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力人民幸福

观察记者 刘晓林

给力人民幸福

观察记者 刘晓林

说到幸福与政府的关系，我周围有一些人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我：“得了吧！幸福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与政府何干？”

另有一些遭遇过一些不顺的人有时会蹦出这么一句偏激的话：“别扯啦！我看政府就没给我们什么幸福！”

他们越是这样说，我就越觉得要把事情说清楚。否则，真的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第一个话题，幸福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吗？

说这个话题之前，很有必要弄清楚啥叫幸福，幸福是神马（什么）。

很多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幸福就是每个人的心理感觉。你有时感觉到如意顺心，你这时就幸福；你有时感觉到不如意不顺心，你这时就不幸福！”

这回答倒是很质朴，很真切。

这个回答至少包含了几层真理：其一，幸福是一种心灵感觉的东西，而且因个人而不同，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的、死的东西，同样一个客体随着主体不同而有不同的主观感受；其二，幸福与不幸福也是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东西，你在低潮之时或者看问题的心情别扭时或者外部情况不好时也许感到不幸福，但转到心理高峰的时候或者外部情况变好时或许又感到幸福了。

如此说来，幸福这个东西是难以定论，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玩意了？谁说了都不好使，谁说了都不算。

真是这样吗？

为了搞清楚什么是幸福，我又谨慎地翻阅了许多权威的说法。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拥有渴望具备的品质（比如美德与圣洁）叫做“存在的理想状态”，认为这就是幸福。

美国散文家把幸福看成是一家人在草坪上无忧无虑地野炊聚会。美国有专家把幸福罗列为几十种表现，其中医生把你的病医治好了让你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感来源于对健康需求的满足，而对事业成就的满足又是另一方面的幸福。总之，幸福就是你的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

中国古人则把“家”写为屋顶下养了一头“猪”，把“富”写为家下面有一口“田”，而“福”则是祭祀祈祷有一口“田”。看样子中国古人很容易满足，幸福无非就是有一口“田”。这让我们想到为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有那么大的激励作用，为什么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乾隆皇帝御写的那个“福”字被称为“天下第一福”，就在于他把中国人的幸福观推到了极致：因为他那个草书“福”字，看上去像是多福，又像是多田、多子、多寿，原来这就是人们心中的幸福。

有人把幸福看作是令人愉快的情感经历。

另有人把幸福视为是“一种积极长久的良好感觉”。

又有一个哲学家定义幸福为“心灵的安宁和无所畏惧”，那可不，到了那种境界简直就是到了心灵的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了。

还是写过《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俞可平说得好，“民主和民生是幸福的基础”。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人生背景、文化教育、思想观念、身体状况各不相同，都会给出自己对幸福的特定理解。但是无论如何，总结以上各种定义，幸福无非是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给人心灵的满足而已。

一口田也好，野炊团聚也好，多子多寿也好，心灵的安宁和无所畏惧也好，民主民生也好，都是在讲解决人们需要的各种东西而使心灵如愿。这就是幸福。幸福是有指引的意愿得到满足的心理感受。

如果仅凭个人就能完成上述各种需求，那种“幸福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的话倒也站得住脚。但很显然，幸福一部分取决于自身内部，一部分取决于客观外部。一般来说，幸福就是人们自身对目前生活总体质量进行评价的全面肯定程度。人们越热爱自己的生活，就会感觉越幸福。以上说的很多客观外部的东西都与政府掌握的资源和政策有关，所以就不能不说幸福是与政府密切相关的。

你比如说“一口田”的问题。在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的基础上，你要有一口田或者多口田都与国家的分配政策相关。

你要解决民生问题的烦恼而实现心灵的幸福，才能得到“一种积极长久的良好感觉”。如解决住房住不起的烦恼，看病难的烦恼，受教育困难的烦恼等等，才能使每一个人“对目前生活总体质量进行评价的全面肯定”。而这一切，都与国家的住房、医疗、教育政策息息相关。

如果人们在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就想通过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来提高幸福感，这种改善的结果也是很有限度的。只有物质生活的改善到达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在增强自己的幸福感方面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才有可能减弱。由此可以说，在生产力还不发达以及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收入，仍然是改善人们幸福程度的最重要途径。而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其幸福度将更多地取决于其他非经济因素。今天中国居民的幸福度的下降，从某个方面恰恰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步入幸福度的临界点，它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型和重建，而转型和重建必须依靠政府的巨大行政力。

从以上分析来看，你难道能说幸福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与政府何干？你能够无视政府在幸福中的巨大作用？

政府是资源的掌控者，政府是资源调配的主导者，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资源和资源调配、政策和政策执行都与幸福息息相关，你能说幸福与政府无关吗？

春天来了，百花齐放，来往人群驻足欣赏。足 奚/摄

我们从历史史实很容易看清楚这一问题。

幸福由多种成分构成：富裕感、愉悦感、期望感、安定感、归属感、向心感、自由感、情意感。其中富裕感、期望感、安定感、归属感、向心感等都与政府有关。

也正是幸福与民生有关，与政府有关，所以政府在各种场合、各种时间内都在反复强调“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强调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是政府执政的天职。我们由此可以回答第二个“政府是否为人民的幸福做过什么事情”的问题，也就是政府是否给力了人民幸福的问题。

世界各国政府、各类政党无不在强调“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理念，都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执政天职，都说人民是执政之基，如果不能为人民谋幸福，就不是称职的政府和政党，就应该引咎辞职。比如最近的埃及，掌政埃及几十年的穆巴拉克哪怕提升了埃及的国际影响、国际威望，但就因为没有解决好国内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问题也一样被抛弃。

早在150多年前美国的黑奴时期，美国总统林肯为了美国人民的幸福，坚决消灭给黑奴带来极大不幸的黑奴制，提出“民有、民治、民享”，把执政的目标放在人民幸福上。

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的共和先驱孙中山面对清朝政府给人民带来的黑暗和不幸，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天下为公，也把执政的目标放在人民幸福上。孙中山先生说，民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

194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成为我党的宗旨。所以人民由衷地歌颂他：“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面对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给人民带来的不幸，摆脱一切阻力和争论毅然决定改革开放，把工作的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他不管“白猫”、“黑猫”，以有利于人民幸福为标准。至今，人们都在感念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富裕感。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中一个代表就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提出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和谐社会，其根本就是为民谋幸福。

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经常为人民群众民生现状的艰难疾苦落泪呼喊，说如果让老百姓住不起房而流落街头就是政府的失职等等，都是在为民谋利益。

由此可见，政府无时无刻不在为人民的幸福不遗余力地努力着。

话到这里，幸福是否与政府有关以及政府是否为人民的幸福做事的问题应该是很清楚了。

但是第三个问题出来了：既然政府时时刻刻都在为民谋利益、谋幸福，为什么我们很多地方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太幸福呢？或者说幸福指数不高呢？

这个问题我倒觉得问到了问题的实质，问出了含金量：我们不否认政府在就职之前都有“为人民谋幸福”的宣言，不否认政府在就职之后想方设法地在做“为人民谋幸福”的大事小事，但为什么目前还存在这么多老百姓感觉还不太幸福的事情呢？为什么在今年的“两会”上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话题成为了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呢？

对这一问题，我觉得一定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还一定要以系统的眼光来看，要从科学的角度去看。

对一些使人民不幸福的现象的出现，首先我觉得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许多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物质丰富、生活富裕、文化百花齐放、社会团结和谐、天下和平、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昌的太平盛世。但也曾因为残酷压迫、生产衰落、民不聊生、人间不幸而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因为同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而使不幸的时代频频降临。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开始要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又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消耗、大跃进失败导致粮食紧张、文化大革命对人身心带来巨大创伤而使许多人落入不幸的边缘，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物质生活的匮乏使人们在物质方面离心理的要求有所距离，思想文化的苍白、单一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邓小平同志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开放抓经济，使中国经济翻番发展，文化生活更为多元化。但是，由于历史阶段的特定原因，贫富悬殊、城乡分化的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加上1998年以后的国家廉租房改为私有商品房的房改带来的廉租房绝迹、医疗改革把医疗单位推向为自收自支的赚钱企业、教育改革把学校变为自收自支的敛财机器，一切都走向市场化。但与此同时，人们的工资收入却没有与住房、医疗、教育的市场价格上涨相匹配的提升，就造成了人们消费上的三座“大山”压在人们头上喘不过气来，幸福感也就因此受到了冲击。此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的是“抓大放小”，保留大的重要企业，而实行把大部分国企变卖给私人的产权改革，而不是从国企内部体制机制方面着手激活生产活力和市场适应力的体制机制改革，许多工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单位，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更是低下。人们的基本生活状况没有普遍得到改善，因此要让每个人都说幸福，是很难的。

从不发展经济的时代转向发展经济的时代，从发展的时代转向科学发展的时代，从物质已经比较丰富的时代转向合理分配共同富裕的时代，从一味追求国强的时代转向关注民富的时代，从光注重GDP的时代转向关注国民收入不低于GDP增长的时代，历史把提升中国人幸福指数的使命交给了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21世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国家富裕和人民幸福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念，在积极发展经济使中国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同时，免除农业税、增建廉租房、恢复义务教育制度、对医疗实行新的改革、对城乡推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等，都是在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他们当然也看到了13亿人民的不幸福的部分而决意改革，正通过各种行政政策造福于人民。

透过历史的眼光，我们理解，幸福的发展是与历史阶段的实质相关联的。

其次，为什么现在还有老百姓感觉不到幸福，我觉得还应该从我们该怎么做这个角度去看。

政府一直努力为人民谋幸福而还有许多问题困扰着人民的幸福，这时我们不但看到了要解决做什么的执政目标问题（为人民谋幸福）；要解决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执政理念问题（为什么要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与我们的执政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关系）；更重要的，还要根本解决怎样做才能真正使人民获取到幸福的问题（我们怎样执政人民才会幸福呢）。

对于执政目标和执政理念这两个问题，相信很多地方政府的行政者都会说自己清楚得很，也有很多人是以这一目标和这样的理念去行政的。的确，政府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事情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实社会中一些现象也暴露了很多人骨子里并不是这样认识的。比如一些被揪出来的贪官的当官行政目的和理念居然是为自己升官发财捞好处，而把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正如温总理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有许多地方拒绝接受人民的信访投诉，他们忘了听取群众的呼声，不顾人民的困难和疾苦，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把自己与老百姓的利益关系对立起来，出现了“你是站在党这一边还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奇怪论调。有的以压制、扣押、驱赶上访群众作为维稳的借口，而不知道解决这些群众的实际问题让他们心情舒畅才是社会真正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胡锦涛在2010年9月29日发表重要讲话，呼吁正视各种矛盾，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安居乐业的最基本道理，从土地中牟取暴利，置人民住不起房的不幸现实而不顾，一任房价飙升，使得3月14日温家宝总理不得不直接指出：无论物价还是房价，地方政府都要负责。

还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以低价条件强行野蛮拆迁群众住房，公平和正义的缺乏给人民带来了浓重的不幸的心理阴霾，以致国务院不得不推出新的《拆迁条例》……

我们可以从体制的角度上去看人民幸福与政府作为之间的关系。很多政府开始也想为更多人谋幸福，为什么最后的结果却并非如此？体制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至温总理在3月14日答记者问时说要解决很多问题，“都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我们的用人体制，干部的考核体制，使得很多干部的政绩观是随GDP的指挥棒走的，只要GDP数据上去了，不管社会发展是否平衡，人民是否幸福，照样高升。还有对上不对下的考核体制，只要上面满意就行，下面满不满意不起作用，决定了很多官员眼睛向上，而无视人民群众幸福与否。好在最近中央新的声音是考察干部不仅仅是依据GDP数据了，而是要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来，从老百姓是否满意、是否幸福等多方面来综合考虑了。

其次，不得不说的是我们的用钱体制。我们现在的用钱体制是各个大小单位的“一支笔”体制，大笔一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哪怕你没有什么事先通过的预算决议，那是一回事，具体怎么花钱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种花钱体制几乎很难被约束和监督，因此，花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不是用场的实在太多了。人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是那些对人民群众的实际幸福关联甚微的广场、剧院、宾馆、豪华办公大楼等厅堂楼所的形象工程和政府所用建筑，接待、出国、考察、会议、旅游、学习、庆典、节日等各种合法名头的开支多如牛毛。这些开支花费，又有多少用于事关国计民生的幸福工程呢？

同时，我们的行政执法体制对人民幸福也是有影响的。比如人浮于事、只开会不作为、只抓眼前一件事表示吸取教训而不日常全面系统监督检查行业的所有问题的行政方法，使得一些部门过于强调人手不够、懒得日常去检查监督食品生产加工，于是“瘦肉精事件”、福尔马林泡鱼干、工业盐腌制泡菜、“三聚氰胺牛奶”、劣质米冒充优质米等现象惊现中国各地。如此，人民实在难以感到幸福。

另外，有法不依、人情执法、权利执法、假公济私等行政执法现象让人们失去了公正与正义的幸福感。英国哲学家、大法官培根对执法不公的危害，有过形象的比喻。他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社会危害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那么，我们也因此可以这样进一步推演：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会污染中国人民的幸福之源。中国人从来是不患穷而患不公的。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社会诚信、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进步。

正是看到了体制带来的巨大问题，在本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第一个问题就直指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说：“我认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

甜蜜的恋人搭乘通向幸福的列车穿梭于城市之间。足 奚/摄

高层领导的确从思想上和行为上都体现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为民、为民谋幸福的执政理念。他们为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选择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把为人民谋幸福、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许多条例写到了《政府工作报告》、写到了“十二五”规划里。在“十二五”期间，要使社会更加发展进步，使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一步得到改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使人民生活感到安全，对未来充满信心，并特别强调减缓GDP数字的上升，强调经济质量，强调GDP与收入GDP、幸福GDP同步增长。温家宝总理的幸福目标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正是本届政府注重国强民富，关注国民在全世界的安全，因此在埃及动乱、利比亚骚乱之际，在那里的中国人才能依托祖国的强大乘坐政府派出的包机顺利回国。海外华人一回到祖国就感到分外的幸福，这就是强大祖国的安全感、安定感、归属感、向心感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更是本届政府给人民带来的幸福。随着各项工作的落实，人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幸福感。

经济和非经济因素都会影响国民的幸福感的。因此我们说，创造幸福，政府的力量不可小视；政府不是没有顾及人民的幸福，而是从执政宗旨、执政理念、执政规划中都在不遗余力地为民谋幸福。政府不是没有看到使人民不幸福的那些事情，而是看到了并且在行为上正在脚踏实地地改进着自己的工作。

有了这样的目标、这样的理念、这样的决心、这样的政策、这样的行为，如果政府又能从体制层面上去根本地解决各类现存问题，我们能说中国人的幸福不会来临吗？还为期尚远吗？不！我们看到了幸福正走近，我们听到了幸福正在敲门！