中欧关系等。中美关系只是这许多关系中的一组，不过，却是有可能盘活或挑动上述众多外部因素的一组特殊关系。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若处理得不好，它可能激化很多制约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因素。

因此，鉴于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国目前、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要面临的一个艰难、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中国而言，从第二个切入点切入，也就是跳出中美关系来处理双方的关系，是必要的战略思路。换言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既需要考虑与之联系及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在磨合中加强合作的前景，又需要将之纳入中国和平崛起的所有外部因素中作通盘考虑。处理如此复杂的兼具多边和双边性质的关系，不仅要梳理出一个开阔的宏观思路，而且必须区分各问题的轻重缓急，并据此对之重新定位。

制约中国和平崛起的直接外部因素是台湾问题，中日钓鱼岛及东海、南海、中印等领土争端问题，朝鲜、印巴克什米尔等周边历史遗留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中，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全球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身影。美国企图利用中国与周边的新老问题牵制中国与外部的关系，构建预防性遏制中国的网络，并继续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综合历史和现实考量，当前，有意志并能够直接扰乱和破坏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国际权力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及其主导的军事联盟。

这正如“动态差异理论”所揭示出的，在任何体系中，发动大战的常常不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是正在衰落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军事大国。①动态差异理论是一种更强的关于体系压力对行为体行为产生影响的理论。具体参见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还可见韦宗友：《对大战起源的另一种现实主义解读——评“大战的起源”》，《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与通常认为崛起国家会主动挑战霸权国的看法不同，该理论指出，只有一个面临衰落威胁或正在衰落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军事强国才有可能发动战争，因为它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发动战争对它有利。

这一理论在探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一直以高于任何其他大国两倍甚至三倍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照此下去，几十年内中国将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中国的权力增长对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美国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呢?该理论的建立者科普兰表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是不会挑起战争的，因而有理由相信中国将继续奉行和平政策。至于美国是否会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甚至发动预防性战争，将取决于中国权力增长的程度及美国对自身是否陷入深重而无可挽回的衰落的看法。就目前而言，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潜在权力等权力的所有层面都居于无人能比的绝对支配地位。因而，对美国决策者而言，明智的对华政策就是继续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因为这样做既无引发新冷战的危险，又不会对美国的利益形成威胁。

然而，一二十年后，特别是当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的对华政策将面临重大抉择。到时候，美国是否会奉行遏制政策，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的善意，毋宁说是取决于美国对自身衰落的深度和无可挽回性的判断，以及对采取强硬行动可能产生的风险的权衡。简言之，科普兰给美国决策者提供的政策指南是：在中国的实力不够强大时，奉行接触政策：当中国的实力强大到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加以遏止。

由是观之，不管是大国的崛起，还是大国的衰落，国际社会都需要设计出一种机制或创造出一种条件来保证其和平的崛起或和平的衰落，这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言，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铁律。近代以来，欧洲列国，再加美俄日，在一些历史时段实现了“和平崛起”和“和平衰落”。不过，这些国家的最终崛起和衰落多数都不是“和平崛起”和“和平衰落”，而是战争崛起和衰落。正因如此，历史上还不曾有总体上“和平崛起”的国家；唯一的总体“和平衰落”的国家是苏联，但鉴于其在全球体系中只是全球霸权国的挑战者，而不是凌驾于整个国际体系之上的全球霸权国，因此，历史上也不曾有总体上“和平衰落”的全球霸权国。从世界总体和平的角度看，人类发生的两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大战都是由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相对实力发生变化时，为争夺权力、利益和瓜分殖民地而发起的。当今，有资格发起世界大战的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可中国和平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其中美国霸权（美元霸权是其核心）是最大的外部阴影。中国已充分、坚定地表明了自己走和平发展之路，但迄今，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仍然是高度的不信任，不仅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速度，而且对于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也存在着根本性的担忧。虽然中美两国间现已建立许多互动机制，但这些仍不足以打消美国的疑虑。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积极为其谋取各种利益的同时，已做好了将中国作为一种潜在威胁进行“对冲”的准备，即中国一旦表露出有可能影响、威胁或挑战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优势地位的“征兆”，它随时可以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扰乱和破坏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尤为值得关切的是，所谓的“征兆”全系美国单方面界定的。

鉴于从目前至2050年，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期有限。中国学界、商界、媒体，尤其是战略界和政经界有必要深入、扎实地研究全球战略格局各主要行为体和各种因素的消长变化，一方面大力促进保障大国“和平崛起”和“和平衰落”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在深入研究、分析美国的发展前景及对华战略的基础上，积极、慎重地推动双方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为最终构建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