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新思维”与“三和路线”的内在联系初探*

□ 何绍波 王秀杰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苏联历史上两位著名的“改革家”，同样在理论和实践上“标新立异”，同样不可预见地造成了国家发展和世界局势的突变和混乱。前者对外关系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基础是“三和路线”，后者对外关系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基础是“新思维”。

相较而言，在苏联历史上，赫鲁晓夫的改革无论当时还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认定为失败的。然而，隔着至少一个“管理周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一般更迭方面说）20余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政策内容却与赫鲁晓夫的执政理念有着很明显的师承关系，有着若隐若现的继续与发展的痕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同样以失败告终。这样，探究后者为什么自觉自愿地重蹈前者覆辙就显得十分重要。戈尔巴乔夫当时是如何综合考量的呢？反过来说，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所以被仿效，又有哪些可取之处呢？在两个人物、两场改革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本文主要围绕他们对外政策的内在关系略做探讨。

一、“三和路线”是否大势所趋

赫鲁晓夫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登上苏联的最高领导岗位。上台伊始立即对斯大林的领导战略作出了全面调整。在外交上，与斯大林和美国针锋相对的对抗战略不同，他的战略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即和平渗透）著称的“三和路线”。

当政期间，赫鲁晓夫为宣传“三和路线”发表了大量言论，而且经过从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二大的三次党代表大会，这条路线才臻于完善。1956年赫鲁晓夫当权，开始在党内发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政策，毅然决然地平反斯大林时代造成的冤假错案，相继提出“三和两全”（“两全”指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个大胆设想，无论对当时苏联国内，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遗憾的是，他的这个论断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在国内、党内和国际上都遇到不少阻力，特别是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抵制。这场争斗一直伴随着他此后的政治生涯。

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出台于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长篇总结报告，提出了“关于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几个问题”，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这三个问题后来也被概括为“三和”。①[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言论》（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41-43页。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称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和“总路线”。他认为只要世界不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就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就必然灭亡，所以这条总路线是能够实现的。他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如果爆发“一场热核战争”，固然“会使资本主义体系灭亡”，而“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将没有胜利者”。另一个观点是，战争将不再分类型，任何规模的战争，哪怕“一点火星”也会酿成核大战。②《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4页。基于这些看法，他提出人类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两个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成熟到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程度。他认为世界的和平与反战力量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已解放的国家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反对战争危险斗争的联合努力是普遍和平的最重大因素，这一代表三分之二人类的意志和力量的强大战线，能够迫使帝国主义侵略者退却。”

由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赫鲁晓夫为和平共处赋予了特定含义。他认为“和平共处不仅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不进行战争，而且还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方面进行和平竞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具体的合作”。“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和平竞赛的基础”。竞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苏之间的经济竞赛，二是在第三世界的和平渗透竞赛。他认为在这两种竞赛中苏联都将获得胜利，因此提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和平共处条件下，既能合作又能竞争，所以赫鲁晓夫又把这种和平共处称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原则”。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决心在苏联国内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他把加快经济建设，使苏联在20年内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作为总的奋斗目标，并以此向美国挑战，同资本主义竞争。这便是他的“和平竞赛”设想。他认为可以通过竞赛拖垮美国，因为苏联拥有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他说，尽管目前苏联的工业产量仅及美国一半，但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所有年份中，工业增长的每年平均速度要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增长速度2倍至4倍”。“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增长的速度方面和产品的绝对增产量方面都超过了美国。我们以比美国快3倍的速度前进，我们每年的产量比它（指美国）多。因此赶上美国现在是容易得多了。”③[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言论》（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83页。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方的代表，应当享有同美国一样的地位，平起平坐共同解决世界事务，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他愿意让这些国家自己选择社会制度。他很有信心地认为，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苏联一定能在这场竞争中取胜。这便是他的“和平渗透”战略，其核心或者最终目标就是“和平过渡”。后来他很快把这个设想运用到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1955年万隆会议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他乘机发动和平渗透的外交攻势，亲自访问印度、缅甸、阿富汗，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公开声援埃及，并提供军事援助。1959年，他利用古巴革命成功之机，派高级代表团访问古巴，表示苏联“全心全意地与古巴站在一起”。1960年，他借亲自出席15届联大之机向大会提交了《给予殖民地国家以彻底独立的宣言》。1961年，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述，认为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独立国家可以找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崭新出路”，即“民族民主国家”的“过渡形式”。他说：“这种国家不是反映哪一个国家的利益，它反映的是各阶层人民的利益。”④《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05页。他提出可以由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帮它们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国营企业，从而扩大工人阶级队伍并摆脱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依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三和路线”跟几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问题，是中苏两党理论分歧的核心内容。现在看来，它既不像苏联共产党自诩的那样“对国际形势发展中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从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不是中国共产党所批判的那样是修正主义观点。它实际上只是适应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需要、适应苏共改变对国际共运控制策略的需要而提出来的政策调整方针，是在外交上实行“非斯大林化”的基本手段而已。所以“三和路线”确属大势所趋，如果没有这些内容，也会有另外一些新举措出台，以配合其内外政策调整的总体行动。

二、“新思维”是否庸人自扰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17年至1922年称苏俄）一共存在了74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7年至1956年，领导人先后是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这一时期经历了结束一战、共同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反法西斯斗争、东西方对峙等，一方面向世人展现了社会主义体制下高度集权、绝对统一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独裁、专制等不良“特质”。第二个时期是1956年至1964年，领导人是赫鲁晓夫。这一时期试图破除迷信、致力改革，对社会主义体制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也由于路线失误和改革失败等因素造成了国家经济倒退和国际社会主义力量、民主力量衰减等不良后果。第三个时期是1964年至1991年，领导人先后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这一时期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进退两难、渐趋没落的过程，一方面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日益松散，另一方面自身经济实力不断衰退，又面临着美国里根政府“星球大战”的压力、东欧不稳、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等不利局面，最后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解体。

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是在1985年3月。当时的苏联已经内外交困。政治上高度专制，最高苏维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经济上停滞不前，工业生产率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1/3，农业生产率是西方的1/5，加上入侵阿富汗耗费大量军费，民众生活水平连年下降。文化思想垄断，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大众传媒失去了真正价值，“《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①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把生产资料国有化了，而且也造成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全盘僵化。

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无疑也面临着“守”与“改”的两难境地。守，指的是坚持勃列日涅夫以降，经过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个短暂时期的相对成熟路线，这样无疑风险最低，如果没有国际上的严重冲突，可以说一定会风平浪静，一切归于波澜不惊。改，就是改变当时苏共党内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弊端，从积极意义上保证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地位的巩固和提升。

在苏联结束28个月里三次易主的新老权力交替过程后，上台伊始的戈尔巴乔夫雄心勃勃，决心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与改革。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其改革理论的错误和实践活动的紊乱，致使改革变为改向，变成了古今苏外历史上都非常罕见、非常极端的“改旗易帜”，致使苏联这个在20世纪曾经显赫一时、不可一世的世界大国迅即分崩离析。

也许改革的结果早已有人有所预见。1984年底，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主动示好的坦诚以及他在议会发表“核时代必然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的主旨演讲，给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智囊团留下了深刻印象。雷日科夫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合作的开始，也是西方对苏共未来总书记的一次摸底会见。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又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②[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在对外政策调整方面，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是对外关系的“新思维”。这一概念是他1986年1月在苏联政府关于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中首次提出的，以后又通过苏共二十七大政治报告、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改革与新思维》等，多次做了修改完善。④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当今时代是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依赖日益增长的时代，相互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人类在进入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便不再是永生的。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因此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生活，制定新的政治思维，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他承认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对外政策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阶级利益放在首位，但在国际舞台上，这些利益的尖锐冲突，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曾导致了武装冲突和战争。现在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新的政治思维需要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平等地位。①[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新思维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是必然的。这种竞赛能够并且应当控制在必须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哪一种制度好，应当由历史作出判断。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新思维在强调苏联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的同时，阐述了相互合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合作的核心问题，强调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

新思维同样是一种十分必要的战略调整，并非空穴来风、心血来潮。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强调对外关系的灵活性。戈尔巴乔夫指出，在对外政策中要采取多种办法，选择不同的策略路线达到既定目标，在外交谈判中不要为自己制造死胡同，也不要给对方制造死胡同，要善于迎合伙伴，寻求接触点。苏共由此采取的对外战略就是以军控为中心的缓和战略。具体政策是继续与美国就裁军、消减核武器、限制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缓和关系；对西欧争取建立“全欧大厦”；对东欧实行纠偏、不干涉政策；对中国改善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调整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解决阿富汗、柬埔寨等问题。

三、“新思维”与“三和路线”的相通之处

虽然当代社会发展迅速，面临的国内外背景不尽一致，但作为苏联历史上前后相距二十来年的两个重要时期，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上还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有些方面甚至存在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一）他们面临着基本相同的改革需求

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传统体制下步步升迁的，他得到了体制的眷顾，也看到了固有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领导人，他盼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改变国家的现状。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自己一手扶植的勃列日涅夫轰下台。苏联从此开始了历时18年的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勃列日涅夫逆转了赫鲁晓夫的宽松和改革政策，尤其是通过压制不同意见和舆论来维持政治权威，形成了“沉默的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在表面上维持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国家实力历史性地达到了顶峰，甚至不断扩张势力影响，实际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进入了缺乏创新的停滞状态，矛盾越积越深。1982年开始了安德罗波夫当政时期，戈尔巴乔夫作为最受器重的农业专家积极参与革新活动，但安德罗波夫当政只有短短的15个月，人们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很快就被相对保守的契尔年科浇灭了。在契尔年科执政的13个月里，人们要求变革的愿望更加迫切。在国际上，苏联面临美国里根政府“星球大战”的压力，东欧不稳，在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在严重的内外危机下，任何一个有健全思维的人上台，都必然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入深刻的危机。”②[俄]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6-97页。因而他上台伊始就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认为苏联经济“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③[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言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2页。

戈尔巴乔夫的前辈赫鲁晓夫同样面临着万众翘首以待的改革背景，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而当认识到反对个人迷信、打破僵化体制、以和平代替对抗的重要意义之后，改革是人心所向的。也许这正是近年来国内外很多人主张正确评价赫鲁晓夫内外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具体来说，赫鲁晓夫上台后所面对的全是日益暴露的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苏联的农业状况令人担忧，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消极影响巨大，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没有提高，仅为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1/3。工业领域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种状况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社会稳定，也不能满足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制约了工业的发展。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与可能。经历了一番动荡后上台的赫鲁晓夫感受到了斯大林体制的种种弊病，由此揭开了改革序幕。赫鲁晓夫改革的背景同样非常有利，只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仅仅对原有体制进行了小修小补；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急功近利，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造成改革无所适从，计划指标落空。加之个人独断专行，瞎指挥，出尔反尔，政策不稳定等等原因，赫鲁晓夫没有把握住历史时机，最后丧失了大好局面。

虽然以上都是改革的总的背景，与二人的外交政策没有直接联系，但外交策略改变也是他们全部改革的一部分。在有直接联系的局外人看来，苏联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但在他们自身的改革中，还是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并由此影响到其它方面。

（二）他们都急于求成并且矫枉过正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的僵化和停滞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除了改革别无出路”，强调改革是苏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彻底改革。也许戈尔巴乔夫天生就是个悲剧人物，他一直致力于拯救苏联于旧体制中，却因为改革思路错误、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判断错误、对国内各政治派别认知错误，使他在苏联建立一套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努力归于失败。

近年来，国内有观点认为斯大林体制是死的，不可能完全控制苏联的改革进程，作为后几代领导人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完全有机会成功改革并挽救苏联，中国模式就是例子。其实这只能是一种设想，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的成功经验可以百分之百地移植到另一个大国并且保证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历史不是假设出来的。

戈尔巴乔夫改革不但思路不清晰、形势判断不准确，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他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也越来越偏颇。1987年后，由对斯大林的批判转为对苏联模式的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称，如果改革初期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1990年6月，苏共二十八大正式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后，美国政论家布热津斯基立即非常敏感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表明，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有朝一日党甚至可能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①[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5-66、76-77页。此话不幸而言中，此举无疑扭转了改革的方向，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亡党亡国产生了直接影响。随着各加盟国家纷纷脱离苏联，随着8月19日政变，随着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执政74年的苏共下台。最后随着独联体诞生，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苏联解体。

作为前辈，赫鲁晓夫同样犯了很多的主观错误。他的改革缺乏总体构想和科学性，实际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的一些举措，如实行干部的任期制和取消干部的许多特权，本是得民心的举动，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他并没有把干部的选举权给民众，干部的升迁与否主要取决于对上级领导的个人忠诚，上层和中层干部越来越与基层群众相脱离，所以党内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把让他们感到不稳定的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他无力把握时代转换的战略契机，所以最后并未根本改变斯大林留下的政治经济体制。

在处理东西方关系时，赫鲁晓夫的政策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时而鼓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作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时而又低估西方的决心，高估苏联的实力，要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甚至扬言要“埋葬”西方。他不无幽默地说：“在座的只是美国人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我想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埋葬掉，那我一辈子还干不完。我的确说过这个，但是有人故意歪曲了我的讲话。这并不是说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从肉体上埋葬，而是说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的改变。我说过，从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要被埋葬，共产主义将代替资本主义。”①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问美国期间对西方记者和官员的辩解，转引自王正泉：《赫鲁晓夫皮鞋敲桌 扬言要“埋葬”西方资本主义？》，《百年潮》2008年第1期。这番话确实与一个大国甚至一个制度集团（营垒）头领的身份无法吻合。

（三）他们的外交纲领都“饱含”着“人道主义”（和平为首）因素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提出“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述，认为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独立国家可以找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崭新出路”，即“民族民主国家”的“过渡形式”。他说：“这种国家不是反映哪一个国家的利益，它反映的是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他提出可以由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帮它们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国营企业，从而“扩大工人阶级队伍”并“摆脱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依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也可以使这些国家在苏联的“援助”下被纳入受苏联影响或控制的轨道。有资料记载，赫鲁晓夫当政期间，苏联向22个亚非国家提供了38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确实使它在第三世界有了不少立足点。

后来者戈尔巴乔夫，同样打出了“人道”牌，用人道的尺度代替了阶级乃至国家间的界限。在1988年六七月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把苏联社会改建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最后苏共二十八大讨论通过了相关文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抽象人道主义，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符合抽象的“人性”和“一切人”的利益的“人道的”制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使用任何暴力，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在核武器时代，人类争取活下去的问题是一个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其他利益应当服从于这一全人类利益。他把“全人类价值优先论”作为他的“新思维”的核心内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要求在它的指导下“逐步实现非军事化和使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实际上是要实行一条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

与此同时，无论内政外交，戈尔巴乔夫都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翻历史旧账，否定苏联人民走过的历史道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专制独裁的不人道的制度。造成社会主义理想遭到许多人的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大行于世成为主流意识，整个社会出现了思想混乱的局面，为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与他的前辈赫鲁晓夫相比，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确实走得更远些，并由此获得了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包括主张东欧“自主”、结束冷战等贡献）。但同样可悲的是，在他们身后，人道主义并没有成为国际活动准则。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进入一些人臆想的和平盛世，相反却步入了动荡的时期。短短二十年间，战乱和民族冲突不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几乎没有停息地发动了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五场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埃及、叙利亚危机日重。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有时可能被人有意混淆了。

（四）他们最终失败的最主要主观原因都是对国际形势过于乐观

也许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无所谓成功或失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苏联在或明或暗的国际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守势，甚至最后国家政权不保，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

如前所述，由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赫鲁晓夫给自己的“和平共处”赋予特定含义，认为这不仅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不进行战争，而且“还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方面进行和平竞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具体的合作”。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6页。他甚至认为在美苏之间的经济竞赛和争取第三世界的和平渗透竞赛中，苏联都将获得胜利。他将和平共处说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③《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12页。最后落到了用这种确实非常特殊的“斗争形式”来麻痹神经、进而取得精神胜利的地步。

关于后来者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直言不讳：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但遗憾的是，无论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①张树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瓦解苏联》，《红旗文稿》2010年第11期。

随着“改革”的展开，戈尔巴乔夫确实很快就与西方合拍，成为宠儿。西方政要赞赏他的调门也越提越高。美国前总统卡特更是肉麻地吹捧戈尔巴乔夫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最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对此，戈尔巴乔夫很是得意。1989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布什加紧实施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攻势，采取了一项既支持戈尔巴乔夫又扶持政治反对派的上下结合的“双轨政策”，积极培植和壮大苏联境内外反共反苏力量。随着戈尔巴乔夫超阶级“新思维”的推行，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相继获得了合法身份，伙同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人公开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在“新思维”的引导下，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进一步敞开大门，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并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西方乘机挑拨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激化民族矛盾，他们一手制造的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领土争端成为苏联解体的开始。

（五）他们的成败得失都和能否正确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有关

有一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没能走得很远，与中苏关系恶化有一定关系。俄罗斯学者指出，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②[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毛泽东发起的全面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制约了苏联的改革与探索；赫鲁晓夫曾尝试改革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扩大农民宅旁园地（相当于中国农民的自留地）、自有牲畜，开放农贸市场，而中国的反修使赫鲁晓夫不敢再走下去了；中国在“超英赶美”，赫鲁晓夫也不能落后，否则苏联就失去了“老大”的地位，于是他也提出要“赶超美国”，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无论以上观点是否有翔实材料支撑，我们都确实听说过那个时期中苏之间的掣肘，见识过社会主义阵营的内耗。姑且不说苏联专家如何如何，也不说“自然灾害”是否被加重、中印边界冲突中谁支持了谁、领袖性格是否会影响国家关系，有时政治对其它活动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苏联为力保“老大”面子而必须坚守一些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也是不难想像的。

当然，把与中国的关系上升到影响苏联改革成败的高度是不科学的，毕竟中苏之间的影响都只是外部因素，不过双方付出的代价确实都很大。无论什么原因，与最重要的近邻和曾经同一营垒的最亲密的伙伴关系越处越远、越处越生疏，只能说赫鲁晓夫“三和路线”不得要领、“三和路线”的失败是咎由自取。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条件：要求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③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58页。1985年10月，邓小平又表示如果苏联同中国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苏方也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中方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苏方的论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对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努力表示理解和尊重，希望相互支持；公开表示同意以界河的主航道划分两国边界；表示苏联将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出部分军队，愿意同中国讨论共同减少边境驻军问题等，④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380页。说明苏联对华政策中逐渐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主观因素，开始以比较现实的态度对待中国。中苏关系开始进入了以解决客观存在的障碍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此后他逐步满足了中国改善双边关系的三大条件：从阿富汗撤军、从蒙古国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即实现了不结盟、不对抗，以和平共处为原则的国家关系。

仅从中苏关系分析，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外交战略思想，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也没有当时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或者正常化的步伐会大大减慢。因此，凭借中苏两国的共同努力，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苏关系上还是有一些积极成效的。

四、对“新思维”和“三和路线”的总体评价

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都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美关系的缓和就是他承认苏美两极对峙格局变化、苏联已经力不从心的反应。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说：“只保持一支足够以威慑美国发动核攻击的力量就足够了”，“必须使国防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1990年7月，他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再次感慨：“仅在同西方进行对抗的最近20年，用于军事对峙的费用就增加了7000亿卢布，这个数字超过了取得同美国和西欧的军事平衡需要。”①[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页。虽然数据不全，估计两人所面临的总的背景大致相同。因为赫鲁晓夫也说过大致相同意思的话：“在国外，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上维持一个部队的费用两倍于自己的国内”，②[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720页。迫于经济压力，从实用主义出发，他不得不从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芬兰撤军。在具体的应对措施上，无论是对核战争危害的考虑、对人性价值的尊重，还是在对主要对手和伙伴的关系处理上，两人都有着确有雷同不属巧合的成份。

二人的外交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就像他们个人的命运一样，确实非常不幸。他们有着基本相同的遭遇，可谓生不逢时。他们的外交新政以及全部改革同样生不逢时。无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和路线”，还是不到30年前的“新思维”，都与他们不约而同地成了改革的牺牲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③[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71页。这句话应该比较准确地说出了二人的政策关系，并且表露出“三和路线”和“新思维”的内在联系。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5年10月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④[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80页。这个应该主要是对“新思维”的“高度评价”和精准总结。

总体而言，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收效甚微。他的最主要“工作对象”——美国人并不买帐，相反却借机从他那里取得了更多的主动权。艾森豪维尔、肯尼迪、约翰逊三届政府没有对他的“和平”外交表现出任何兴趣，继续坚持冷战。在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上，美国毫不让步、咄咄逼人，苏联处处被动、节节败退。苏联想以经济竞赛拖垮美国、赶超美国的设想更是痴人说梦，粗放型发展模式贻害无穷，在经济上险些被拖垮的正是苏联自己。而以牺牲别国利益谋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合作、挂和平渗透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的卑劣行径，更是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反对。赫鲁晓夫的八年外交改革一塌糊涂。

相较而言，戈尔巴乔夫确实走得更远。他彻底否定马列主义指导地位的言行，构成了西方“和平演变”的最大内援。他实行收缩战略，先与试图在第三世界建立美国式民主的里根主义合辙，后与坚持以实力求和平的布什的超越遏止战略配套。所谓的“新思维”，在如何承认“全人类利益”、尊重“全人类价值”方面并无科学内涵。而恰恰由于忽视和否认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他不可能正确处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也根本无法构建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最终，他只能完全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屈从于西方的重重压力，出卖人民利益和国家尊严。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三和路线”到“新思维”，承认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个性化十分必要，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同样是顺天应人、趋利避害。改革是必须的。只有改革，才能摒弃以往的错误，才能缓和紧张局势，才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才能重新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